壹

這兩天朋友圈又被刷爆了，主題無外乎三個字：美聯航。（什么？你以為是白百何？！抱歉，咱倆不在一個圈，不過我不介意你私信跟我講講這個故事。。。）

（上圖來自網絡，這個水印是自動的我不知道怎么去掉，望高手指點。。。）

事件的詳情想必大家都有所了解，這里我就不贅述了。相信大部分朋友們看到這個事件，也和我一樣出離憤怒。我們不禁要問：United Airlines，你到底聯合的是誰？報道剛出來的時候，我的第一反應是：中國人在美國真TM不受待見！可是，再深入想一想，如果這個事件中被“摔”出飛機的是美國人，我是不是就應該辛災樂禍呢？我的回答是：No。（如果你心中的答案是Yes，那這篇文章你就沒有看下去的必要了，因為接下來的觀點都是基于這個No的回答。）實際上在我看來，這個報道即使只是描述：“一個買了票的乘客因為拒絕下飛機，在沒有過激行為的情況下，被航空公司強制暴力抬出飛機。”從理性上，我仍然會產生憤怒。

貳

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我會有這樣的第一反應呢？仔細思考一下，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報道當中強調的“亞裔”字眼，甚至有媒體直接自我帶入：為什么隨機抽取偏偏抽到的是中國人？！（實際上最新報道已經證實了當事人是越南籍。）媒體使用的這些刺眼的標簽，看上去好像是客觀的，但實際上不動聲色的就觸動了觀眾的情感，讓觀眾不自覺的站了隊，把這個事件的矛盾點從乘客和公司之間成功轉移到了亞裔和美裔之間。如果不仔細想一想，我的理性小人就這樣輕易的被情感小人給打敗了，因為我從“亞裔”這個身份上取得了情感的認同，而理性的認知是需要費腦子思考的。人的本能趨利避害，我們都傾向于付出最少而回報最大的解決方案，所以情感說服比理性說服要來得簡單得多。同樣的原因，你會發現，能使人變懶的發明都不愁有市場。

剛剛提到了，在這次事件當中我們看到更深一層次的矛盾點在乘客和公司之間，或者進一步推廣到消費者和商家之間。我們看到這個事件，難免擔心自己做飛機時也會遭遇到這樣的“待遇” 。可是這個事件中我的憤怒點真的是來自于“消費者”身份和“商家”身份的對立么？且不談很多人的身份是不斷在“消費者“和”商家“之間切換的，就說前兩年的”高鐵占座哥辱罵乘務員事件“吧。占座哥作為消費者購買了一等座的票非要坐到商務座不肯走，乘務員合理勸阻卻遭辱罵。在這一事件中，我同樣產生了憤怒，這次的憤怒點產生在消費者身上。占座哥付出了一等座的票價義務卻意圖享受商務座的權利，這是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顯然是過錯方。可是造成的結果卻是過錯方對非過錯方施加了懲罰，這違背了我心中的正義。這里的過錯，和身份沒有半毛錢關系，僅僅跟我心中的合理性乃至正義感有關，這或許才是真正的矛盾點。這兩個事件讓我產生憤怒的原因，都是因為過錯方違約在先，卻在協商過程中使得非過錯方遭受了不該遭受的懲罰。而跟身份地位無關的意義在于：這個標準在我心中是普適的，不會因為我自己處在消費者的位置就用有利于消費者的標準，同樣也不會因為某些情景下我處于商家的位置就換一套評價的標準。

叁

看到這里有些人可能會誤把正義與道德等同。我在這先澄清一下：每個人的正義標準是不一樣的，而本文中提到的正義，是我個人心中的最低標準：理性標準。亞里士多德講說服模式分為道德（ethos），情感（pathos）和邏輯（logos）。我們常說的倫理道德，可以簡單理解為ethos的子集，而理性分析和批判性思維隸屬于logos。【打住！說好的科普型段子手，拽這些zhuangbility的概念到底要鬧哪樣！】我們就用火車票的例子來說明這三者的區別吧。

比方說我購買了一張臥鋪票，合理合法的獲得了票面鋪號的短期支配權。這時候中途上來了一位白發蒼蒼的老爺爺，拎著大包小包，手里卻緊緊拽著一張站票。大概是因為我長的太帥，他好巧不巧的就盯上了我的位置，向我訴苦意圖說服我讓座。這時候可能出現三種場景。

場景一：我有該鋪位的支配權，所以讓不讓位是我的權利而不是義務，我體內的邏輯小人站出來，告訴我這里的沖突點在于我的權利和他的欲望，我沒有理由放棄我的權利來滿足他的欲望。于是我合理合法的拒絕了他的請求。在我看來這符合理性標準的正義，只不過造成的結果是：我開心滿意，繼續睡我的大覺；老爺爺既不開心又不滿意，也沒地方睡大覺。但是客觀上我們雙方都沒有造成損失，也無過錯，不應有誰受到懲罰。（至于他會不會慫恿別人來攻擊我，不在我的考慮范圍內，因為我以理性為標準。）

場景二：我雖然知道我有鋪位的支配權，但看到老爺爺年紀這么大了，路途這么遙遠，同情心泛濫，又想想我占著鋪位可能也只是玩兒手機不睡覺，干脆坐在車廂頭的插座旁邊來一局猜歌游戲（打卡的同學都懂的）。于是情感小人站起來一拳把邏輯小人打暈了，我就這么答應了老爺爺的要求，心滿意足的去玩手機了。這樣的結果是：我開心滿意，不過不能睡大覺了；老爺爺也開心滿意，并且還有地方睡大覺。客觀上老爺爺得到了好處，而我卻造成了損失。理性上我的損失應當歸咎于老爺爺的過錯，所以老爺爺應該得到懲罰：彌補我票價的損失。當然反正我情感上開心滿意，可能會放棄獲得賠償的權利。

