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in在自己18歲這一年，死在了墨爾本某社區醫院門外的草坪上。
他是被人打死的。一群當地亞洲黑幫的混混。據說那是Odin他們30多個人與對方將近200人展開的一場混戰，Odin沖鋒在前，為同伴擋了許多拳頭與棍棒。最后奄奄一息的他被人抬到了醫院門口的草坪上，等待著醫生的救援，然而最后也沒有人來，第二天早上他被發現的時候，身體已經冰冷了，血跡斑駁的身體覆蓋著一層露水。
后來趕到醫院的警察沒有在Odin身上發現任何有效身份證件，事實上他的學生簽證在半年多以前就已經過期，其實除了在高中的頭兩個月之外，老師和同學基本都沒有在學校見過他。警方最后不得不把他的照片放到了電視新聞里播出，希望能夠有認識他的人來認領尸體。這一招最后還是起到了作用，我們兩個語言學校的同學在吃晚飯的時候看到了這條新聞，震驚之余給警察局和中國駐墨爾本領事館撥打了電話。
Odin剛來澳大利亞的時候，在我們這些中國留學生中算是十分好學的一位。語言學校除了閱讀、寫作、聽力這些課程之外，還有許多的“文化體驗課”——比如老師帶著大家體驗澳式橄欖球，到店里面去租一些電影來看等等。Odin雖然不是班上英語最好的孩子，但是他在這些課程上表現的還是十分的積極，在一個主要由東亞、東歐16、7歲青少年組成的學習氛圍中，他幾乎在任何時候都愿意開始了解一些他不懂的東西——從澳大利亞橄欖球的規則到日本援助交際，再到如何用俄語說“肏你媽”，這個北方男孩兒看起來總是精力十足，而大部分像我這樣的中國小留學生，在外國文化面前，總是會顯得手足無措或者有點兒害羞。
不過當我在Odin被人打死十多年以后，重新想一想那個時候發生在他身上的許多事情，我會感覺Odin其實也和我們一樣，一方面努力地、急切地用他的方法融入這里的文化之中，另一方面卻又十分的困惑。就像是一個急于戒煙的人總是以為扔掉了所有的香煙和打火機，自己就會自動戒煙一樣。
有一天我們為班上的一個韓國女孩兒辦過生日派對之后，我和Odin被老師安排去洗大家吃過蛋糕的盤子。走到了盥洗間，門口卻看到貼了一個紙條“Don’t Wash Dishes Here”（請勿在此洗碗碟），我們去問老師，老師只是輕描淡寫的說“Don’t worry.”如果說我感覺澳大利亞和中國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當你哪怕稍稍不遵守規矩的時候，總是會從某個地方冒出來一個人來管你的閑事。結果我們在洗到一般的時候，果然不知道從哪里走過來一個澳洲老大媽，一臉別人欠了她100塊錢的表情。指著門上的紙條，看著我們說：“Can’t you read?”（你們不識字嗎？）
“Yes, we know. But Christina said we can
wash those dishes here”我努力發清楚每一個音節。
“Who is Christina?”老大媽顯得更不耐煩了。
“She is our teacher, she said we can do it
here” Odin滿臉堆笑的看著老大媽，他顯得十分有耐心。
老太太聳聳肩就走了。看著她的背影，Odin臉上的笑意立即消失了，眼中噴出了怒火。“他媽的，老肥婆，還他媽的Can’t you read，去你媽的。”
2003年的冬天如期而至。當然這個“冬天”是對于中國的季節而言。12月的墨爾本正是一年最熱的時候。對于語言學校的很多中國孩子來說，這不僅是他們在西方社會度過的第一個圣誕節，也是第一個“夏日圣誕節”。
“Secret Santa”（神秘圣誕老人）是語言學校的老師教給我們的游戲。在12月初的一節文化課上，老師讓我們每個人抽取了一個寫著同學名字的小紙條，然后告訴大家我們要在圣誕節的前一天，為你紙條上的那個人送一個小禮物。最后的結果就是，我早就忘記了我是送給誰，送了什么，然而我卻十分記得Odin送來的那個閃著銀光的鑰匙圈，和他當時臉上的表情。
“你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Odin圓圓的臉上露出天真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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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記得Odin嗎？”說話的這個人是Allen，一個來自深圳的高大男生。我們這個時候正站在19路有軌電車的車廂鏈接處，穿過整個墨爾本東區去各自的高中上課。
“當然記得了，不過我們已經好幾個月沒有什么聯系了，最后一次見面我是和他還有他那個哥們兒，北京來的，英文名叫George還是什么的，一起在唐人街吃飯”
“Jeff，天津人。”
“哦，對，對。反正他們倆總是在一起。怎么啦？”
