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說詞：觀世界，才有世界觀。這里的世界觀包含價值觀。
近代中日兩國真正意義上的交流始于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距離現在已經過去了有一百五十年之久了。如果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中日兩國在面對外部世界時的困惑是一樣的，日本的明治維新不是自發而就的。在十九世紀的下半葉，大清國面臨的來自西方的炮艦，日本也同樣面對來自西方的炮艦。在1840年針對大清國的“鴉片戰爭”開始后，有關此戰爭的消息也源源不斷的在日本傳播。而1853年的“黑船來航”讓日本真切感受到了外部世界的潛在挑戰。這些變化基本上對中日兩國而言，是同一時間段發生的。
在面對外部世界的變化時，大清國與日本在遲疑和狐疑中，不得不做出選擇。如果出于地理疆域的考慮，對于日本這一島國而言，面對外部的挑戰無可退之地。而大清國還在“天朝大國”的觀念中固守，畢竟還有遼闊的內陸可做回旋。
大清國與日本的不同選擇，在甲午戰爭之后有了明顯的區別。而甲午戰爭也讓當時的中國人意識到只是在“技器”上下功夫是不能解決危機的，更多的還是要著眼于制度。也就是從甲午戰爭之后，“東洋”成為中國人最便利的參照物。
同樣，甲午戰爭之后。日本也急需重新審視中國。對于這個“文化宗主”而言，甲午戰爭的勝利堅定了日本對于明治維新的雄心。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中國人向東往東洋而去。日本人自東往中華而來。也就是在這個交匯的時期，“中國”這個概念，才逐步擺脫“大清國”的傳統而逐步顯現出來并成為共識。
而今天要推介是這樣一套叢書，這套叢書中選取的多出自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日本人看中國的視角。近代日本人撰寫了大量的中國游記。目前散見于日本各大圖書館的近代中國游記專著多達數百部，其中以作為國立國會圖書館支部的東洋文庫收藏為最，該文庫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于1980年編輯出版了《明治以降日本人的中國旅行記解題》，對該文庫所收藏的明治(1868－1912)、大正(1912－1926)、昭和(1926－1989)三個時期(截止至1979年)逾四百種中國游記。
如果對比中國人對當時的日本考察所做的類似游記則數量上單薄許多。較為著名的有張謇《東游日記》、繆荃孫《日本考察事務游記》、吳汝綸《東游叢錄》、黃慶澄《東游日記》、王之春《談瀛錄》、黃尊三《日本留學日記》、李筱圃《日本紀游》、王景禧《日游筆記》、黃遵憲《日本雜事詩》、王韜《扶桑游記》等。
如果就日本人所撰寫的中國游記細細梳理一遍，就會發現在彼時日本人的心中及視野中，他們對于中國的考察范圍之廣。更多的還是著眼于對當時中國的認知。如果將眼光從亞洲儒家文化中出發，在對于中國的認知中，日本人對于中國的分析更有相通之處。
現有《近代日本人的中國游記》叢書出版，在日本人所著述的中國游記中有幾冊是值得關注的，如下所列：
介川龍之助 ?《中國游記》
竹添進一郎 ?《棧云峽雨日記:葦杭游記》
中野孤山 ? 《橫跨中國大陸:游蜀雜俎》
曾根俊虎 ?《北中國紀行清國漫游志》
桑原騭藏 ? ?《考史游記》
內藤湖南 ? ?《燕山楚水》
江上波夫 ? ?《蒙古高原行紀》
小栗棲香頂 ? ?《北京紀事北京紀游》
宇野哲人 《中國文明記》
岡千仞《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
在這些游記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百多年前的中國到底是何種情狀，也同樣能在這些著述中理解彼時的中國給予這些日本人的警醒。
也是從這些日本人著述的中國游記中，我們可以一窺以甲午戰爭為契機，日本人對中國人由崇敬而變為蔑視。那么，中日關系是如何發生這種逆轉的？日本人又是如何由對中國的敬仰而變為蔑視的？這些游記不失為解讀這種演變過程的參考材料。這些書籍對近代日本人中國觀的形成及其演變過程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
觀世界，才會有世界觀。放眼四海之外，必有遼闊之地。一個封閉的大陸是可以自養自足的，可惜世界不止由一塊大陸組成，世界是多樣及多元的。在交錯的審視之下，我們才能看到自己，看到彼此的存在。
對比當下的中國，我們對于日本的了解始終不能停留在膚淺的表面。我們的眼界要始終與我們生存的土地一樣廣闊才能匹配我們的時代。
不放執念 ?怎見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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