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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從爵本位到官本位》第一章 品位結構研究框架
官員的分等與分類，及官職的分等與分類。官職的分等與分類，主要是個官制史的問題，我是在其與官員分等分類的關系上，加以考慮的。就是說，著眼點置于品位與職位之間的關系之上。進一步說，傳統官階制的一個重大特點，就是職位結構與人員結構之不對稱，后者遠遠大于前者。許多重大問題，就是由此而生發出來的。統治者制定官階的基本出發點有二：身份考慮與運作考慮，由此將導致不同意義的位階安排。
位階的不同功能，可以通過其構成要素來表示。那些要素可以概括為五：權責、俸祿、資格、特權、禮遇；對“五要素”的配置方式加以解析，有助于更精細地辨析各朝代對分等和分類的不同處理。
在秦漢的各種等級安排中，“爵”與“秩”是兩個支柱。“爵”即封爵和二十等爵，它們主要用以安排身份，而且是用一種富有傳統色彩的方式安排身份的；“秩”即“若干石”秩級構成的祿秩，它用以保障行政，而且是用一種“以事為中心”的、具有濃厚“職位分等”色彩的方式來保障行政的。
以魏晉官品的出現為標志，傳統官階制初步進化為一種多序列組成的、充分一元化了的“官本位”體制。簡言之，周代的“爵本位”體制，經由秦漢具有二元性的“爵—秩體制”，再逐漸進化為一元性的“官本位”體制。在這個過程中，權責、俸祿、資格、特權、禮遇的配置方式，“貴—賤”、“士—吏”、“文—武”方面的相關安排，“君—臣”、“官—官”、“官—民”的等級關系，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動。
細節考察是在整體考慮中獲得意義的，而整體考慮要以一些基本概念為前提，它們應能互相支撐、形成系統。
正如彼得伯克所說：“模式的功能就是簡單化，從而使真實的世界更易于理解。”使用模式肯定會發生簡化，會忽略一些東西，但它也能提供其他手段（如敘述）所看不到的新東西。制度史的研究是一種結構功能研究，而結構性分析需要借助模式。模式以簡化的方式使史實易于理解，但那并不等于說由此而來的論述和證明也是簡單粗糙的。相反，可以通過努力，而使之充實、豐滿和精致起來，而那就是我們的嘗試方向。
立足于不同位階的特定功能，進而觀察它們是如何互相組合搭配在一起的，組成了一個什么東西。
“分等”和“分類”問題的產生，來自官僚組織的結構特征。官僚制是一種“科層制”，其結構特點就是分科分層。
官員不僅是一個行政工具，也是一個身份主體和利益主體。他的職業動力在于尋求更高地位和更高報酬。為保障其身份與利益，有時候就要在職位的等級與類別之外，另行安排官員的等級與類別，為之制定相應的位階，以體現其資格、地位與薪俸，保障其升降調動，并以此實施激勵獎懲。那種獨立于職位結構的官階，就是“品位”。
漢代文官與武官即有清晰區分，而且體現在官階上了：武官都被列在“比秩”上，使用比二千石、比千石、比六百石等帶“比”字的秩級。
中國官階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就是人員結構遠大于職位結構。“官人”和“官職”不是一回事兒。“官人”的數量，或說擁有朝廷位階名號者的數量，遠遠多于行政職位之數；而那些“官人”，都在王朝人事管理的范圍之內，需要用各色位階銜號來標識區分。
宋明清時排隊候選者是一支浩浩蕩蕩的隊伍，很多人十數年輪不到官做。選人資格的“等”與“類”，與職門職系、與職位所需專業能力也不完全對稱。
傳統王朝的人員結構、傳統王朝的位階名號的適用范圍，遠遠大于職位結構。簡言之，中國傳統政府的職位結構和人員結構，在頗大程度上是不同構的。官階不僅要覆蓋官職，還要覆蓋所有“官人”。