場景三：這一次情感小人和理性小人達成了一致，我不想也沒有義務去讓位。但是道德小人不知怎么滴就蹦出來了。道德小人很強壯，他輕松打敗了情感小人和理性小人，最終取得了勝利。我們順帶說一說道德小人為什么這么牛逼。簡單來說，因為道德小人有很多同伙，他們會從老爺爺、圍觀的叔叔阿姨、甚至在給弟弟妹妹讓梨的小盆友的眼神中向你的道德小人傳遞能量，使得他手中握著的不是拳頭而是悟空的元氣彈。而情感小人又是一個墻頭草，他看到圍觀群眾的舉止之間透露出的敵意，想想堅持不讓位可能面臨的是千夫所指顯然是開心不起來了。于是他不用打就自動叛變，幫著道德小人干掉了理性小人。最終我滿不樂意的答應了老爺爺，造成的結果是：我既不開心又不滿意，更不能睡大覺；老爺爺開心滿意又有地方睡大覺。而客觀上老爺爺得到了好處，我遭受了損失。這一次我不開心，情感上也不希望放棄獲得賠償的權利，但看看路人的眼神，只有默默的憋了回去，加重了我的不開心。

叁

第三種場景年輕的朋友非常熟悉吧，正是我們俗稱的道德綁架。在這三種模式中，如果道德占據上風，實際上我們讓位的權利變成了義務，并且大多數時候是違背了自己的意愿的。為什么呢？因為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滿意了他人意味著損害了自己。而我們這一代，正是自我意識訴求在日益增加的一代。（實際上準確的說，我們的自我意識訴求并不比前輩們強，只是我們敢于承認自己有自我意識。關于這一點，我強烈推薦大家讀一讀《巨嬰國》這本書。）因此，這個模式得到的認同越來越少，關于道德綁架的控訴也越來越多。

那么有同學就說了，第二個模式不是挺好么？確實不錯，不過你能開心的前提是你在付出中得到的快樂實際上大于給你帶來的損失。我們說了，情感小人是很善變的，跟我們息息相關的每一件事都可能影響到他的選擇。要是手機沒電了又沒有插座，快樂就減少了；要是把錢看的太重，悲傷又泛濫了；要是身心疲憊困意十足，同情心也未必管用了。當然快樂和悲傷的界限不是絕對的，所以圣人們總教導我們修生養性，克制欲望，其本質就是降低快樂的門檻，提高悲傷的閾值。實際上作為火車臥鋪的常客，我確實遇到過幾次類似的情況，我都選擇了讓位。有時候挺開心，有時候不開心就給自己找理由讓自己開心。在他人眼中，或許結果和道德上的正義達成了一致，從而我獲得了道德高尚的評價。

但我這么選擇僅僅是因為這個鋪位的使用權對我而言，在這幾次讓位中不是那么重要而已，這并不是每次都一致的，也不是對每個人都一致的。很多時候我們的權利在我們眼中比別人的欲望更重要，或者說失去權利給我們帶來的損失我們無法接受。注意我始終強調這是我們的權利而不是義務，如果不想放棄而放棄，那就不叫權利，從而也毫無正義可言了。甚至有的時候有時候我們的權利會和別人的權利發生沖突。比如美聯航事件。如果事件不出現”亞裔“，不出現”暴力“，可能輿論并不會像現在這樣一邊倒，總有人會站出來說：這一個乘客賴著不走，飛機不能起飛，不是侵犯了別人的權利么？問題在于，這個權利沖突的過錯方并不是這個乘客，為什么卻要他受到懲罰（不是暴力懲罰，而是放棄掉在這次事件中對他而言很重要的座位支配權）呢？我的觀點是：大多數人的權利和利益，可以讓我放棄與之沖突的欲望，但不能讓我放棄與之沖突的重要權利。道德也僅僅是用來說服自己放棄次要權利的工具，而不是用來迫使別人把放棄權利轉變成履行義務的枷鎖。

試想這么一個場景：在窮鄉僻壤之地，有這么一個小山村，村里沒有一條像樣的公路。村長一心想著帶領大家擺脫貧困，所以打算集資修一條公路。大家都知道要想富先修路，修路對全村老少而言長遠來看都是好事兒，可集資修路需要的錢不是小數目。村里的代表開會討論決定大家克服一下均攤費用，村長帶頭出雙倍。可是村里的王老頭，能拿得出這些錢，但死活不肯出。別的村民覺得憑什么他可以不出我們非得出呀？所以紛紛表示老王出了我們就出。于是村長以人民的名義強制征收，在爭執中老王不幸去世。但最終錢到手了路修好了村里慢慢富起來了。

老王在事件中顯然是無過錯方，只不過是不愿意將放棄割舍不下的權利當做自己的義務而已。你覺得村長這強制征收正義么？可能你還會回答正義。可是當有一天有人以大局的名義要求你犧牲你自己看重的東西，包括工作、財產、住房甚至生命的時候，你不樂意，他們就強制執行，你還會覺得正義么？

如果這個村長就是你敬愛的李達康書記，你又如何評價呢？從小到大，我們太習慣于用簡單的“好人”和“壞人”這兩個標簽來把人分成不同的身份，但現實并不是這么簡單的二元世界。下次“東”拉西扯欄目，再和大家分享分享東哥眼中的達康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