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該說什么，關于死亡還是愛情？也許兩者是一樣的？我該講哪一種？
我們才剛結婚，連到商店買東西都還會牽手。我告訴他：“我愛你。”但當時我不知道自己有多愛他，我不知道……我們住在消防局的二樓宿舍，和三對年輕夫婦共享一間廚房，紅色的消防車就停在一樓。那是他的工作，我向來知道他發生了什么事─他人在哪里，他好不好。
那天晚上我聽到聲響，探頭望向窗外。他看到我就說：“把窗戶關上，回去睡覺。反應爐失火了，我馬上回來。”
我沒有親眼看到爆炸，只看到火焰。所有東西都在發亮。火光沖天，煙霧彌漫，熱氣逼人。他一直沒回來。
屋頂的瀝青燃燒，產生煙霧。他后來說，感覺很像走在焦油上。他們奮力滅火，用腳踢燃燒的石墨……他們沒有穿帆布制服，只穿著襯衫出勤，沒人告訴他們，他們只知道要去滅火。
四點鐘了。五點。六點。我們本來六點要去他爸媽家種馬鈴薯，普利彼特離他爸媽住的史畢懷塞大約四十公里。他很喜歡播種、犁地。他媽媽常說，他們多不希望他搬到城里。他們甚至幫他蓋了一棟房子。他入伍時被編入莫斯科消防隊，退伍后就一心想當消防員！（沉默）
有時我仿佛聽到他的聲音在我耳邊回響，即使相片對我的影響力都比不上那個聲音。但他從來沒有呼喚我……連在夢里都沒有，都是我呼喚他。
到了七點，有人告訴我他被送到醫院了。我連忙趕去，但警察已經包圍了醫院，除了救護車，任何人都進不去。
警察喊：“救護車有輻射，離遠一點！”
不只我在那里，所有當晚丈夫去過反應爐的女人都來了。
我四處尋找在那所醫院當醫生的朋友，一看到她走下救護車，我就抓住她的白袍說：“把我弄進去！”
“我不能。他的狀況很不好，他們都是。”
我抓著她不放：“我只想見他一面！”
“好吧，”她說，“跟我來，只能待十五到二十分鐘。”
我看到了他，全身腫脹，幾乎看不到眼睛。
“他需要喝牛奶，很多牛奶，”我的朋友說，“每個人至少要喝三升……”
“可是他不喜歡牛奶……”
“他現在會喝的。”
那所醫院的很多醫生和護士，特別是勤務工，后來都生病死了，但是當時我們不知道危險。
早上十點，攝影師許謝諾克過世了。他是第一個。我們聽說還有一個人被留在碎片里─瓦列里·格旦霍克，他們一直無法接近他，只好把他埋在混凝土里。我們不知道他們只是第一批死去的人。
我問他：“瓦西里，我該怎么辦？”
“出去！快走！你懷了我們的孩子。”
可是我怎么能離開他？他說：“快走！離開這里！你要保護寶寶。”
“我先幫你買牛奶，再決定怎么做。”
這時我的朋友唐雅·克比諾克和她爸爸跑了進來，她的丈夫也在同一間病房。我們跳上她爸爸的車，開到大約三公里外的鎮上，買了六瓶三升的牛奶給大家喝。但是他們喝了之后就開始嘔吐，頻頻失去知覺。醫生只好幫他們打點滴。醫生說他們是瓦斯中毒，沒人提到和輻射有關的事。
沒多久，整座城市就被軍車淹沒，所有道路封閉，電車火車停駛，軍人用白色粉末清洗街道。我很擔心第二天怎么出城買新鮮牛奶。沒人提到輻射的事，只有軍人戴著口罩。城里人依舊到店里買面包，提著袋口敞開的面包在街上走，還有人吃放在盤子上的紙杯蛋糕。
那天晚上我進不了醫院，到處都是人。我站在他的窗下，他走到窗前高聲對我說話。我們不知道怎么辦才好！人群中，有人聽說他們馬上會被帶到莫斯科。所有妻子都聚集起來，決定跟他們一起去：“我們要和丈夫一起行動！你們沒有權力阻止我們！”
