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4號晚七點半，我在澡堂洗澡的時候，把手機放到了柜子里，出來時就發現手機不見了，剛開始我還以為是自己忘了帶。回到宿舍，借了個手機打過去，后來發現已關機，此時我能想到的只有一個字，“擦”。
我的第一反應就是發短信給他私了。“哥們，要多少錢，請你還給我手機”。那邊啥也沒回，打了好幾個電話也是關機，看來卡已經被丟了。（殊不知，這一丟，丟了他的第一次機會）
此時我真是悲痛欲絕啊，趕緊登錄手機云端后臺查找手機。沒想到這小賊此時開機了，我遠程操縱手機拍下了他的照片，心想這下可跑不了你了。從照片能看出這是一個學生宿舍，而且手機定位到了10號樓，也就是博士樓，我還挺吃驚，怎么會，博士偷手機？是不是手機定位出錯了。不過，反正有了他照片，就不怕他跑了。
第二天我張貼了廣告，警告他我已經知道了他的樣子，并要求他今天之內把手機交到校門口保衛室，否則就報警。（注意，我并沒有公布他的樣子，這樣不好）到了晚上，仍舊無果，他后來說自己沒看見，反正這是我給他的第二次機會。
第三天，10月6號，我就去報案了。提供了這么有指向性的證據，警察叔叔說“沒問題，好破，回去等著吧”。我心想，你們假期都還沒結束呢，這尼瑪要等到什么時候。
于是晚上回來，我和州州、強哥一起，決定自己去抓賊。反正目標地點就是博士樓的一、二樓，挨個宿舍敲門唄。在只剩最后幾個門快要放棄的時候，有個哥們含含糊糊說見過，長得像，我猜他心里想的一定是“這不就是那誰嘛”，礙于情面才沒說的那么死，不過，最后他還是把宿舍號告訴了我們。
敲開門，果然就是這貨。我說，快還我手機吧。他一看東窗事發，就跑出去給我拿手機，他還把手機放在了外面。（在跑出去的路上，我想他已經為這個手機編好了一個版本）在拿給我之后，他說這是今天澡堂時在柜子里撿的，好尼瑪，現在你還給我撒謊，照片明明前天就把你拍到的了，你還狡辯。這是他第三次提前認錯的機會。
最后，在我們的幾番質問下，他供認不諱。因為現在鐵證如山了，我偷偷錄了音，把他自相矛盾的話全錄了下來，再抵賴只會對他更不利。
這是我見過的學歷最高的小偷，也是最笨的小偷。不管多么可惜，該給你的機會我已經給你了，人情已盡，就看規則制度怎么處罰你了。
這個小偷有很多次可以提前認錯，讓事情就此結束的機會，可找到他后他還在狡辯。如果讓此事就此結束，那你只能找到這唯一一個理由“一個博士讀到這份上也不容易，因偷盜毀了前程多可惜”。但這同樣也可以成為反對的理由“一個有盜竊動機的博士，如果到了社會上，會造成多可怕的隱患”。
那么，假如他的認錯態度很好，此事就可以不按規則追究責任了嗎？該不該追究責任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只是我們有不同的價值觀選擇，選擇網開一面，還是一貫公正。
公平公正的社會你可以夸它透明，也可以說它不近人情。如果問法制和人情到底哪個更有利于社會，我們都會選擇法制，但一旦具體到對某個人的判罰上，尤其是那個執劍人是你的時候，又容易讓人動惻隱之心。我深感自己的矛盾與壓力，如果我是一個看客，我會毫不猶豫的選擇法制、正義。但是現在我也算一個法制和正義的執劍人，就此打住到底是保護了一個個體，還是縱容了一種犯錯，哪個選擇到底更有價值，我很猶豫，現在由我、學校、警察三方都有決定權。
我自己更偏向于公事公辦。我是覺得，每個不同程度的錯誤都對應了不同程度的懲罰，又不是判死刑、判拘留，即便被學校開除了，又能怎么樣呢，你一樣可以活在世界上啊，你覺得這不公平嗎，你做錯了事，還想裝可憐，死皮賴臉的不想承擔責任，這恐怕不行。覺得丟臉，那你就好好認錯，做好事去改變形象吧。
不過我也很狡猾，我不去做劊子手。我會把這個選擇權推給學校，如果，學校問我想怎么辦，我會說你看著辦吧。事實我會一清二楚的講清楚，如果從輕處罰到需要歪曲事實那我就不能忍了。學校本來就是教育人的地方，至于學校選擇怎么什么樣的價值觀，底線劃在什么地方，我都會表示服從。我只是會把這個價值觀作為參考，來評價這所學校而已。比如：如果學校糊弄了事，我畢業論文想必也就輕松多了。如果學校嚴肅公正，那我可不敢在畢業這事上再馬虎糊弄了。
最后想說：靠別人解決問題不是不行，就是會太慢，但你也別抱怨，這也是辦事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