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周游列國是其一生的重大事件。他自述“三十而立”，即三十歲時立定了自己的人生觀、世界觀，有了對天下一些重大事情的看法，積極投入政治活動。由三十到七十三歲去世的四十多年中，十四年的周游列國占去三分之一時間。再以孔子與各國君主接觸，宣傳和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來說，又是聯系最廣、影響面最大的一段時間。為此，對孔子的這段歷史有必要仔細辨析。對此略抒淺見于此。
1、周游列國的原因
魯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五十五歲的孔子，拋棄魯國三公之一——大司寇的高位，帶領弟子們到魯國之外周游。為什么?應有四個原因：
一為“送女樂”事件。在此前不久的夾谷之會上，齊國要用武力攝服魯國，當時身為相禮的孔子，用周禮作武器，拙敗了齊國的企圖，在國內威信大增，齊國為此憂慮，于是齊景公采納黎鋇的建議，向魯國送去八十名嬌艷的舞女和一百二十匹身披著錦繡的馬，陳列到魯國稷門外。孔子知道魯君如果收下便會驕奢淫佚，不理政事，堅決反對收下。執政大夫季桓子卻主張收下，魯定公礙于面子，不好馬上說收，卻以巡視為名，到稷門看了三次，后來收下了。孔子憤怒地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孔子認為這樣一來舞女腐蝕國君，當政的“小人”進讒言，魯國政治不會清明，自己的理想不能推行，故而離開。
二為“失膰”事。孔子要馬上離去，弟子們說魯國就要祭天了，按照舊制國君祭天時的膰肉，要在祭后分給大臣。弟子們請他再等幾天，說如果送來膰肉，說明國君還器重您。孔子為此等了三天，也未見人送祭肉來，便知道魯國國君對自己失去了信任，才決定離開。為什么出現這種情況呢?重要的是第三個原因。
三因孔子主持隳三都的事件。當年季桓子的家臣陽虎在魯國叛亂，孔子態度明朗地反對陽虎，魯國的執政大夫季桓子認為孔子和自己政治觀點一致，便請魯君任命他為中都宰。孔子治理中都一年，成績突出，又不斷擢升為司空、大司寇。孔子一旦大權在握，便開展了維護魯君利益、削弱大夫勢力的“隳三都”活動。他先向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三家說：依照周禮，“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三家的家臣分別占據三地，城池大，勢力大，嚴重威脅到三家的利益。以此為由出兵拆除了叔孫氏的郈城，在對季孫氏費城的攻擊中，遭到強烈抵抗后，才勉強拆除。當要拆到孟孫氏的郕城時，孟孫氏的家臣公斂處父堅決反對，孟孫氏回味自己的家臣公斂處父對自己忠心耿耿，并未威脅到自己，原來孔子拆郕城的矛頭是對著自己。郕城沒攻下來，三家卻醒悟過來，三家大夫意識到孔子隳三都的主要目的是削弱來三家大夫的力量，孔子和自己并不是一家，所以在魯君面前屢進讒言，把孔子擠走了。
四是孔子為實現自己的抱負而走。孔子一直懷著仁政德治的治國理想，幾年前在中都小試鋒芒，取得成功，加強了信心。當上大司寇后，在夾谷之會上為“相”時，取得成功，更信心勃勃，才敢于觸動三家大夫，展開了隳三都的活動。一旦被排擠，認識到魯國非實現自己政治理想之地，于是另辟蹊徑，另找出路，到別國試試。他認為憑著自己的本領和威望，不信干不出一番事業來。于是便決心帶著弟子們到魯國之外發展。這便是孔子周游列國的原因。
2、周游列國的目的和結果
人們提起孔子周游列國的活動，往往重視“周游”二字，即到各國游歷，其實不然。孔子及其弟子一行，十幾年來在外面的活動，不是去游歷(今日習稱旅游)，不是去游山玩水，不是到處觀景。也不是一個國家或一級政府派出的代表團、考察團，而是一個有著明確政治目的的政治集團。一個以孔子為首，帶領一批弟子到各國去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希望到某一國家施展自己抱負的政治集團。他們在各國的活動，都是一些政治活動。
