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3日，美國搖滾、民謠藝術家鮑勃·迪倫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說：“鮑勃·迪倫為偉大的美國歌曲傳統帶來了全新的詩意表達方式。”同日，中國民謠歌手宋冬野因為吸毒被警方抓獲。有評論戲稱，國外的民謠歌手拿了諾貝爾，國內的民謠歌手進了派出所。

單純將國內新生代民謠歌手與世界民謠和搖滾雙料大師鮑勃·迪倫進行比較顯然有失公平，即使與美國當代的流行音樂工作者比較，國內民謠歌手依然有多個層面的差距。值得深思的是，瑞典文學院給出的鮑勃·迪倫的獲獎理由，并不是音樂層面取得的偉大成就，而是因為他給“歌曲帶來詩意的表達方式”。

很多評論稱諾獎這一次頒給了靈魂而不是修辭，這并不中肯：鮑勃·迪倫自己曾說，我覺得自己先是一個詩人，然后才是個音樂家。即使不談論鮑勃·迪倫出版過的那些貨真價實的詩集，僅憑歌詞這種流行文化載體本身的文學性，鮑勃·迪倫便足以獲得世界文學桂冠的加冕。

沿著反叛獨立、民權運動、嬉皮士、垮掉一代、亞文化這些標簽，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出過40張專輯、寫過超過400首歌曲的鮑勃·迪倫的創作史，幾乎是美國若干代人的精神成長史。他寫作的或艱深或奇絕或奔放的歌詞，在詩性之外，還有強烈的現實指涉和人文關照。《Like a Rolling Stone》之著名，讓“Rolling Stone”（滾石）成為樂隊、唱片公司的名稱，成為流行樂的標簽話語；《Blowin' In The Wind》（答案在風中飄揚）的驚艷開頭“一個男人要走多少路，才稱得上男子漢”，早已成為眾多詩歌、歌詞、文案寫作者描摹的經典句式。其作品主題的涉及面廣、文字表達方式多態變幻精確，結合流行音樂獨有的驚人傳播力，讓這些文字超越傳統文學，真正成為進入大眾文化時代的膾炙人口佳作。

偉大的詩人一生都在斗爭，與時代的壓力、庸眾的期許以及內心的惰性作斗爭，拒絕與世界和解。他反叛地第一次給民謠吉他插上了電，而被民謠界視為叛徒，也開創了民謠搖滾的偉大之路。作為詩人的鮑勃·迪倫，他在創作《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這樣的偉大作品之后，一再反對自己，寫出《Highway 61 Revisited》這樣偉大的叛逆之曲。他的詩作成為垮掉一代的精神贊歌，是那個時代迷茫人群的清醒劑。同時，這些與主流文學批評視野的規范文學創作大相徑庭的作品，拒絕被正統文學批評學理削足適履地拆解、評判和誤解。

現在，來自諾貝爾獎的認可，必然讓這些作品再次進入正統文學視野，被置入文學專業范式研究的放大鏡下被研究。在正統文學社會影響力日漸式微的背景下，將諾貝爾文學獎給頒給流行樂界的詩歌大師，既顯得名正言順，又是這個獎項在傳播影響力上的一次野心突圍。

我們不敢奢望中國搖滾和中國民謠這些舶來作品能夠迅速生產出鮑勃·迪倫。事實上，放眼世界流行音樂界，鮑勃·迪倫這樣的殿堂級大師也是屈指可數。即使是這些受鮑勃·迪倫影響的當代流行音樂從業者——羅大佑，崔健，早期的汪峰、黑豹、李志，都已經因為作品中呈現過類似的精神品質和作品特質，被歌迷反復推崇，在內心高舉而加冕。

而伴隨互聯網的興起，告別唱片載體的流行樂音樂而進入電子化、pub化、快速消費化的新生代民謠歌手。在遍地開花的音樂節、四處興起的livehouse、被當成教父老師供奉大眾娛樂節目，成群結隊虔誠忠實的歌迷群體——這些便利直接的抵達受眾的信息通道，讓宋冬野們可以迅速找到自己的聽眾擁躉，完成創作沖動的釋放和情緒的表達，但他們距離鮑勃·迪倫的國產追隨者們，都還有很長的距離。

不可否認的尷尬是，國產流行樂自視甚高的兩個圈子里，民謠不迷茫，搖滾不憤怒，更多是情感媚俗化、主題模糊化、歌詞同質化，充盈著軟弱無力的時代油膩。鮑勃·迪倫的作品，在憤怒、批判、抗議之外，探討過哲學、愛情、宗教、文學等母題，巧妙熟練化用圣經、金斯堡、艾略特等作品中的典故與技巧，名曲《All Along the Watchtower（沿著瞭望塔行走）》用典自舊約《以賽亞書》。而我們的民謠歌手的作品，大多被“媽媽、南方、青春、流浪，鴿子、姑娘”這些意象反復包裹，吟唱相似的情緒。作品精神氣質上已囫圇注水，歌詞文學修辭上淺嘗輒止，很難看到他們的藝術野心。

在這些娛樂至上的時代中的民謠歌者、搖滾歌者身上，都很難尋到鮑勃·迪倫那樣的精神氣質。他們對既有成就充分貪戀和享用，但缺乏直面現實與生活繼續寫作的勇氣；他們灌制青春艷遇、流浪旅行這些小時代一樣的小情緒雞湯，滿足于迅速致幻歌迷的路徑依賴；他們清醒且小心地把握這個時代表達題材的尺度與深度，努力做一個個老老實實的抱琴偶像。他們完成各種和解：與自我內心沖突和解，個人化敘事與時代沖突和解，創作沖動與歌迷期待的和解，一次次路過鮑勃·迪倫式的自我反對。

什么是民謠最重要的特質？在電影《醉鄉民謠》里，科恩兄弟借民謠歌手的口吐槽到，“如果一首歌既不是新歌也不會過時，那它就是民謠”。在這部電影里，鮑勃·迪倫以范·洛克的繼任者形象，1961年在格林威治的小酒館默默無聞地第一次上臺表演。現在，這種既不從眾也不易過時的民謠本身的詩性、文學性，在鮑勃·迪倫這里得到了承認，這樣的承認既有靈魂層面，也有修辭層面，這位民謠歌手用自己的表達抹平流行文化與正統文學的界限。

相比之下，在鮑勃·迪倫被諾貝爾加冕的夜晚，審視我們的國產民謠、國產搖滾，真正讓令人感到憂傷的并不是民謠藝人的吸毒丑聞，而是他們迅速被自己的名聲鵲起所收買的沉溺，在靈魂活力與文字表達上的黔驢技窮：那種帶著I feel like I'm knockin' on heaven's door的鮑勃·迪倫式靈魂，仿佛屬于另一類音樂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