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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
先生此言，是他那個時代的特點，當時的知識分子，為科舉，只求應試，對四書五經字句求解，卻不能識得圣人本意，為文而文，精力過多放在了詩賦辭章上，更不重實行。先生初到京時也曾把辭章做重要事，后才轉到心學。虛文不能重，實行不能衰。先生強調“事上磨練”——喜怒哀樂，富貴貧賤，患難生死，皆是事。我們學心學，明白先生的精要，“致良知”“知行合一”，在工作生活中便需努力的去實踐，唯有“事上練”，才能不斷進步。
善可為訓者，特存其跡以示法。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這句話，政府的宣傳部門，報紙網絡的媒體人該仔細讀讀?，F在的社會是信息泛濫的時代，如何在眾多信息中奪人眼球，便成了媒體人的目標，而其中部分人更是夸大其詞，專做標題黨。為了迎合公眾的獵奇心理，對惡性事件的細節不厭其煩，細揪不疲，馬加爵事件，復旦黃洋投毒案，段義和殺人案……詳細的過程，血淋淋的圖片 ，這在滿足部分人的好奇心的同時，悄悄的的教會了多少人錯誤的處理方式？相反，正面的宣傳總是那么雷同，某警察英勇殉職，某兒媳帶婆婆改嫁，某學生雨中照顧生病的老人……細節沒了，只有一個高大上的形象。先生說，善可以用來教化，因而應該特別保存善的事跡讓人仿效；惡能夠讓人引以為戒，所以保存一些戒條而省去事情發展經過，以杜絕類似的事情再發生。這實在該是我們輿論導向的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