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對自由貿易習以為常，然而僅僅在100多年前，高關稅才是常態。當晚清被迫對外五口通商的時候，英國自身都未做到完全的交易開放。

《谷物法》規定本地糧價每夸特（約合12.7千克）低于80先令時，禁止輸入外國大米、小麥，《航海法》禁止外國船舶在英國（包括海外屬地）港口之間來往。

有些人把1840年的中英戰爭稱作通商戰爭 ，實際上英國的自由市場派并不支持鴉片戰爭，他們贊成商貿自由，但反對以武力實現這個目標。

那些主戰派的氣質更接近于中世紀騎士，把進攻遠東當作亞歷山大、十字軍東征的延續。外交大臣、鷹派代表帕麥斯頓出身貴族世家，帶有上流社會的傲慢，他政治上蔑視議會民主，經濟上信奉重商主義。

全盛時期的大英帝國

名不副實的重商主義

在所有的政治經濟學術語里，沒一個詞比“重商主義”（merchantilism）更加名不副實。單從字面上看，它似乎含有鼓勵商業的意思，實則把商業當做管制對象，是自由貿易的反義詞。在重商主義體系中，關稅正當且必要，它的目標是增加出口，限制進口，防止黃金外流。

這個信條支配了歐洲各國有兩三百年，英格蘭也不例外。盎格魯撒克遜人有諸多自由傳統，但自由貿易不在其列，從《大憲章》到《權利法案》，沒有一款法律規定商貿自由化。

直到18世紀末，亞當·斯密（Adam Smith）揭示市場能夠自動配置資源最優化，展示自由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砍斷重商主義這只“看得見的手”。

接著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clo）打出第二套拳，提出了“比較優勢”理論：各國發揮各自的優勢，分工合作。重商主義者認為一個國家應當產業完備，按他們的說法，匈牙利應當建造海軍，而英格蘭出口烹飪美食，這顯然不合情理。

當英國人進行書齋里的革命時，法國發生了街頭的革命，攻克巴士底監獄、處決路易十六、熱月政變，最后拿破侖上臺。

他頒布“大陸封鎖令”，禁止盟國向不列顛島輸送貨物，結果這把雙刃劍既重創了英國，也傷害了法國自身。即使天才如拿破侖者，也不可對抗經濟規律。在英法較量中，自由貿易理論得到檢驗。

拿破侖與列強瓜分世界

讓一個國家先開放起來

現在的學者為了證明全球化古已有之，像撥弄時鐘那樣，把全球化提前幾個時代。他們聲稱早在東印度公司、哥倫布、甚至忽必烈時代，就有了全球化，然而這僅僅是軍事上的普遍征服，真正的全球化、貨物自由流通的全球化，遲遲未出現。

拿破侖戰爭結束后，各國政府多多少少意識到減低關稅的合理性，但就是不主動，等別人先行動。

1834年德意志關稅同盟成立后，英國商貿部詢問能否降低工業品的稅率，德國人則要求英國先減低谷物稅。

這好比談戀愛，誰先主動誰就輸，而自由市場派認為，不論對方多么冷若冰霜，我也要熱情相待，繼續矜持下去，對誰都沒有好處。

曼徹斯特學派秉持這種單方面開放的立場，促使英王政府去第一個伸出友誼之手。

1836年世界上第一個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團體在倫敦組建，三年后36個城市的代表集結開會，“全國反谷物法同盟”（Anti-Corn Law League，下文簡稱同盟）成立。

同盟不談其他政治問題，以廢除《谷物法》為唯一目標，在所有的商業管制中，這部法案最遭人痛恨。對于工人，它人為地抬高了面包的價格，一半工資被用來買口糧，填飽肚皮；對于企業家，《谷物法》限制了工業發展，別的國家無法用大宗商品糧來交換本國工業品；即使對農夫，它也沒多大益處，因為大部分利潤被農場主拿去。

英劇《唐頓莊園》，反映了近代英國鄉紳生活

同盟向每一個階層宣傳《谷物法》的害處，只有坐收地租的貴族老爺從中獲利。他們是托利黨的忠實選民，信奉君主制和高派教會，捍衛傳統道德。

反谷物法運動使托利黨變成了保護關稅派，“托利黨”是個神圣的名字，“保護關稅派”則是個凡俗的稱呼；“托利黨”聽起來是政治上的戰斗的吶喊，“保護關稅派”聽起來卻是經濟上絕望的哀鳴（引自馬克思在紐約每日論壇報的時評）。

