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我一個好友向我講述了一件極為有趣的事情，這件事普通之余又令她尤為煩惱和困惑，甚至一度質疑這個世界的善良和自己的認知。而我在聽完之后，感到這個事件所牽涉到的所有人都極為有趣和可愛，所以想要再用文字的形式叨一叨：
我這位好友一直都有加入了一個“心理咨詢室”，擔任“心理咨詢師”的職務。隨著她所接待的來訪者越來越多，她自己所產生的困惑也越來越多，這種困惑讓她開始感覺到她面對來訪者有一種深深的無力感，她并不知道應該怎么做才能更好地幫助對方。所以她開始審慎思考自我和接待來訪者的事情。她開始深感自己需要自我成長。但是心理咨詢師的自我成長很多時候是需要專業性的指導的，也就是她開始意識到她需要一個專業的督導的指導。
但這個“咨詢室”自身是沒有配備督導的，所以她開始向周圍自己熟悉的“咨詢師”談述“她想要督導”這件事。
在這個過程中，不知道是否是她在向周圍人反應這件事的時候，別人的回應給她產生了錯覺，抑或是其它情況的意外發生讓她漸漸地越來越篤定“讓心理咨詢室請專業性的督導是非常迫切的事”。于此她就開始計劃謀求“讓心理咨詢室請督導這件事”，理由是“大家都非常需要，只是以往不敢啟齒和明確提出要求”，而她又是一個敢作敢為敢擔當的人，所以她就決定犧牲她自己來做這件事，只要大家附和她的反饋，她就覺得這件事成功的機率極高，甚至達百分之九十。
于此她開始向上反饋，向上層的負責人實名反饋。
可是上層的負責人得到反饋后，因為職責所在，所要考量的事情更多，于是先決定開一個會議，詢問過所有人的意見，考量這種情況是否屬實后再作打算。
但令我的好友尤為驚訝的是：在開會的時候，其它咨詢師的意見是極為平淡，甚至不曾表達出其它的意見和想法。而且在這其中，還有“并不想要申請督導”的真實想法的存在。就這樣，負責人就在考量過后，感覺“請督導”的需求并非如同我的好友反饋的情況一般，所以也就擱置了這件事。
這一切的結果都令她尤為困惑：為什么其它人的態度在她的認知里前后相差如此之大？為什么明明可以做成的事情，他們卻要在成功的時候將它搞砸？她至今未解，甚至開始懷疑這個世界。
待她向我講述了這件事之后，我第一反應就是感到有趣，但見她怒氣上頭，我也沒好意思多說什么。（因為那時的她不過只是在為自己的怒氣尋找一個出口，而我當時就是那個出口而已。如果我在那時做了別的角色，反倒會讓她將怒氣遷于我，那也并非是我所愿的。）
可在我看來，這件事令她十分痛苦的原因，其實真的并非如同她在怒氣上頭時所想的那樣，是因為“這個世界不善良”、“周圍人的不進取”、“管理制度的死板”、“負責人的官方借口和理由”等。
而是，她在向周圍自己熟悉的人反應自己的欲求的時候，她漸漸地將自己的需求與他人片面的回應聯系在了一起，于此就成功地把“自己迫切地需要督導”這一個個人問題等同于“大家都迫切地需要督導”的群體性問題。
而這個群體性問題是否真實存在，她并沒有向每個人核實求證。她只是以自己的經驗認知，以及心理學專業的學習經驗認知，來斷定“每個心理咨詢師都需要督導”。而于此同時她還將自己的需求的迫切程度等同于大家的迫切程度，所以她在向上反饋的時候極為重視，也保持著一種“我在為大家謀福利”的正義姿態。
也就由此，才有了在獲知大家真實的反應之后，她尤為驚訝，也尤為不解。
可是若她從最開始的時候，能夠做一個全面性的詢問調查，就會發現大家面對于“請督導”這件事的態度是不一致的。那樣她就不會以解決群體性問題的姿態去看待之后產生的所有問題，也不會把自己當做“沖鋒者”，以為大家或多或少都會以她所認為是他們的需要的立場來對她表示支持。而在發現所有人在保持“中立”，甚至有的還站在她的對立面的時候，倍感失望，感覺“自己的好心被狗吃了”一般。
我這位好友聰明有趣，又善良可愛。覺得自己如果要做任何好事，都不應該留名，所以也便不應該讓大家知道是她所為，溝通太多只會讓她的原則得以破壞。就是這個“為大家謀福利不應該留名”的原則，讓她對這個世界產生了懷疑，甚至感到“世界對她充滿了惡意”。
“做好事不留名”這一個原則，不得不說真的是一個極為高尚的品質。而我也對她一直保有這個原則的做法表示欽佩和仰慕。
但這個原則能否實現，是有一定基礎的：你只有確保這件事情的達成是真實符合對方的需求的時候，才能保有“好事”的定義。否則，若未曾經過證實，只是一味地認為“我以為他們需要”就去以“為了他人”的名義而去行動的話，就很容易造成“好心辦壞事”的結果，和產生“好心被狗吃了”的感受。
而這一切，其實都不過是源于“對現實的認知不夠準確”這一個因素罷了。
但我此文也并非要批評我這位好友的做法，我甚至還非常欣賞她這種當要解決自己的需要的時候，還會主動為他人解決同樣的需要的行事原則。
只是很多時候，每個人因為自身的緣故對同一件事都是會有自身的考量，而抱有不同的想法和采取不同的行動的。若未能考查證實，就斷定自己所認為是別人的需要是別人真實的需要的話，就極為容易產生誤會，徒增煩惱，甚至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