孔子遠大的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達到世界“大同”。其近期目標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他認為現實社會應該和魯國大夫專權的現實不一樣，“政不在大夫”。他十分自負地說：如果有人用自己的主張，幾個月就可使這個國家變樣，三年就能大見成效。當子貢向他問起一塊美玉是藏起來好，還是找個識貨的主賣出去好時，孔子不假思索地回答：“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實際上孔子在各國的一些活動都是在推銷自己。為了從政，他帶領弟子們由北方跑到南方，由這國跑到那國，為了達到從政的目的，他不惜面見社會上反響不好的衛國南子，甚至連背叛晉國的佛肸對他召喚，他也“欲往”。盡管他相信自己“不緇”、“不璘”;有信心改變壞人，不與壞人同流合污，打算用各種不同的手法爭取壞人，改造壞人。千方百計要將自己的政治抱負在各國施展，這就是孔子率領的這一政治集團到處周游的目的。
盡管孔子一行棲棲遑遑，到處尋找從政治國的機會，卻一直未能如愿。原因何在?這涉及到對孔子此人的基本估價問題。
孔子所處的春秋末年，是社會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的時期。各國的奴隸主政權岌岌可危。奴隸主們為了生存和延續統治，敲骨吸髓地對廣大奴隸剝削壓榨。其實，剝削壓迫越甚，奴隸們反抗越厲害，各國奴隸制的統治越不穩。孔子，這位出身奴隸主家庭，一生忠君尊王，即忠心奴隸主服務的奴隸制思想家、奴隸主的代言人，想的卻比各國奴隸主更深些，更遠些，但卻不切合實際。他認為如果奴隸主對奴隸放寬剝削，讓他們吃飽穿暖，如果承認奴隸們的人格，不任意役使、買賣、殺戮、殉葬，奴隸們就不會反抗了。奴隸制就可延續了。于是他所到各國均宣傳仁政、德治，大量舉出先王寬民、愛民的例子，對違背禮制的人鞭撻、斥責。他認為這一劑良藥，足可治奴隸制衰亡的頑癥。殊不知慣于殘酷奴役奴隸的奴隸主本性不改，人家不用他。他反對的那些爭權者——各國大夫，正是各地反對奴隸制的力量，更對他不客氣。所以孔子所到之處，大多是國君以禮相待，但不用他的主張。像宋國司馬桓魋那樣的人，與他的主張本來敵對，當然對他更不能容了。這就是孔子周游列國到處不被任用的主要原因。
3、孔子周游列國的收獲
在孔子率領弟子們十幾年的周游列國中，由于當時的歷史條件，他們沒能達到預期的目的，但十幾年來對外活動也有不少收獲。
其一，孔子及其弟子們十幾年，到各地進行了廣泛的社會調查。通過到各國與各階層人們廣泛接觸，實地了解到各國的民情、國情，對于孔子思想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不少作用。學界一般認為孔子早年重禮，晚年重仁，就與其周游列國、廣泛調查有關。六歲便“陳俎豆，設禮容”的孔子，早年習禮有成，曾被譽為魯國最懂禮儀的人。孟僖子臨死前對兒子說：因為自己對周禮不熟悉，難以擔當大任，“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孟僖子臨死前托孤讓兩個兒子向孔子習禮，此后不久，孔子率弟子南宮適等到周都洛邑觀禮樂。他多次強調禮樂治國，認為禮是最大的事。經周游列國，到處了解些國情民情后，其思想則逐漸向仁德方面轉變。如孔子歸國后，季康子向他問增加田賦的事，他不回答，就是心中反對。冉求幫助季氏聚斂，他大發雷霆，“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子路問君子，孔子接連回答“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對鄭國的子產，更贊揚其“養民也惠，使民也義”的好思想，好作為。這些主張大都是在周游游列國時，多次實際見到民間疾苦的反映。