我們拳打腳踢，士兵─士兵已經出現了─把我們推開。后來一個醫生出來宣布：“沒錯，他們要搭機去莫斯科，所以你們得幫他們拿衣服，他們穿去救火的衣服都燒壞了。”公交車停駛，我們只好跑著去。我們跑過大半個城市，但是等我們拿著他們的行李回來，飛機已經起飛了。他們只想把我們騙走，不讓我們在那里哭鬧。
街道的一邊停滿了幾百輛準備疏散居民的巴士，另一邊是從各地開來的好幾百輛消防車。整條街都覆蓋著白色的泡沫。我們踏著泡沫走，邊哭邊罵。收音機里說，整座城市可能在三到五天內進行疏散，要大家攜帶保暖衣物，因為我們會在森林里搭帳篷。大家都好開心─露營！我們要用與眾不同的方式慶祝“五一”勞動節！很多人準備了烤肉器材，帶著吉他和收音機。只有那些丈夫去過反應爐的女人在哭。
我不記得我是怎么到我爸媽家的，只知道自己一醒來就看到媽媽。我說：“媽媽，瓦西里在莫斯科，搭專機去的。”
我們整理菜園（一星期后，那座村子也疏散了）。誰知道？當時有誰知道？那天晚上我開始嘔吐，我懷了六個月身孕，很不舒服。那晚我夢見他在夢里叫我：“露德米拉！小露！”但是他去世后就沒有到我夢中呼喚我了，一次也沒有（開始哭）。
我早上起床后決定，我得一個人去莫斯科。媽媽哭著問：“你這個樣子要去哪里？”我只好帶父親一起去，他去銀行里提出所有存款。
我完全不記得到莫斯科的過程。抵達莫斯科后，我們問看到的第一個警察：“切爾諾貝利消防員被安置在哪里？”
他馬上就說：“休金斯格站的六號醫院。”
我們有點驚訝，之前大家都嚇唬我們，說那是最高機密。
那是專門治療輻射的醫院，要有通行證才進得去。我給門口的女人一些錢，她說：“進去吧。”接著又求了另一個人，最后才坐在放射科主任安格林娜·瓦西里耶芙娜·古斯科瓦的辦公室。不過當時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只知道我必須見她。她劈頭蓋臉就問：“你有沒有小孩？”
我該怎么回答？我知道我絕不能說出我懷孕了，否則他們不會讓我見他！還好我很瘦，看不出有身孕。
“有。”我說。
“幾個？”
我心想，我要告訴她兩個，如果只說一個，她不會讓我進去。
“一男一女。”
“所以你不必再生了。好吧，他的中樞神經系統完全受損，頭骨也完全受損。”
我心想，喔，所以他可能有點煩躁。
“還有，如果你哭，我就馬上把你趕出去。不能抱他或親他，甚至不能靠近他，你有半個小時。”
但我知道我不會走，除非我和他一起離開，我對自己發誓！我走進去，看到他們坐在床上玩牌、嬉笑。
“瓦西里！”他們叫。
他轉過身看了我一眼，說：“好啦，沒戲唱了！連在這里她都找得到我！”
他穿四十八號的睡衣，看起來很滑稽，他應該穿五十二號。袖子太短，褲子太短，不過他的臉不腫了。他們都在打點滴。
我問：“你想跑去哪里？”
他要抱我。
醫生阻止他。“坐下，坐下，”她說，“這里不能擁抱。”
我們后來把這些當成笑話來說。其他房間的人也來了，所有從普利彼特搭專機到莫斯科的二十八個人都聚集過來。“現在怎么樣了？”“城里情況如何？”我說他們開始疏散所有居民，整座城市會在三到五天內清空。大家都沒說話，這些人里有兩個女的，其中一個哭了起來，發生意外時她在電廠值班。
“天啊！我的孩子在那里，他們不知道怎么樣了？”
我想和他獨處，哪怕只有一分鐘。其他人察覺出來了，于是陸續找借口離開。我擁抱、親吻他，但是他移開。
“不要離我太近，去拿張椅子。”
“別傻了。”我不理他。
我問：“你有沒有看到爆炸？發生了什么事？你們是最早到現場的人。”
“可能是蓄意破壞，有人引爆，大家都這么認為。”
當時大家都那樣說，以為有人蓄意引爆。
