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佛教入世的轉向最早始于中唐時期新禪宗的興起。佛教有超越的一面，這一點已成為佛教的中心點呈現給了世人，也有他涉世的一面，這就是我們在傳統宗教中所說的“彼世”(彼岸)和“此世”（當下）之說。魏晉以來的天下大亂和殺戮太多，這長達數百年的災難使更多的人在此世有著太多的不幸，人們便借助佛教把希望留在了彼世，中國的民間文化也更快的接納了佛教的“來生”文化。

? ?眾所周知的是，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人間性極強的文化。中國人的強烈入世心理是和佛教原始思想格格不入的。原始的印度佛教是出世化極強的宗教。進入中國后，真正和中國發生交融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為了自身的存在，做了相當大的改變和較長時期的轉變在這個新的環境中成長和發展了起來。并且在自魏晉到隋唐之間的七八百年之中，使佛教的出世精神在中國的文化中占據了想當的主體地位。在這七八百年的時間里，多數中國人的精神歸宿不是歸到了佛家，便是歸到了道家。幾百年之間，中國的社會環境發生著變化，佛教本身也在不斷的發生著變化。

唐代佛教的最大變化，從社會史來看，最重要的莫過于佛教的出世精神比較明顯的轉到了入世的精神上。慧能的新禪宗在這一發展中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和成就。

《壇經》第三十六節中說道：

法元在世間，于世出世間。

勿離世間上，外求出世間。

-----《無相頌》（敦煌寫本）

? ? ?在后世的流傳中，這一《無相頌》在通行本里被不斷修改和增飾，現行本變成了：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

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

? ? 在這種不斷修改和定型后的版本中，其意義變的就更為明顯了。

? ? 佛教的精神從出世變成入世從《壇經》中慢慢透漏和顯現了出來。六祖的“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更是石破天驚的表達了這個意思。到了宋代，大禪師宗杲就延續和說明了這個意思：

“世間法即佛法，佛法即世間法”。

? ? ?六祖以后的大德們翻來覆去說的也多是這個意思。當然，禪宗大德要人們回到關注今生，并不是舍棄了“彼世”，而是對此有了比較積極的解釋：不經過今生的磨礪的修煉，就到達不了彼岸。他們不再主張躲在寺院里修行，相反他們認為 ，只有入世修行進到了人的本分才是超越今生抵達來生的唯一途徑。

? ? 這種新的佛教精神對未來的佛教文化，乃至中國文化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 ? ?百丈懷海的《百丈清規》和他所建立的叢林制度則是更直接借鑒了普世的勞動行為，并且肯定了實踐活動對修行的價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更成為家喻戶曉的“俗語”。

? ? ?中唐高僧神會所交往的人中包括了戶部尚書，禮部侍郎，刺史，司馬，長史等等官吏（《神會語錄》），而這僅是佛教對外影響中的一個縮影。

? ? 在宋朝，禪宗之影響是從上到下的。趙宋的皇室幾乎可以說是“佛教的信徒之家”歷代帝王除了真徽二帝外都對佛教頂禮膜拜。皇帝信封釋氏，士大夫們好禪，這是宋代文化的一個基本特征。

? ? 而此時佛教的入世也變的更為明顯和深切。甚至許多高僧大德關懷時事往往不在時大夫之下。晁說之在《懼說贈然公》中這樣說天臺大師智圓：

? ? “往年孤山智圓，凌然有聲當世，自成一家之學，而讀書甚博，性曉文章經緯，師法韓文公。常責其學者不能如韓有功于孔氏。”

? ? 天臺宗是北宋最有勢力的佛教宗派之一，智圓此種表現是北宋佛教徒士大夫化的代表。宋代士大夫在政治與社會上的地位上升，佛教徒要借助士大夫們宣揚佛教文化，和士大夫們密切交往也多了起來。儒，釋兩家的密切交往，是宋代文化現象中最突出的現象之一。

? ? ? 北宋名僧的士大夫化是佛教思想家從彼岸關懷轉到對此世肯定的明顯表現。他們一方面廣泛讀習儒家經典并闡明其內容和意義，另一方面空開肯定和承認治國平天下是儒家的責任，而佛教的社會存在也必須依靠儒家在治國平天下事業上的成就。在這種文化趨勢之下，許多高僧大德往往精研外典，為儒學的新復興推波助瀾，一些高僧甚至可以說是儒學復興的大功臣。

