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在說到“意義”時，似乎有兩種用法。比如，歷史書上寫波斯戰爭的意義，有一條是，“促進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打個仗，死那么多人，當時誰也沒想著要去促進文化交流，但后人一看，這卻是這場戰爭的意義。再比如，發明鐘表的人，多半想研究制造一種記錄時間的工具，但它對于人更深遠的意義在于它能夠幫助人擺脫自然的約束。從以前的看天行事，天亮起床，天黑睡覺，到后來可以看著時間規劃自己的一天。我想說，這些東西確實是意義，親身參與那些活動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會產生哪些影響，結果，后人一看，“意義”重大的不得了啊。
而在另一種情況上，我們有時對沒發生的事情也講其“意義”，但這里所說的“意義”與上文所講并不相同，我將其稱作在假設條件下的意義。最常見的是做某個研究的“意義”。在研究開始前，就要闡明這個研究的重大“意義“，在申請項目經費時則更是如此。奇怪的是，事情還沒發生，怎么就來了意義？這個時候，所謂的意義是在一種想像條件下得出的 。即，這個研究如果成功了的話，便既能解決A，又能解決B，還能推動C……。對研究不成功的情形，常常避而不談。當然，少數人也談研究不成功的意義，但多半是那些性子執拗的研究者，要告訴別人，“這個研究沒成功的話，我會得出這條路徑不可行的結論”，這話聽起來一方面像是給自己鼓勁，另一方面也覺著是真切的熱情。
回到這兩種意義的區分上，我想說的是，后者所謂的意義，更像是個目標。意義往往是對“木已成舟”的事情進行評價，目標則是射箭之前的靶心。一個在事后，另一個是事前的預想。這種預想的“意義”當然也可以激勵行事者本人，但過分看重這種預想的“意義”則會導致很多問題。比如，好奇的東西因為沒有找到那個預想的“意義”而得不到支持。再比如，沉浸在這種預想的意義中，容易讓人自我感動而忽視客觀的規律，有種用“意義”洗腦的感覺。一個充滿了預想的“意義”的社會環境中，本身也不那么純粹。外行人問你為什么做這件事情時，回答一句“我喜歡”比起滔滔不絕地回答其“意義”，既干脆且利落。當然，內行人不會問這么大且寬的問題。
也因此，對那些沒發生完的事情，問其意義，多半這問題本身就不那么有意義。像是問，“為什么要學習啊？”，“為什么要讀書啊？”，我到是覺著反過來問可能更好玩，“為什么不學習？”，“為什么不讀書？”。“學習是為了以后會有更好的生活”，那學習時的這段生活呢？干嘛非得找一個“意義”將現在的生活定位在為未來做準備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