社會調查還包括了解各國的國情。從各國的歷史、到各國的現狀。從這些具體實例中吸取經驗，汲取教訓。在他對各國歷史人物及當時人物的評價中體現出他的思想。如衛靈公雖本事不大，道德不高，但用了幾位賢才就能保住“不喪”。陳湣公對他的主張比較支持，但孔子考慮到陳國國小民貧，又介于大國之間，不敢在陳國有所作為等等。
第二個收獲就是周游列國中又收了一些弟子，在現實中對弟子們教育，與弟子們交談中，豐富了他的教育思想。
另有一個重要收獲就是到處播撒仁德思想、惠及各地民眾、從而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使孔夫子名揚各國，甚至有人把他奉為驚醒世人的木鐸。
作為孔子一生中重大事件的周游列國，并沒白白浪費了十幾年，而是有了一些實地接觸、考察社會的機會。這對孔子思想的形成，對這位文化巨人的鑄造，顯然起著重要作用。
4、周游列國的路線
關于周游列國的路線，多年來人們依據司馬遷的記載，似乎已經定型，其實許多地方還有商榷的余地。
(1)司馬遷的主張
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利用太史公的優越條件加上自己超人的努力，寫出了史學名著《史記》。把孔子當作諸侯卿相一樣對待，寫出《孔子世家》。這篇文章分兩部分，前面按照時間順序記述了孔子的生平，后面部分對孔子的事跡進行了重點補充。
1984年匡亞明教授著《孔子評傳》時，把“孔子生平”兩章交給我寫。寫出初稿后，我依照《史記》畫出了“孔子周游列國圖”。2003年地圖出版社出版我的《孔子歷史地圖集》中，又收入書中，這便是目前流行的“孔子周游列國”圖。
“孔子周游列國”圖的依據是《史記·孔子世家》中提供的線索。即孔子一行由魯國出發，西行先到衛國。在衛國到了匡、蒲，又折回衛國，然后西行渡黃河，未成，折回后南下曹國，到宋國。宋人伐木后，西行鄭國，離開鄭國東南去陳國。離陳經上蔡到楚國的負函。回來時，由負函北回陳國，再北行到儀，遇儀封人，再北上蒲，贊揚對仲由“治蒲三善”。然后回到衛國，被季康子接回魯國。
(2)周游列國路線圖的疑竇
據有人統計，記述孔子生平的年譜、年表等不下170種之多，重走孔子周游列國路的人，據我所知，也有好幾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曲阜文管會項春生走過一次，攝影后辦展覽。日本學者井上靖走過，為了寫《孔子》。九十年代大陸與臺灣記者、學者走過一次，兩岸作了報道。遼寧孟憲彬走過一次，寫出《孔子周游列國志》。上海錢鈞華走過一次，寫出報告文學著作《跟孔子周游列國》。他們走過一遍，各有成果。歷史上漢代王充，清代崔述及現代學者錢穆，對周游列路線都曾提出過不少懷疑。曲阜師大陳東教授近年來對路線問題，曾提出許多質疑，對人也很有啟發。
人們通過司馬遷等人的記載，知道孔子一生曾三度出國。第一次是收下孟懿子、南宮敬叔兩名貴族弟子后，請求魯昭公給了車馬，西行到洛邑問禮于老聃，問樂于萇弘，觀周明堂，這次出國時間很短。第二次因魯國季孫氏斗雞事件，趕走魯昭公，孔子尾隨至齊，約二、三年的時間。此兩次均在孔子三十多歲時。第三次是從五十五歲到六十八歲，即所謂“周游列國十四年”。《呂氏春秋》曾夸大其詞地說“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余君，委質為弟子者三千。”司馬遷《孔子世家》中則只記他們到過衛(包括匡、蒲)、曹、宋、鄭、陳、楚六國，不像《呂氏春秋》說的聲勢那么浩大。具體說來，有下面一些疑竇。
第一，十四年中，孔子是否回過魯國?