? ? ? 天臺高僧智圓甚至直接提出了“非仲尼之教，則國無以治，釋氏之道何由而行”的命題與他同時的云門大德契嵩，兩人也是共同提倡《中庸》的僧門領袖。北宋佛教內部共倡《中庸》，蔚然成分。陳寅恪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調查報告中說道：

? ? 凡新儒家之學說，幾無不有道教，或與道教有關之佛教為之先導。如天臺宗，佛教宗派中道教意義最富之一宗也。其宗徒梁敬之（肅，753—793）與李習之（翱）之關系，實啟新儒家開創之動機。北宋智圓提倡《中庸》。甚至以僧徒而號中庸子，并自為傳以述其義。其年代猶在司馬君實《中庸廣義》之前，似亦北宋新儒家之先覺。”

? ? 此段文字，無論對研究宋代理學發展和儒教復興，還是對文化史研究之人應該大有啟發才是，但距此段文字近百年竟被無數目光略過，就被有意無意的錯過。這段文字至少可以說明，在兩教相抵觸和相兼到相融之間的重要的文化思想交流過程。而自宋代理學興起躍居到五經之前的《四書》之中占“心學”重要地位的《中庸》一書完全有可能是由佛道人士的重視再回到新儒們的視野之中的。遺憾的是，關于這一過程的文字是少之又少。

? ? 《中庸》在南北朝時期即有單篇流傳于世，所謂“別行”。但《中庸》之流傳多與道家或佛教徒的關系極為密切。南朝宋人戴颙曾注《禮記中庸》篇（《南史*卷七十五*隱逸上》,《宋書*卷九十三*隱逸》。戴颙與佛道都有密切交往，還“述莊周大旨，注《消搖論》”。而著名的皇帝佛教徒梁武帝則注有《中庸講疏》，《私記制旨中庸義》（為臣子所記）。《中庸》出現的原因大約是出于佛教徒的“格義”和道家的“清議”所需。至于陳寅恪所言智圓以一個僧人的身份而號“中庸子”也見怪不怪了。

? ? 《宋史》所記最早講《中庸》的人，以胡瑗為最先。但胡瑗（993—1059）已遠在智圓（976—1022）之后，《中庸》一書在北宋時期由釋家回流到儒家是有著極大的可能性的。佛教的儒學化促進了兩者之間的互動交流。在這個過程中，高僧大德往往從自己的觀點出發，選擇了適合自己學說的儒家經典，進行了深入的了解并提出自己的觀點和看法。他們的看法逐漸在交往中輾轉傳進了儒學的世界。《中庸》在宋初的流傳狀況便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從梁武帝到智圓，再到和智圓齊名的契嵩，宋初的《中庸》解釋權和主動權更多的掌握在佛教徒的手中。而相比較之下，北宋之儒家研究中庸只能追溯到胡瑗。

? ?《宋史*卷四三一*刑昺》記錄了刑昺（993—1010）景德四年（1007）辭朝回曹州時說的一段話：

“昺視壁間《尚書 禮記》圖，指《中庸》篇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因陳其大義，上嘉納之。”

? ? 可以注意的是，刑昺挑出“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一章來發揮大義，能夠看出此時《中庸》在他的講解中還只能做“外王”之講，還沒有重視到“內圣”的部分來發揮。

? ? ?1025年，《宋史》卷三一0《張知白傳》云：

“仁宗即位，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進士唱第，賜《中庸篇》，中書上其本，乃命知白進讀，至修身齊家之道，必反復陳之。

? ? ?在《宋史》卷四三九中《文苑一*和傳》中亦有類似的記錄：

是歲（淳化三年，922年），太宗親試貢士，蒙預考校，摹印《儒行篇》，以賜新及第人及三館，臺省官，皆上表稱謝。

? ? ?《儒行篇》出于《禮記》，太宗以此賜及第新人，并且要將所受賜掛在墻上，作為座右銘。仁宗即位（1022年），就立刻改為《中庸篇》，并且命宰相高聲的宣講讀誦，“只修身齊家之道，比反復陳之”。此“修身齊家”，已經肯定是朱子修訂的《中庸》第二十章的“凡經天下國家有九經”的心學內容，眾所周知，其內容本質和刑昺的“大義”外王之講解已經是相去甚遠了。