第二天他們躺在自己的病房里，不能去走廊，也不能交談。他們用指節敲墻壁，叩叩，叩叩。醫生解釋說，每個人的身體對輻射的反應都不一樣，一個人能忍受的，另一個也許不行。他們還測量病房墻壁的輻射量，包括右邊、左邊和樓下的病房，甚至撤離所有住在樓上和樓下的病人，一個也不剩。
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家住了三天，他們一直說：“你拿鍋子，拿盤子去啊，需要什么就拿。”我煮了六人份的火雞肉湯，因為當晚執勤的消防員有六個1：巴舒克，克比諾克，堤特諾克，帕維克，堤斯古拉。我幫他們買牙膏、牙刷和肥皂，醫院都沒有提供，還幫他們買了小毛巾。
現在回想起來，朋友的反應讓我很詫異。他們當然擔心，怎么可能不擔心？但即使傳言都出現了，他們還是說：“需要什么盡管拿！他情況怎么樣？他們還好吧？能不能活下去？”活下去……（沉默）
我當時遇到很多好人，有些我都忘了，不過我記得一位看門的老太太教我：“有些病是治不好的，你只能坐在旁邊照顧他們。”
我一大早去市場買菜，然后就到朋友家熬湯，所有食材都得磨碎。有人說：“幫我買蘋果汁。”我就帶六罐半升的果汁過去，都是六人份！我趕到醫院，在那里待到晚上，然后又回城市的另一端。我還能撐多久？三天后，他們說我可以住進醫院的員工宿舍。真是太棒了！
“但是那里沒有廚房，我怎么煮飯？”
“你不用煮了，他們沒辦法消化。”
他開始變了，每一天都判若兩人。灼傷開始在外表顯露，他的嘴巴、舌頭、臉頰，一開始是小傷口，后來愈變愈大。白色薄片一層層脫落……臉的顏色……他的身體……藍色……紅色……灰褐色。那些都是我的回憶！無法用言語形容！無法以文字描述！甚至至今無法釋懷。唯一拯救我的是一切發生得太快，根本沒時間思考，沒時間哭泣。
我好愛他！我以前不知道自己有多愛他！我們才剛結婚，走在街上，他會抓著我的手把我轉一圈，不停吻我，路人都對我們微笑。
那是收容嚴重輻射中毒的醫院。十四天，一個人在十四天內死掉。
住進宿舍第一天，他們測量我有沒有輻射。我的衣服、行李、皮包、鞋子都是“熱”的，他們當場全部拿走，包括內衣褲，只留下錢。他們給了我一件醫院的袍子作為交換─尺寸是五十六號，還有一雙四十三號的拖鞋。他們說衣服也許會還我，也許不會，因為那些衣服很可能“洗不干凈”。我穿著袍子去看他，他嚇一跳，說：“女人，你是怎么回事？”
我還是想辦法幫他熬湯，我用玻璃罐煮水，放進很小塊的雞肉。后來不知道是清潔婦還是守衛給了我鍋子，也有人給我砧板，讓我切香芹。我不能穿醫院的袍子去市場，所以他們替我帶蔬菜。可是一切都是白費功夫，他沒法喝東西，連生雞蛋都吞不下去。不過我還是想讓他吃點好的，好像那還是有差別似的。
我跑到郵局說：“小姐，我要打電話給在伊凡諾-福蘭克夫斯克的父母。立刻！我先生快死了。”
她們立刻明白我從哪里來，知道我先生是什么人，馬上幫我接通了電話。我的父親、妹妹和弟弟幫我帶了行李和錢，當天就飛到莫斯科。那天是五月九日，他過去常對我說：“你不知道莫斯科有多美！尤其是到了勝利紀念日，會放煙火，真希望你能看到。”
我坐在病房里，他睜開眼睛問：“現在是白天還是晚上？”
“晚上九點。”
“打開窗戶！他們要放煙火了！”
我打開窗戶。我們在八樓，整座城市都映入我們的眼簾！一束火花在空中綻放。
“你看！”我說。
“我說過我會帶你來莫斯科，而且逢年過節都會送你花。”
他從枕頭下拿出三朵他拜托護士幫忙買的康乃馨。
我跑過去吻他：“我好愛你！我只愛你一個！”
他開始咆哮：“醫生是怎么說的？不能抱我和親我！”
他們不讓我抱他，可是我……我扶他坐起，幫他鋪床，放溫度計，拿餐盤，整晚待在他身邊。