《左傳》記魯定公十五年(前495年)“春，邾隱公來朝”，與魯定公收授玉器時，各不依正式禮儀。子貢說他們“皆有死亡”。果然過了兩個月，魯定公死去，孔子說：“賜不幸言而中”。孔子不在魯國能知道這么具體?能果斷地下這么肯定的結論?《國語·魯語下》載：“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查《左傳》卷五十七，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攜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三月，越及吳平”。此哀公元年是公元前495年，這一資料證明孔子此時尚在魯國仍有大夫之職。依傳統說法，此時孔子已出國兩年。
孔子是被迫出國的，走以前戀戀不舍，“遲遲我行”，吟詩明志，對故國留戀之情溢于言表。況且妻、子都在魯國，有些弟子(如顏路、曾點)等在魯國也有些影響。走以前他并沒與當權者當面沖突，俗話說大家都沒撕破臉。當他們在外走投無路時，不是不可能回去的。
還有一點，孔子回國前三年，妻子并官氏死去。依照一般的規矩，他兒子孔鯉應及時向父親報喪，孔子應及時趕回去。《說苑·正諫》中講了一個故事：丘吾子因為外出親亡，未及時回去，是一大錯，并為此自刎。孔子還說“弟子記之，此足以為戒也”，于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當然這是個寓言，但卻說明孔子許多弟子跟隨他長期在外，為了不違背“父母在，不遠游”的精神。親喪應該回去。弟子們如此，并官氏死去，孔子卻不回家奔喪，如何講得通呢?
第二，孔子幾去齊國?
在孔子三次出國的第二次，去了齊國。這時的事跡有：齊景公問政，孔子一次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次答“政在節財”。還有在齊聞韶，齊景公欲授尼谿之田，晏嬰反對等等。這時孔子三十六、七歲，公元前516年。但又一則材料卻無法解釋。《論語·微子》記：“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齊景公在位時間為公元前547—490年，共五十八年。堂堂一個大國之君對三十七歲尚未出仕的孔子(孔子五十多歲才任中都宰)不可能以季、孟之間的標準待之。此時齊景公才四、五十歲，也不可能自稱“吾老矣”。這段話應該是齊景公晚年，孔子成名以后的事，應該是孔子再去齊國的事。
《史記·孔子世家》記孔子生平時，為“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吏，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蓄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于齊，逐乎宋、衛，困于陳、蔡之間，于是返魯。”是說孔子當了司空后(至少是五十二歲以后)先去齊、再去宋、衛、陳、蔡的。
戰國時的《莊子》中也有記載。當他假借盜跖之口，斥責孔子時，說孔子“再逐于魯，削亦于衛，窮于齊，困于陳蔡，不容身于天下。”此“窮于齊”時間上也夾于衛、陳之間。《孟子·萬章下》中萬章向孟子提問孔子的事時，也把齊放到衛后。上述資料都不是孔子三十多歲時先去齊國所能解釋得通的，只應理解孔子不止一次去過齊國。
齊國在東，衛、宋、陳、蔡在西。從齊到衛，或從衛到齊，都一定經過魯國。魯國是孔子自己的父母之邦，盡管他在此一度不得意，但也不致于幾過家門而不入。由此又可推知孔子周游列國時，不是沒回過魯國。
第三，孔子幾去宋國?
