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出差錯過了同門的聚會，沒能聆聽桑老師的最新教誨，這個遺憾終于得到了彌補。暨大歷史系邀請了桑老師做校慶系列慶?；顒拥闹v座，題目是《辛亥革命時期的“漢奸”問題》。原本桑老師希望選一個不太大的教室，可以方便交流，海報僅僅貼出去兩天多，就有大量粉絲慕名而來，歷史系的講學廳圍得水泄不通，大家都希望可以一睹名家大師的風采，歷史系系主任劉增合教授開玩笑說，這是歷史系十幾年來最為爆滿的一場講座了。
正所謂“一個字就是一部文化史”，今日論戰中頗喜用“漢奸”一詞互相指罵，但卻缺乏對該詞的起源與流變做詳細梳理的研究。桑老師最近有長文論述這一問題，他指出從現有的材料來看，所謂“漢奸”的稱謂應該是出現于晚明，實則與當時滿人與明朝之間的政治爭斗有關，既有滿人蔑稱漢人為“奸”，也有滿洲問鼎中原后明遺民指責改事新朝者為奸。
在辛亥革命后，似乎較早被定罪為“漢奸”者，是寫了《花隨人圣庵撫憶》的黃濬，但審判時并沒有用“漢奸”罪而是認為其“通敵”。桑老師由此指出，所謂“漢奸”，在政治層面和法律層面的認知是不一樣的：從政治斗爭的角度來看，可以從民族認知和權勢斗爭出發，判定對方是“漢奸”，但在法律層面來說，往往并不能用“漢奸”入罪，而多用“通敵”或“間諜”。而到了抗戰時期，“漢奸”才逐漸轉化為今天我們熟悉的含義：中國人的身份但投降日本為日本效力。而在此之前，“漢奸”的判定涉及到我們對“漢 族”、“漢”、“華”、“中國”等概念的認識，所以要做符合歷史史實的分辨，才能追溯其本源和流變。（以上是我聽后的理解，當然要以桑老師的文章才是最準確的）
在講座一開始桑老師就詼諧地說，學問不是聽出來的，而是做出來的，會講課的不一定能把學問做好，大學問家往往是不善于講課或者講的學生聽不懂，前者如王國維，在課堂上如果沒有學生提問，他就一根接一根地抽煙，抽完就下課；后者如陳寅恪，被稱之為“教授的教授”，哪怕他已經把講課的難度降到最低，學生依然無法理解?！翱蓯鄣膶W問不可信，可信的學問不可愛”，就是這樣的道理。所以桑老師講解的時間不長，而留了一個小時與同學們互動，實則在互動的過程中不是碰撞的思想火花，恐怕比專門的題目更為啟發心智。
有同學詢問為何歷史不能歸納而只能貫通，這個問題桑老師在著作中多有提及和解釋，他在講座中也簡明扼要地提到，這個說法來自于傅斯年，而饒宗頤先生也有類似意思的表達，因為歷史是獨一無二的，你不可能找到兩件完全相同的人或事，而歸納必須有相同的因素才能進行，所以用歸納法做歷史，大概容易離歷史真相甚遠。在具體做的過程中，也許有時候限于條件而不得不用一些集合式的概念，但自己一定要有自覺的意識，要用貫通的眼光把人事講清楚，自然而然地相關的評價意義都涵蓋其中，我們也不需要多費口舌。
有同學提到如何看待歷史人物，例如袁世凱、康有為、劉師培等，桑老師笑稱這些人都很有意思。例如袁世凱，在南北議和時要左右逢源，既不愿意保大清但又不能明示，又不能和革命黨人出讓太多的利益，其中的政治手腕，值得今人去細細體味?？涤袨閷崉t在學問上應該給予重視，今天大家都只是關注戊戌那段的表現，實則康有為是晚清一大學問家，只是因為后人難以辨認哪些話是他隨便說的、哪些話是他的真知灼見，才誤以為他狂言不羈，雖然他的學生梁啟超筆耕不輟，自信“我的文字可以撓中國人的癢處”，可康有為常批評梁啟超“不懂”，這點值得留意。而劉師培，去世較早，但其在經學上的造詣，實則超越章太炎，有人認為他的傳承主要是家學，但很難有證據直接證明，但我們要注意的是，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的爭論和分歧，未必像我們想象中那么大，例如劉師培后來到四川，與廖平交談甚歡，所以今古文之爭，與章太炎和康有為的爭論很有關系，大家都可以去做關注和研究。
短短兩個小時的講座，頗有意猶未盡的感覺，不少同學和老師是站著、甚至在門口人擠人肩并肩地聽完了整個講座，講座結束后大伙蜂擁而上求簽名，足見桑老師的學術魅力。月色下，與幾位師兄師弟陪著桑老師在暨南園中漫步，感覺又回到了讀書時那段無憂無慮的快樂時光，人生之幸，其一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