曼徹斯特學派永久性地改變了政治生態：英國執政黨之一，世界上最古老的政黨，托利黨瓦解改組，首相羅伯特·皮爾（Robert Peel）以政治上的自我犧牲為代價，廢除了《谷物法》；反對派發明了政治史上的新事物——院外壓力集團，這樣既能調動公民參政積極性，又避免卷入黨派紛爭；現代競選中的常規手段，如巡游競選、民意調查，也是這個時期出現的。最后也最重要的是，政權從封地貴族向倫敦、曼徹斯特的工廠主和平移交。

進擊的中產階級

學者喜好把資產階級政治的時間表提前幾個世代，就像他們喜好提前全球化。“光榮革命”的地位被拔高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實際上“資本主義憲政”直到19世紀中葉才建立。

處決查理一世

在亞當·斯密的年代，還沒有一個穩健的中產階級形成，商人不足議員總數的十分之一。到了工業革命時期，這個階級已成為國家的中堅力量，科布登和布萊特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早年喪父，幼年去首都闖蕩，做過推銷員、倉庫管理員。最后來到曼徹斯特當一名印花布漆工，三十歲建起自己的工廠。

科布登是自我奮斗的典型，真正是個人能力外的資本等于零。因此他瞧不上依靠祖上余蔭的世家子弟，多次拒絕宮廷封爵的賞賜，保持平民本色。

當土地貴族頑固地抱守《谷物法》，科布登自信地說道：“讓他們一意孤行吧，他們很快會發現自己像大革命之前的法國貴族，受人厭棄、孤立無援。”

約翰·布萊特（John Bright）是堅定的公誼會教徒，出身于紡織廠主家庭，喜愛《圣經》與彌爾頓詩歌。

科布登頭腦理性，而激情不足，布萊特彌補了這一點，用華麗的辭藻、熱情的言語來宣傳經濟上的自由放任，連馬克思都承認他是“英格蘭迄今為止所培育的最有天賦的演說家之一”。

在反關稅運動中，亞當·斯密扮演了先知的角色，科布登、布萊特則是身體力行的使徒，他們像基督徒宣講福音那樣四處布道。

當時很少人明白，自由貿易什么好處，古典經濟學沒有走出象牙塔，即使軍國重臣對財經也知之不多。

有次下院開會，科布登進行了凌厲的質詢，首相皮爾一時答不上，叫來助手解圍。

英國議會

古典經濟學的默默無聞，也和創立者的內向性格有關，亞當·斯密深居簡出、不善交際，其名字很少出現在報紙版面上，只有去世的那天《泰晤士報》登了個訃告，而且不乏對死者的負面評論。

曼徹斯特學派充分利用大眾媒體，建造輿論陣地。世界上第一份專業的財經雜志《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就是為宣揚商業自由理念而生，它由蘇格蘭制帽商詹姆斯·威爾遜（James Wilson）所辦，創刊號發行了3000份。

除了雜志之外，同盟還有日報、周報，報道國際局勢、各地支部的動態，全國選民里有三分之一的定期收到《同盟》周刊。為了把刊物送到偏遠地區，同盟實行免費郵寄，從普羅大眾到知識分子，各階層的讀者全都一網打盡。

倫敦市中心的海德公園、攝政公園定期集會，1842年反谷物法請愿征集到150萬人的簽名，次年被定為“鼓動之年”，同盟成員訪問了150個村鎮，挨家挨戶地散發宣傳單，共有900萬份小冊子發出，加起來100噸重。

反谷物法運動

在科布登、布萊特的努力下，社會上興起了一股經濟學熱潮，民眾聊天時談的是租金、工資、供求關系這些概念，家長招聘女家庭教師，要詢問對方是否會教政治經濟學原理。

再加之亞當·斯密文筆平實，不故作艱深晦澀，只要不被大部頭的外觀嚇跑，初學者能很順暢地通讀《國富論》。

古典經濟學大行其道，以至于販夫走卒也在研究分工理論、比較優勢。羅伯特·皮爾在閱讀斯密、休謨、李嘉圖著作的過程中，越發傾向于曼徹斯特學派，最終對托利黨發出倒戈一擊。