“Odin死了，上個月的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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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元旦之后從語言學校畢業，轉入位于城市東區的一所高中讀高三。通過澳大利亞的高考走向大學是那個時候許多中國小留學生走的路。相比課程較為松散的大學預科，17、8歲的中國孩子更能適應“一考定勝負”的高中學習模式。Odin也差不多在2月份畢業，和Jeff一起到了東南部的一個郊區高中上課。這些學校有著統一的特點：私校、高昂的學費、學生大部分來自當地的中產階級家庭，坐落在這座城市怡人的郊區地段中。
當我們這些中國留學生背著印有學校校徽的大書包走入這些校園的時候，感覺就和D-Day登上奧馬哈海灘的盟軍士兵一樣：16、7歲、金發碧眼、黑發褐眼、棕發藍眼的各種外國中學生從身邊走過，用英語快速的交談著所有青少年都說的話題——姑娘、電子游戲、體育比賽、考試與家庭作業——這些我們中國學生本來也都是侃侃而談的話題，也是我無數次在出國之前、騎車在回家的林蔭路上幻想的情景：我在一個美麗的國外校園里和洋妞兒侃侃而談，就像是我們在美國青春片里面看到的那樣，只不過把頭像換成是我自己而已。
但是在這里，我卻說不出話來。“融入”首先始于了解，而“了解”其實首先是一種交易——學習好的孩子有籌碼——他們可以分分鐘用國內扎實的數理化基本功教那些3位數加減法都要計算器的澳洲孩子做人；體育好的孩子也有籌碼——他們可以在球場上運用自己的天賦與白人孩子一較高下。然而對于我這種中庸之輩，唯有和一起的中國留學生能說上些話，有時候我覺得可能這就是我們這些人的宿命——我們總以為換一個環境可以改變我們的命運，成為我們希望成為的那種人，但是到最后我們發現，其實我們只能是我們自己而已，無論你身在何處。
我后來回想，在那段時間里Odin也一定處于一樣的境地。而我們最后的一次見面也似乎證明了這一點。
那是在唐人街的一個中餐館里。我們這些留學生希望改善伙食的時候總是去那里。花上5、6澳元點上一份港式牛腩飯，如果還能再寬裕一些，我們還會叫上一杯凍檸樂或者鴛鴦。我記得那天的客人不多，Odin和Jeff面對我坐著。
我坐在一邊。Odin和Jeff坐在另一邊。吃飯的時候Odin很大聲的表示他對澳洲高中生活的不滿與失望。他感覺這里的鬼佬同學都是“傻帽兒”，完全不屑于與他們將太多的話。席間他放肆地大笑著，店里的香港人老板朝我們這邊投來了好幾次白眼他也全然不顧。
“這幫傻逼香港佬，”Odiny已經和我們走出來到了街上，他點起一支煙，忿忿然地說，“你看丫那個眼神兒，肯定心里瞧不起我們這些大陸來的學生。肏！沒有一個好東西，香港、臺灣連同他媽的鬼佬，都他媽一樣。”他狠狠的吸了一口煙。
雖然Odin表示了他的不滿，但Jeff還是一直比較冷靜，甚至有些寡言，除了吃飯喝茶之外幾乎沒有透露太多的信息。我記得那次會面最后還是在一個“友善”的氛圍中結束了。那可能是我第一次感覺到什么是“友善地”結束一次社交活動——以前要么是大家昏天暗地的網吧包夜，要么是在國內的時候一幫孩子在一起瘋吃海塞到不得不回家（父母規定的門禁時間要到了）。而在那樣的一個沒人限制的中午時光，三個十七、八歲的孩子，微笑著祝彼此好運，然后兩個人轉身離去，另外一個人面帶笑容朝著相反的方向走掉，我覺得當時我有一種“成熟”的錯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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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了電車，我腦海中還是揮之不去我與Odin最后一次見面時的情形。按照Allen的說法，Odin和Jeff在和我見面的時候就已經因為許久沒有去上課而被退了學，簽證也因此失效，斷了退路。
“那他家里人現在知道了嗎？”
“聽說他爸爸過來了，真慘吶”
“我記得他剛來的那個時候還是很陽光的，后來怎么會……你記得么，那時候他還帶咱們打橄欖球呢，跟澳洲人還有其它國家的孩子也都比較合得來。”
“嗯。也許，那樣太累了吧。”
學校每個星期一都會安排學生在學校的教堂由牧師帶著一同祈禱，相當于國內中學的升旗儀式。我從來不是一個教徒，但在那之后的某次禱告中，坐在一群默然低著頭的澳洲孩子中間，在教堂的木質長凳上，我想到了Odin。那個周末，我在住處收拾東西的時候我翻出了Odin送我的鑰匙圈，并且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都帶著它。我也不再追求融入，只是凡事順其自然。在那之后，我又經過了多年的留學生活，學到了許多東西，也犯過許多的錯誤。然后畢業回國參加了工作。很多時候我想，如果Odin還活著的話，他的生活也會是這樣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