有一天，我突然覺得天旋地轉，連忙抓住窗臺，還好是在走廊，不是在房間。一名經過的醫生扶住我的手臂，接著突然問：“你是不是懷孕了？”
“沒有，沒有！”我好怕有人聽到。
“不要說謊。”他嘆了口氣。
第二天我被叫到主任辦公室。“你為什么騙我？”她問。
“我沒辦法，如果告訴你實情，你會叫我回家。那是神圣的謊言！”
“看看你干了什么好事？”
“但是我要和他在一起……”
我一輩子感激安格林娜·維西里那·古斯克瓦。一輩子！其他人的妻子也來了，但是她們不能進醫院，只有他們的母親和我在一起。
沃洛佳·帕維克的媽媽不停祈求上帝：“拿我的性命和他交換。”
負責骨髓移植手術的美國人蓋爾醫生安慰我：“有一點希望，雖然希望不大，但是仍有一線生機，因為他們都還年輕力壯！”
他們通知他所有親戚，他的兩個姐妹從白俄羅斯過來，在列寧格勒當兵的弟弟也來了。年紀較小的妹妹娜塔莎才十四歲，她很害怕，一直哭，可是她的骨髓是最合適的。（沉默）我現在可以講這件事，之前沒辦法，我十年沒講這件事了。（沉默）
他得知他們打算取小妹的骨髓時斷然拒絕，他說：“我寧可死掉。她那么小，不要碰她。”
他的姐姐柳達當時二十八歲，是護士，很了解移植骨髓的過程，但是她愿意移植，她說：“只要他能活下去。”
我透過手術室的大窗觀看手術過程。他們躺在并排的手術臺上，手術一共歷時兩小時。結束之后，柳達看起來比他還虛弱。他們在她胸前刺了十八個洞，麻藥幾乎退不掉。她從前是健康漂亮的姑娘，現在卻體弱多病，一直沒結婚。我在他們的病房間穿梭，他不再住普通病房了，而是住特殊的生物室，躺在透明帷幕里，沒有人可以進去。
他們有特殊儀器，不用進入帷幕就可以幫他注射或放置導管。帷幕用魔術貼粘著，我把帷幕推到旁邊，走到里面，坐在床邊的小椅子上。他的情況變得很糟，我一秒鐘都離不開他。他一直問：“露德米拉，你在哪里？小露！”一直問。
其他生物室的消防員都由士兵照顧，勤務工因為沒有防護衣物，所以拒絕照顧他們。那些士兵端衛生器皿，擦地，換床單，什么都做。他們從哪里找來那些士兵？我們沒問。但是他……他……我每天都聽到：“死了，死了，堤斯古拉死了，堤特諾克死了。”死了，死了，就像大錘敲在我的腦袋上。
他一天排便二十五到三十次，伴隨著血液和黏液。手臂和雙腿的皮膚開始龜裂，全身長瘡。只要一轉頭，都可以看到一簇頭發留在枕頭上。我開玩笑說：“這樣很方便，你不需要梳子了。”
不久他們的頭發都被剃光，我親手替他剃，因為我想為他做所有事。如果可以的話，我會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待在他身邊，我一刻也閑不下來。（沉默許久）
我弟弟來了，他很害怕地說：“我不讓你再進去！”
但是我父親對我弟弟說：“你以為你能阻止她嗎？她不是從窗戶，就是從逃生口爬進去！”
我回到醫院，看到床邊桌上擺了一顆橙子，很大，粉紅色的。他微笑著說：“我的禮物，拿去吧。”
護士在帷幕外對我比手勢說不能吃。已經擺在他身邊好一陣子了，所以不但不能吃，甚至連碰都不該碰。
“吃啊，”他說，“你喜歡吃橙子。”
我拿起那顆橙子，他閉上眼─他們一直替他注射，讓他入睡。護士驚恐地看著我。而我呢，我只希望盡可能讓他不想到死亡，不去管他會不會死得很慘，或是我怕不怕他。我記得當時有人說：“你要知道，那不是你的丈夫了，不是你心愛的人了，而是有強烈輻射、嚴重輻射中毒的人。你如果沒有自殺傾向，就理智一點。”
我發狂似的說：“但是我愛他！我愛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