孔子是宋人，宋國的栗(今河南夏邑)是孔子的祖籍。多次出國的孔子，難道只去過一次宋國?還被司馬桓魋趕的狼狽逃走?應該不是這樣。二十年前，我和河南夏邑及國內的學者研討過孔子祖籍問題，當時我們認為孔子一生中至少三次到過宋國。
孔子早年習禮、演禮，以知禮、懂禮著稱。《禮記·禮運》記：“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得夏時焉;吾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孔子到杞考察夏禮，收獲不大，卻得到夏時歷法之書。孔子到宋考察，對殷禮收獲不多，卻得到《坤乾》，即陰陽卜筮之書。年輕的孔子涉世不深，到了杞國及祖籍宋國，自己說沒得到更多的文獻，卻得到夏時和坤乾，從這里卻看到陰陽的功能和禮的區分等次，并由此推衍出禮的演變道理和周轉程序，其實收獲并不小。
孔子并未為早年至宋“觀殷道”滿足，長大后，他又一次到宋，《禮記·儒行》記孔子說自己在“少居魯”后“長居宋，冠章甫之冠”。“章甫之冠”是殷人的禮帽。他不會只戴殷人的帽子，而是學習和演習殷人的禮儀。學習、考察后，得到的結果是“吾學殷禮，有宋存焉。”殷禮是什么?古籍未記清楚，但《史記·宋微子世家》中記周武王與箕子對話中卻可見出端倪：
“天乃賜禹鴻范九等，常倫所序：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微，九曰向用五福，民用六極。”
這是上天賜給禹九種治國安民的大法。它是箕子對武王說的話，實際上正是孔子考察殷禮后得出的結論，司馬遷托箕子之口記下的。《論語》中明確記載著孔子說：“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通過到宋國學習，孔子了解些殷禮，在宋國盡管所獲不多，但“其損益可知也”，自己也可在了解殷禮的基礎上進行增加或減少。
孔子的夫人并官氏(傳為亓官氏，誤。本人考證應為并官氏)，宋國人，應該是孔子早年到宋國考察殷禮時認識或別人推介的。依照《禮記·昏義》，婚禮前應該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幾個步驟。一向明禮、重禮的孔子，做任何事情，均“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孔子不能不遵周禮，結婚前應有這一些手續。“納吉”應在祖廟進行，“少也賤”的孔子在栗不可能有祖廟，在夏邑卻有個“還鄉祠”。如果理解成當年孔子在夏邑還鄉祠行“納吉”之禮，在宋國結婚或迎娶，至少又一次到過宋國。
當然，還有孔子周游列國時，宋人伐木那一次。
總之，孔子一生中觀殷道、學殷禮、行迎親禮、與弟子習禮，在宋國做了四次有關禮的事。直到臨死前，他還說“丘也，殷人也”。臨死前“夢奠兩楹”時，也“夢坐奠兩柱之間”(東為夏人，西為周人，中為殷人)再次申明，“予始殷人也。”
第四， 孔子幾去陳國?
《史記·孔子世家》記“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左傳》哀公二年(前493年)記“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孔子依理推測，魯國失火，燒了祖廟，只能是桓公、僖公的。此文證明孔子周游列國前去過陳。
再看另一則資料。《國語·魯語下》記：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努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以華如之館問之……”
孔子解釋：這是古時肅慎國貢獻來的楛矢，周王贈給先王之后及功臣勛戚，在陳國庫內還能找到。陳惠公在位時間在公元前532-506年，此時當孔子21歲―47歲之間，還未周游列國，依陳惠公在位的最后時間算，也還有七、八的時間，兩者顯然不是一回事，只能理解孔子周游列國前也去過陳國。《孔叢子·嘉言》記陳惠公時為修陵陽臺，工未成已死多人。孔子去后，對陳惠公講起愛惜民力的道理，陳惠公赦免了三名監督修臺的官吏的罪。孔子九代孫孔鮒書中寫的這一故事，又是在孔子周游列國之前。足證孔子去陳國并非一次。
第五， 孔子是否經過曹國?
對此問題，陳東教授認為未到過曹國。十四年中孔子既然有幾次可能回魯國，由魯至宋不會經過曹國。他認為司馬遷系沿襲孔安國的錯誤推斷而來。孔安國把《論語·衛靈公》中“靈公問陳”及“在陳絕糧”兩章看作一章，把兩者聯系起來，在《論語注疏》中說：
“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
兩章合到一起，便給人以自衛直接赴陳的印象，而自衛赴陳，必須經過曹國和宋國。于是便出現了孔安國繪制的由衛至曹，由曹至宋，由宋至陳的路線圖。因“過曹”無事可述，孔安國只推說“曹不容”。司馬遷在這里又加上個“曹定公卒”(曹定公在位為公元前509-505年，卒時應在公元前505年，此時為魯定公五年，孔子還不足五十歲)。此說矛盾重重，難怪人們提出懷疑。
第六，孔子是否渡過黃河?
