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春節，一部海軍題材的電影《紅海行動》火了，火得出人意料。

01?

“我特別敬佩兩個職業，一個是軍人，一個是戰地記者。”海清在受訪時如是說，于是在《紅海行動》中，她扮演了一個與軍人并肩作戰的戰地女記者，突破了以往“國民媳婦”的熒屏形象。

在《紅海行動》中，海清所飾演的戰地女記者夏楠，倔強、固執、不聽話。她不顧報社主編勸阻，不懼生命威脅，追求新聞真相；為了追查危險核原料“黃餅”，她拒絕轉回安全地帶，堅持跟蛟龍突擊隊前往人質營；戰火紛飛里，她不聽命令，為了救人被爆炸的黃土掩埋。

哪怕犯了錯，她依舊敢橫著脖子直面蛟龍突擊隊隊長楊銳（張譯飾）的斥責。

“如果你下達的命令是錯誤的，怎么辦？”鏗鏘有力的質問，令人印象深刻。

但，這并沒有令觀眾厭惡。

因為她真實而立體。

為了營救人質鄧梅，夏楠主動提出用自己進行交換。在最后的決斗中，她不僅協助楊銳用坦克攻打敵人，更持槍上陣。

然而，如此堅韌的夏楠，在得知自己唯一的助理阿布被恐怖分子殘忍殺害時，她是那么的憤怒、悲傷、無力、絕望。不顧臉上的傷口和泥沙，她把臉深深地垂在掌心里，用手用力揉搓自己的臉。

坐在門檻上，眼里噙著淚，她無助地說，“其實，我誰也保護不了。”看得人特別心疼。

緊接著，她竭力用平靜地聲音說，自己的孩子和丈夫也是死于恐怖襲擊中，什么都沒剩下，只有一串藍色的小手鏈被她撿回來，一直戴在手上。

夏楠發誓“一定要和恐怖分子干到底！”說罷，她一拳打在墻上，剛毅得如同一個女戰士。戲外，這一拳導致海清手腕受傷淤血、手部骨裂。

在最后的決斗中，夏楠依舊沒有聽話留在原地，而且還負了傷。

我想，夏楠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踐行她對主編說的那句話——總有一些東西比生命更重要。

02

什么東西比生命更重要？

或許有個人能給出更好的答案。

她就是袁文逸，東方衛視原首席記者，在2011年至2015年被特派至利比亞、敘利亞、埃及、烏克蘭等地進行國際戰地報道。

如果說《紅海行動》中夏楠追求真相的行為尚且帶著國仇家恨的悲壯，那她的現實真人版上前線的原因則略顯平淡，沒有戲劇和跌宕，理由特別簡單。

“趁我現在還跑得動，我一定得去。”

2011年，30歲的袁文逸主動請纓去前線，為了新聞理想，她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推到戰爭的風口浪尖上。

那年夏天，袁文逸第一次去利比亞，也是第一次到戰場，一待就是119天，走過了所有的主戰場。

四個人三件防彈衣，為了不讓自己的伙伴比自己更危險，119天里，他們誰都沒有穿防彈衣。

在戰場的5年，幾乎電影里所有的戰爭場面，她都經歷了。

冰雹火箭彈曾在她兩百米開外的地方爆炸，伴隨硝煙和巨響，巨大的熱浪裹挾著沙哈拉沙漠里的沙子一下子撲到臉上；狙擊槍的子彈曾從她的頭頂嗖嗖地飛，震動著把空氣都撕裂了；在敘利亞的大馬士革，她還曾經歷連環汽車炸彈，整條馬路血流成河；在連夜撤出頓涅茨克的時候，剛搭上逃命的火車，一顆流彈飛來就擊中了她手邊的玻璃窗，讓她差點沒了命……

她在戰地一次次與死亡擦肩而過，卻不曾有恐懼，一心只想著發回一手新聞報道。一條時間8分鐘左右的新聞，整個團隊幾乎要畫上近一個月的時間拍攝和整理素材。

這短短的幾分鐘新聞里，懸著的是袁文逸和同事們的全部性命。每次進到軍事交火區采訪，她都會簽一份“生死狀”，保證一切的死亡、受傷、失蹤等意外情況，都由袁文逸個人承擔，和該國組織無關。