在唐宋間，“職事官的品位化”的巨大沖擊，甚至令昔日的省部寺監之官大批量地轉變為“寄祿官”，變成了官僚個人的資位尺度，王朝另用“差遣”寄托權責，原先作為職位架構的六部寺監整個被架空，官品近乎失效了。
現代文官等級管理的重心在于“事”、在于職位，是一種“職位管理”的手段；相形之下，中國官階除了用于管理職位，在更大程度上還是一種“身份管理”的手段。現代人事管理采用“為官擇人”原則；而傳統人事管理則經常“因人設官”，即，先有了一支“官人”的隊伍，再考慮如何安排他們，讓他們各得其所。因而絕大多數情況下，這里的人員結構與職位結構不對稱，“官”不等于“職”，“官”多于“職”；王朝統治者不僅是在管理職位，還是在管理身份。這是傳統官階區別于現代文官制的最大特點之一，從而也是傳統官階研究最引人入勝的課題之一。對這個課題，現代文官理論為我們提供的分析手段，是很不充分的，因為傳統官階面對的那些問題，在現代民主國家不成問題，所以學者也措意無多。
那個所謂“國家”是一個“大共同體”—古人所謂“天下”—的一部分，是其核心、主干部分；由此看過去，“社會”反而成了國家的外圍、枝葉和根基了。因而“國家”的生活結構與身份結構，與外部社會構成了連續體，王朝等級管理范圍的普泛化即其體現。
在現代法制國家中，品秩要素一般只包括權責、資格、薪俸三項。但傳統中國就不是那樣了。還有多種特權，如經濟特權、法律特權、選官特權等等，也構成了品秩的“含金量”。
中國國家不僅是一個功能組織，還是一個“生活組織”；中國官階不僅是一種行政制度，還是一種社會制度；中國官階的特點，除了“管理范圍的普泛化”之外，還包括“品秩要素的普泛化”。
構成品秩的要素，我們概括為五：權責、薪俸、資格、特權及禮遇。簡稱“品秩五要素”
秦漢用二十等軍功爵安排身份，宋明清卻用科舉學歷安排身份，相形之下，我們就看到了歷史前后期品位結構的一個決定性變化。
“貴—賤”，“士—吏”，“文—武”，“胡—漢”。它們可以簡稱為“品位結構變遷四線索”
士”不僅是貴族，還是文化貴族、精神貴族，士、吏之別不僅是有爵者與無爵者之別，也是承載文化者與不承載文化者之別。也可以說，二者不僅是分等之別，也是分類之別。
帝國早期品位的軍爵主導，在帝國后期變成了學歷主導，它維系著“士大夫”或“紳士”階層的強勢地位。
道理就是政治體制的連續性，造成了社會生活的較小變動率，兩千年一貫制。
中國特色”尤其在于，文官級別變成了社會分層尺度，行政管理體制與社會身份高度重合。“官本位”這個特點給了旁觀者強烈印象。早在 19 世紀黑格爾就曾指出：在中國，“所有的一切差別，都和行政連帶發生。
官僚“自利取向”與品位分等的關系，直接涉及了皇權、貴族與官僚的關系。雖然在概念上“專制”不必然與“官僚制”相關，但典型的專制集權，一般都伴隨著復雜的行政組織和一大群官僚。就此而言，官僚與皇權是一致的。但那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官僚若發生了“貴族化”，就可能削弱皇權。在這一意義上，官權與皇權間又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而并不總是“高度一致”的。若官僚家族任官特權過大、身份性過強，皇帝操縱名位、予取予奪的權力，官僚政治的選賢任能、按勞取酬的原則，就可能同時遭遇侵蝕。
“官—民”層面考察，則可以從帝國金字塔的下端和底層提取出若干有價值的信息，用以展示中國等級社會的另一些重要特點。“官”，或說王朝的品階勛爵，在頗大程度上決定著權力、地位、聲望與資源的社會分配。秦漢二十等爵和魏晉南北朝隋唐的官品，都曾與傳統農業社會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土地的占有額度相關。在整個帝國歷史上，“官僚地主”都是最有權勢的社會階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