《史記》記：
“孔子既不得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孔子“臨死而嘆……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
孔子西行沒渡過黃河，多年來已成定論。但近年來河南的史學愛好者和史學工作者卻用大量文獻及實物等資料證明孔子曾渡過黃河。他們從孔子的《陬操》中得知孔子要去晉國的都城絳而不是太原。去見趙簡子，從衛國都城到絳(今山西侯馬)正是西行。如果去趙簡子的封地太原一帶，則是北行。當孔子“至于河”時，聽到晉國二賢人被殺，便不去了，即回車了。今濟源至晉國都城絳古軹關道上，有一“圣回頭”村，正是到此回車。此村就在黃河邊上，說明此時已過了河。后世在這里建了夫子堂，即紀念孔子在此停留及作《陬操》的地方。濟源學者閆合作、田孝建、李立政的《孔子周游列國渡過黃河考》一文，也說的很清楚。他們的結論是：孔子周游列國時，不但過了黃河，而且在黃河北的鶴壁、新鄉、焦作、濟源等廣大地區都有廣泛的活動。孔子西見趙簡子，就是從黃河北西行，從濟源的古軹關道，到了離晉國都城一百多里的地方。回車后經過濟源三峽夫子堂休息，且作《陬操》，南行至孟州，經焦作，回到衛國。今天在黃河邊上許多地方的一些傳說、碑刻、文獻等許多資料均可證明。
第七， 孔子南行只到負函嗎?
許多研究孔子的書中都記孔子周游列國陳蔡絕糧后，在子貢的活動下，楚王派兵把他們護送到負函(河南信陽)。不久，楚昭王死去，便未再南行，孔子周游列國最南到了負函。但在河南南面的湖北，卻另有記載：武漢市新洲區有著悠久的歷史，周初時封曹俠于邾，創置邾子國。這里有一條孔子河，還有一座孔子山。為什么用“孔子”命名，是有原因的，明《一統志》，清《湖廣通志》都記載：“相傳孔子自陳適楚至此問津。”據傳西漢初年此處曾掘出一塊石碑，上刻“孔子使子路問津處”。淮南王劉安在發掘地建一亭，將石碑立于亭內，同時在孔子山旁、孔子河濱修了孔子廟。即后來的“問津書院”。日后許多碩學鴻儒均來此登壇授業。如唐之杜牧，宋之孟珙、朱熹，元之龍仁夫、吳澄，明之王陽明等。一時名動海內，留下許多不朽之作。例如朱熹晚年曾講學于此，并于南宋慶元六年(1200年)2月8日題詩贈給孔子山廟學：
“蒼顏已是十年前，把鏡回看一悵然。履落臨深諒無幾，且將余日付殘編。”
當地依據古代傳聞，有很多紀念遺址。如顏子港、講經臺、曬書場、坐石、回車埠、孔嘆橋、問津碑、墨池、硯石、田涇石、長沮沖、桀溺畈等。
歷史是復雜的，非親身經歷不會記載詳細(即使親自經歷，有時也難免記錯)，為弄清事實，就應利用各方面的資料予以對照、證實。司馬遷親自到孔子故鄉調查，聽到許多真實材料，如實地記錄下來，對后世留下寶貴的文化遺產。但他只是一人調查，一人訪問。如果鋪開面，更多的人調查，更多的人訪問，肯定能得到更多的資料，更能多方面、多角度地了解問題。河南孔子學會發動全省的力量，廣泛調查，搜集到大批資料，顯然比當年廣泛深入的多。
孔子當年周游列國，主要在今河南一帶，河南省孔子學會組織了孔子周游列國史跡調查活動，該會已將該省內調查到的八十多處孔子周游列國的史跡編印成冊，名《孔子足跡遍河南》。在此基礎上，重新繪制了孔子周游列國圖。
作者簡介：
駱承烈，1935年5月生于山東省濟寧市。1956年畢業于山東師范大學歷史系。任曲阜師范大學孔子文化學院副院長、教授、碩士生導師。國際儒學聯合會顧問，中華孝文化促進會特約專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典》顧問。在幾十個學術團體中任會長、名譽會長、顧問、兼職教授等。致力孔子及儒學研究六十年。本文摘自駱承烈著《洙泗歸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