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生翁書法賞析
徐生翁（1875－1964）浙江紹興人。早年姓李，名徐，號生翁。中年以李生翁書署，晚年復姓徐，仍號生翁。一生以鬻書畫為生，生活清寒而狷介自適。
世人呼徐字為孩兒體，有評論者如是說：“那種抱定文人大師理想的人，充其量只能將徐生翁的作品歸入別調(diào)、逸品之列，或如俗世所說他的書法是‘孩兒體’，我認為這不僅是對徐生翁價值的貶低，也是對中國藝術(shù)之為藝術(shù)，之為文化的精神誤讀。”
徐生翁的意義，是對晚晴以來碑學一路的一種成功的傳承，又在繼承中有所拓展。晚清以來，對傳統(tǒng)中國文學藝術(shù)的認識以及近代名族苦難的切身體會，古、拙、重、大，沉郁頓挫而又內(nèi)涵身后的美學趣味成為了美學追求。徐生是人生與藝術(shù)相結(jié)合的又一個典范，說徐生翁的藝術(shù)是“行簡道全”，其“道”即在此焉。
徐生翁的“生拙與質(zhì)樸，撲面而來的古氣以及天設(shè)地造的驚艷”，與臨過之碑帖不無關(guān)系。有人指出，其行書有《圣教序》特點。愚以為，還有八大行書的特點，徐氏那種對空白的無痕的經(jīng)營，應(yīng)是在八大的字里得到過某些啟迪吧。
徐氏的本領(lǐng)是打通，即打通了篆隸與楷書的界線，又打通了行書與魏碑的界線。所以說，走進過什么碑帖，已不再是重要了……
識徐生翁者，先由黃賓虹、劉海粟輩，據(jù)聞猶早者為胡蘭成，其有一段評論，“漢魏以下，能以隸為篆者，惟鄧石如，能以隸者為真行者，惟陳搏與李徐。此外名家，則或限于天分，或限于功力，未能媲美也。鄧石如與李徐，是皆能以方筆通于圓筆者，其精湛同，而李書之博大雍容，猶勝于鄧。鄧石如布衣，其書經(jīng)康有為之推頌而享大名，當其生時，嘗寄寓顯宦幕下，且得包世臣之傳揚，惟識者仍寥寥。”……
徐生翁所書之一段《文心雕龍》文：“暨乎后漢，小學轉(zhuǎn)疏，復文隱訓，臧否大（亦）半。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奧。”款題：“果順先生屬書。”
果順者，應(yīng)為童蒙正。童蒙正（1903—1989），字果順，經(jīng)濟學家，民國任教于南京各大學，解放后從事金融工作二十余年，曾任上海文史館員，與徐生翁有過從。
此幅畫為晚年所作，以陸維釗評之“簡、質(zhì)、凝、稚”四字細察是紙，無不得驗矣。徐氏暮年之作，“野性”多有收斂，左奔右突的點書，頻繁扭轉(zhuǎn)的結(jié)體，也趨向于寧靜與恬適。
審其滿紙精氣彌漫，火候老到，似在八十歲前后作。
就書法而言，徐生翁初學顏真卿，后宗北碑，對秦漢周金和北魏六朝都悉心臨摹，廣收博取。誠如他自己所說：“余習隸書二十年，以隸意作真者又十年，繼嫌唐為法縛，乃習篆以窺魏、晉，而魏、晉古茂終遜漢人，遂沿兩漢吉金，上攀彝鼎。”從他的小幅扇面作品中，似乎還可以看出他學顏真卿的痕跡，而他的大部分作品，則都是字結(jié)體奇崛、生拙古辣，由北碑出，又不受北碑的制約，全然一派獨往獨來的狂放形象。有時看上去好像完全放棄了用筆，不講究筆法，但別具情趣。有人稱道他的小幅作品，這是因為一些小幅作品他還注意通常意義上的審美習慣，而大部分創(chuàng)作，則不受任何約束。他寫字，只是為了寫字。為了心靈的需要，而沒有寫字以外的目的：用不著取悅別人，用不著迎合市場，用不著追逐時風。他幾乎把自己封閉起來，不和外界接觸。這種純粹的藝術(shù)狀態(tài)，至為難得。他的字長期不為人稱道，但的確是格調(diào)高古。更為可貴的是，他的書法體現(xiàn)了一種強烈的風格面貌，具有極強的創(chuàng)新精神。特別是其晚年的書法，鉛華洗盡，古樸稚拙，天真自然，達到了爐火純青，隨心所欲的高妙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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