上帝和國王都厭棄的關稅

關稅難以降低的另一個原因是財政需求，《谷物法》廢除之前，關稅（內含各種貨物稅）占英國歲入的三分之一以上，1840年稅值達到3.83億英鎊。在中世紀的多元封建體系中，國王收取人頭稅、土地稅要得到臣民的同意，如若強行征收，下場參見查理一世、詹姆斯二世。

進出口稅就不一樣了，它涉及國家主權，很早就被各階層默認為君主的特權，諸侯領主不得染指。關稅是王室常規性收入，英文的custom一詞既指這個稅種，也含習慣、慣例的意思。

關稅還具有另一個特性——隱蔽，稅收全部躲藏在價格里，貨物從沿海港口運輸到內陸地區，層層加價，最后由消費者承擔。

居民不了解深宮里的帝王出了什么稅法，只能抱怨奸商作祟、物價飛漲。因此歷屆政府偏愛提高進口稅，當作創收的副業。

曼徹斯特學派認為工人階級陷于貧困，基尼系數過高，是因為外國廉價面包無法進口，布萊特向他廠里的雇工大聲疾呼：“谷物稅就是工資稅，是你們向大地主，向這些中世紀的貴族交納的稅。”

英國工廠

這種說辭不完全是為資本家的剝削做開脫，很多企業老板真心實意地關注雇員的身心健康，紡織廠主羅伯特·皮爾（即托利黨領袖皮爾的祖父）提議制定第一部工廠法，1833年一些商人組建曼徹斯特統計協會，教授工人識字，調查工人的福利。

曼徹斯特既是反關稅運動的中心，也是憲章運動的策源地，兩派人互有交織。反谷物法同盟吸引不少工人團體，以至于馬克思憤懣道，科布登搶走了憲章運動的群眾基礎。

工業革命賜予貧民致富的機會，尤其是在煤礦、鐵礦集中的北部地區，工人發跡變泰的故事比比皆是，科布登本人就是最好的一個例子。

甚至連城鎮也能改變自身命運，曼徹斯特在19世紀之前，只不過是個兩萬人的小鎮，而1841年成為僅次于倫敦的第二大都市。

曼徹斯特在英國的位置

除了貝克漢姆與曼聯球隊，這座城市對世界文明的另一貢獻是自由貿易思潮。在廠房、煙囪林立的環境中，曼徹斯特學派保留了濃厚的實干氣息，不像維也納學派、芝加哥學派那樣，屬于純粹的知識分子社團。曼徹斯特學派活躍于政治舞臺，協助指導競選。

1832年《改革法案》放寬選舉資格，30萬英國人在理論上成為新選民。然而客觀上存在諸多不利因素，首先是40先令地產的準入門檻，這意味著一個市民即便有再多現金，沒有不動產，還是不具備投票資格。

其次城市化帶來的人口流動，北柴郡就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不住在本地，形成了復雜的選民登記程序。

自由派知識分子說服城市居民去鄉下買地產，并且協助管理，收取地租，還上門調查選民的財產情況、政治立場、住址變遷，把他們的名字登入選舉人花名冊，最終在柴郡、約克郡、蘭開夏增加了四千多張選舉票。

英國各郡

反谷物法雖然是全國性運動，但明顯偏重工商業發達的北部，同盟在上述三個郡花了25萬英鎊。同樣是底層群體，各地態度截然不同，不列顛島的東南地區氣候溫和、水土濕潤，以農業經濟為主。

曼徹斯特學派興致勃勃地去那里宣傳，結果遭到當地農民的毆打驅逐。農業主貴族隨時可以恩賜給佃戶價值40先令的田地，換取他們的選票。土地占有者是反關稅運動的最大阻礙，他們包括幾百個勛爵、六萬個從男爵和數十萬鄉紳。