? ? ? 太宗賜《儒行篇》，歷兩朝，到仁宗立刻改為《中庸篇》，其意義影響深遠。《中庸》在真，仁二宗期間漸漸影響到了朝廷之上,并且被仁宗認可欽定，在科舉考試的過程中也顯示了只一個過程。當時士大夫和佛教徒交往關系密切，進而關注《中庸》，由此《中庸》通過好禪的試官進入貢舉制度，科舉考試是件很自然的事。

? ? ?范仲淹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在省試中賦“自成而名謂之性”。省試，指進士的禮部考試，因放榜在尚書省而得名。這一年要比賜《中庸解》早了二十年。范仲淹省試既然有此賦，那肯定說明，在考官之中有非常熟悉《中庸》的人。

? ? ? 從真宗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應試），到仁宗天圣五年（1027，賜《中庸篇》），四次進士考官名稱皆完整的保留在《宋會要》之中。當時進士科考有一位“知貢舉”，三位“同知”擔任考官。知貢舉是主考官，也兼有“皇帝特使”的身份，是以在其中地位甚高。四次科考考官如下：

大眾祥符八年（1015年） 趙安仁 李維 盛度 劉筠

天禧三年 （1029年） 錢惟演 王曉 楊億 李諮

天圣二年 (1024年) 劉筠 陳曉佐 劉燁宋綬

天圣五年 （1027年） 劉筠 馮遠 韓億 石中立

? ? ?這里列出的四次進士考的“知貢舉”，除王曉之外，其余諸人在《宋史》中皆有傳,姓名重復者不列入，共計十四人。而這十四人中，以現有的史料來看，半數以上都與佛教有著密切的關系：

一．趙安仁（958—1018）。志磐《佛祖統計》卷四四，，大中祥符六年八月，“兵部侍郎譯經潤文官趙安仁奉詔編修大藏經錄成，凡二十一卷，賜名大中祥符法寶錄。

二．李催。深于內典。《宋史》卷二八二有記。大中祥符三年（1010）李維奉詔“出經論題自考試沙門，以為遷補左右街之序”。天禧五年（1021）出任譯經潤文官，佛學造詣可想而知，曾與楊億奉旨裁定《景德傳燈錄》。

三．劉筠（971年～1031年）。《宋史》卷305有傳。北宋西昆體的代表，和楊億齊名，是北宋名臣，凡三入禁林，又三典貢部，以策論升降天下士，自筠始。性不茍合，遇事明達，而其治尚簡嚴。好談佛論禪，時人常以此為笑。

四．楊億（974—1020）。古文運動之前，楊億是獨步北宋文壇的人物，士大夫談禪，楊億是領袖級的人物，他的此種愛好在士大夫影響里非同一般。《景德傳燈錄》是他和李維，王曙共同裁定的。他也是一個臨濟宗的佛教徒。《佛祖統計》中關于他的諸事記載枚不勝舉，是北宋儒，釋兩教皆有盛名的人物。

五．陳堯佐。“見動物必戒左右勿殺”《宋史》本傳有記，守佛戒甚嚴。天禧三年的科考，也是幕后“定考試條例”的主要人物。

六．宋綬 景佑三年（1036年）以參知政事續修《法寶錄》的潤文官。與夏竦同試童行誦《法華經》。

七．韓億 韓持國之父，好禪之源頭，無須多論。

八．錢惟演 吳越王錢俶之子。其父“崇信釋氏，前后造寺數百，歸朝又以愛子為僧”。

九．石中立 與楊億，劉筠“相厚善”。即使不倡佛，以相交人物來看，至少佛教言論是耳聞目濡的。

? ? 由此看，范仲淹大眾祥符八年科考，四位考官中三位有明顯的佛教背景，以此《中庸》這樣通過好禪的科考試官進入科舉考試也是自然而然了。

? ?到了天圣八年，這一年賜給進士的是《大學》中的一篇，從此以后，和《中庸》一起間賜進士們。

? ?《大學》和《中庸》便成了“間賜”的定例。這一年的知貢舉是大名鼎鼎的晏殊，《六祖衣缽記》是他第二年奉旨而作。同知的三個人中王隨，更是和楊億齊名的儒家佛教徒。

? ? ?以道學和新儒學復興過程來看，這幾屆的科舉考試是劃時代的一個過程。理學家們后來奉為“四書”的兩本圣典《中庸》和《大學》通過科考成為了天下士子們必學的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