“如果你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你靠得不夠近。”戰地記者羅伯特·卡帕曾說過這樣一句著名的話，因為越近越危險。

為了“足夠近”，他們不知多少次直面生死。在一次采訪中，炮彈從天而落。袁文逸立馬想喊搭檔攝像李彥君快跑，而對方卻正在拍另一顆炮彈著地，在那一瞬間她如夢魘一般，喊不出聲音來。那一天在回到駐地的途中，他們沒有像往常一樣交談或休息，一路沉默無言。回去之后，袁文逸把所有人叫到一起開了個會。

她對大家說：“我只有一個要求，就是每天我們一起出去，也一定要一起回來，一個也不能少！”

那天，這個被稱為“瘋一樣的女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戰地流眼淚。

03

在硝煙和炮火中，袁文逸度過了5年的青春。

很多人都不理解她的行為。

有人在背后說她這么拼命是為了職位晉升和獎金，每每聽到這樣的議論，她都會想起自己每次進入交戰區時所簽的那份“生死狀”。她曾在演講中對此發問，“我不知道，像我這樣也是爹生娘養的生命，用多少錢、用多高的一個職位來換，才算是比較公道?！”

七大姑八大姨對于她三十幾歲還不結婚生子的行為更是不解，問她“是不是因為很痛苦，所以才出去（到戰地）逃避?”即便她回答“我很幸福呀”，對方依舊會堅定地認為“你內心深處一定不幸福。”對此，袁文逸百口莫辯，只能沉默應對。

父親更是一度想要撕掉她的護照，阻止她去戰地。

那么，為什么非得去呢?

“這起碼是我從心的選擇，是我最想做的事情。”對于袁文逸來講，這比和某個帥哥在上海的淮海路上風花雪月更重要。

去戰地，更不是因為尚武或者好戰，實際上，袁文逸的內心非常柔軟。她曾多次提及那個只是臨時學了幾分鐘步槍射擊就被帶上戰場的十五六歲的少年，那個羞澀靦腆的男孩子的命運可想而知，這令她痛心而可惜。在交鋒激烈的頓涅茨克機場，看到一直在哭泣的七十多歲的老太太，她的內心同樣非常難過。

袁文逸也時常會感到迷惑。停火時，交戰雙方的戰士都是那么友好善良，然而，交鋒時他們很快就射死了對方。

每次進入戰地，她都會想:為什么要戰爭?怎么樣才能避免戰爭?

“我們在同一個世界、同一個時代，面對一樣的困難、一樣的挑戰。我的國土、我的家園怎么樣能夠避免戰爭？這是我想通過我的新聞報道，帶給我的觀眾的。”這就是她一直堅持的原因。

2014年年底，在“青年中國說”的舞臺上，袁文逸發表了名為《如果沒有明天》的主題演講。她說：“如果沒有明天，如果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值得做的事情，愛自己愛的人，那么就算活到今天，那也是值得的。”

2015年5月，在“超級演說家”的節目里，她的演講題目則改成了《一定會有明天》。因為——“一個人追求自己的理想和價值，一個記者去追求真實、公平、公正和美好，她永遠都有明天。”

“如果你沒法阻止戰爭，那你就把戰爭的真相告訴世界。”這就是戰地記者的責任和擔當，袁文逸做到了。

英國《衛報》在采訪袁文逸時，把她定義為“中國新生代戰地記者”。

經歷了生死，看慣悲歡，她更加堅定地知道自己內心想要什么。

2015年，從戰地歸來，本可以相對安穩些的袁文逸又“折騰”了。

2016年7月4日，35歲的她離開了曾經工作了13年的東方衛視，告別了體制、編制和自己的舒適區。因為她害怕在這樣一個環境中，不能出去報道的自己會日復一日機械地重復，十年如一日。

面對種種不解甚至嘲諷，袁文逸依然堅定自己內心的選擇，她在每次演講中都會說一句話——“我不需要給別人一個解釋，我只需要給自己一個證明!”

因為她知道，沒有一個人追求夢想，不需要付出代價。

“青春是一塊完整金子，我不想把它切碎了買饅頭吃。”袁文逸希望自己在還能夠提高和改變的時候，讓未來能有所變化。

愿我們每個人都能遵從本心去生活、去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