英格蘭最大的貴族，漢諾威王族卻保持中立態度。進出口稅曾經是皇家收入的重要源頭，近代以來君主享受到國債收入、議會撥款，不再需要這個稅源。

1841年8月24日，維多利亞女王在國會開幕訓詞中說：“希望你們（指的是托利黨）考慮《谷物法》問題。”委婉地表示出改革意愿。

女王大人

反關稅運動沒能跨地域，卻做到了跨階級，上至國王，下到底層工人，連牧師都站在自由貿易的一邊。就在1841年國會召開時，同盟發動600位傳教士集會，宣講谷物法違背神的旨意。上帝似乎聽到了禱告，以一種曲折的方式實現了這點。

1845年秋季天災降臨，嚴寒和馬鈴薯病毒造成農業蕭條。愛爾蘭糧食嚴重匱乏，發生大饑荒，數十萬人被餓死，更多的人流落他鄉。解救災情的唯一辦法就是打開國門，讓外國糧食進入。

紀念愛爾蘭大饑荒的銅像

愛爾蘭大饑荒之后，輝格黨領袖羅素（大哲學家羅素的祖父）支持開放糧價，托利黨首相皮爾私下里早就膺服放任自由主義，兩黨領袖取得一致同意。1846年5月15日夜晚，長達四十年的《谷物法》壽終正寢，新法案只收取每夸特1先令的象征性稅收。

由于《谷物法》的廢止損害農業主的利益，羅伯特·皮爾被黨內罷免，政治生命結束，而托利黨獲得挽救，轉型為現在的保守黨。

史學家麥考萊提出疑問：1848年整個歐洲都在動蕩，為何唯獨英國沒發生革命，然后他給出了一個答案，《谷物法》廢除。

貿易的征服勝過刀劍的征服

《谷物法》廢除一年后，《航海法》也被廢止，他國商船可以在大英帝國的領海上自由航行。當初為了推行這部法律，英格蘭與荷蘭打了三次戰爭。

重商主義的大前提是把國際關系看做霍布斯叢林，帕麥斯頓子爵有名言：“沒有永恒的朋友，沒有永恒的敵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帕麥斯頓子爵

自由貿易學說則帶有積極樂觀的色彩，它能推導出天下大同，科布登說：“離開了和平，英國的中產階級得不到任何利益，戰場是貴族用平民血液灌溉。”

在軍隊和殖民地政府，貴族子弟占據大部分職務，財務開支卻由商人承擔，曼徹斯特學派要求停止帝國擴張，賦予殖民地自治權。

布萊特由于直言抨擊克里米亞戰爭，被選民拋棄，輸掉了議會選舉。科布登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夕，批評帕麥斯頓的侵略行徑。1865年去世前，他用盡最后一口氣，離開病床，投票反對國防經費的增加。

傳統上，英格蘭一直采取現實主義外交，在歐洲扶植次要強國，打壓頭號強國（即法蘭西），保持勢力均衡。曼徹斯特學派認為，應當改弦更張，通過人員、物資的自由交換，和法國化敵為友。

在世故的官僚眼里，似乎顯得有些天真，然而正是這些樂觀主義者，創造了沒有關稅壁壘的理想國。1850年代，世界上最早的百貨商店在巴黎開張，第一個世博會在倫敦召開，貿易的力量逐漸勝過刀劍的力量。

倫敦世博會

英國市場自由運動的勝利鼓舞了鄰國的市場自由派，法國自由放任主義者有商貿部長薛瓦利爾、天才理論家巴斯夏，以及皇帝拿破侖三世，他是拿破侖一世的侄子，在廢除《谷物法》的那一年，流亡到不列顛居住生活。

跟伯父不同，拿破侖三世接受亞當·斯密理論的洗禮，成為自由貿易的信徒。

1860年“科布登－薛瓦利爾協議”簽訂，它是第一個商貿自由化雙邊協定，跟傳統和約不同之處在于其中的最惠國待遇。該模式能夠自我復制，給予一方特權后，所有相關締約國同時獲得特權。

英法商約簽訂后，西班牙、俄羅斯、荷蘭、丹麥和日耳曼各邦紛至而來，萊茵河、易北河、多瑙河解除航行限制。

二十年里幾乎全歐洲整合進了一個高度開放的市場，世界商貿總量增長了三倍，全球貿易額第一次超過生產數額，自由市場的全球化終于到來。

注：文/柳展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