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資料】向陽湖位于咸寧市郊，原屬咸寧地區咸寧市(縣)，現屬咸安區。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文化部創辦咸寧“五七”干校，6000余名干校學員，經歷了為期3年左右的勞動鍛煉。當年下來“干校”勞動主要是圍湖造田，搞糧、油、肉、蛋“四自給”；同時搞學習與批判。從1970年秋季起，干校學員陸續調回北京，至1973年，大部分人離校。1974年12月底，咸寧干校解散，合并于文化部另一所干校——原河北省靜海的團泊洼(現屬天津)。直到1979年2月17日國務院發出了《關于停辦“五七”干校有關問題的通知》，干校才成為歷史名詞。
我是66屆大學畢業生，68年分配工作。分配時說是文化部，實際是一家出版社。出版社要的是法語的，結果給了德語的。我是8月報的到。那是個很大的院子。大院門前有條馬路，是從主路拐進大院的馬路。路還是比較寬的，足可容一輛解放牌大卡車通過。站在主路拐進這條馬路的口上，就能看到大門兩側有一付超大對聯：“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橫批是“東方紅出版社”。進了大門有一排小平房，一個壯實的漢子正坐在小板凳上，端著一大碗面條，呼哧呼哧地在吃，后來知道他就是北大日語系畢業的C。他和妻子還有一個女兒，就住在這樣兩間小平房里。再往里不遠處就是一幢4層的辦公樓，只見聚著一群人，有拿掃把的，有拿拖把的，有拿刷廁所傢什的，一聲干活去，就四散了。
報到后按規定要去軍訓。為準備行李，一天早晨，我去木工房。見木工師傅正在為別人打一個木頭架子，捆箱子外起保護作用的。那人站在旁邊，邊看邊指點。我進去后對師傅說，“我也打一個。”師傅說：“等會兒，替他打完再給你打。”我說：“不用，我自己來。”我就拿著鋸，錘，釘干起來了。一會兒聽那人對師傅說，“最好刨成園角，尖角容易傷人。”“嗨，你還頂細心啊。”
我從小就愛玩這些玩意兒，在家專門拆東西，修東西，做東西，實際是越弄越壞。一次拆了哥哥們的照相機。一個蔡司，扁的；一個羅來克斯，長方盒的。一次，鋸木頭，差點把左半截食指鋸掉，至今還有痕跡。還有一次，把玩具收音機的線繩插頭插墻壁插座上，把全家上上下下全弄斷電了。老媽請來電工師傅把線路全部改裝，原來是裸線釘墻上的，全改成有槽的木條，把線嵌入槽內，再蓋上薄板條釘死。每一層都各有保險。我就在邊上觀看，順便幫師傅遞東西，當小工。
我沒去軍訓，70年初下干校了。單位屬文化部，是連窩端，大院也就白送人了。那是個很大的院子，早先是農校，除了辦公大樓外，還有家屬宿舍樓，還有一些日式平房，那是日本鬼子占領時的產物。日式平房里有很大很大的浴缸。有一個老編輯，也是上海人。他主動來討近乎，用上海話和我搭訕，一來二去就熟了。一個星期天，他用自行車帶我上街，然后說上他家去玩玩。他煮了一碗面條給我吃，除了有雞蛋，還有我從未見到過的那么大的開洋。開洋是上海話，北京話叫干蝦仁。吃完了，他說要不在我這兒洗個澡。我就見到了那大浴缸。他給我放了水。我在大浴缸里美美地洗了個澡。說實在的，來北京后己有些時日沒好好洗澡了。洗完后就離去了。后來聽說他在東單公園廁所活動時，被逮了。那兒是男同聚會地。他死之前我在朝陽門那兒看到過他一次。他正用雙手緊抓著人行道和馬路之間的鐵欄桿，困難地一步步在往前挪。我呢？一直慶幸當時什么也沒發生。
文化部是砸爛單位。將來怎樣，還回北京嗎？是個未知數。一天晚上，在一個高地上，掛上了兩盞大的汽油燈，放出刺目的光亮，照得大地如白晝。念完了插隊落戶的文件后，宣布，經審查批準xxx和xxx兩人為第一批人員。但后來又沒有下文了。倒是有兩個人被有的單位要走了。一個湖北一個湖南，而且都是省城。當時算是幸運兒。后來大家都回了北京，兩人就有些后悔，但生米已經煮成了熟飯。
剛到干校，生活還是很艱苦的。湖北出大米，米飯沒什么問題，菜的供應就很困難了。剛開始天天是煮蘿卜絲湯。肚子一點油水也沒有。但發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每天早上陳江就拿了個搪瓷茶杯，杯里打了個雞蛋，到鍋爐房把開水灌進杯里，攪一攪，一股雞蛋湯的香味，夾雜著腥味，在早晨的空氣里彌漫開來。他津津有味地喝著，我在邊上，饞吐水（口水）都要流出來。我悄悄問他：“啥地方弄來硌（上海話，普通話是：什么地方弄來的？”“門（向）老鄉買來咯。”“便宜得一塌糊塗。5分洋鈿一個。”“可以隨便買？”“嘸沒忍講不好買。”（沒人說不準買。）原來如此！以前在學校里下鄉勞動，規定是不能帶吃食的。最多偷偷在被子里夾帶一瓶老媽給炒熟的肉醬之類的東西。前幾年在楊絳的《干校六記》，還是《我們仨》里，也有社科院下干校，帶奶粉白糖餅干肉罐頭等的記載。但對我這個剛出校門的人，卻是第一回知道，北京單位的人下鄉勞動是可以帶吃食的。
不光能帶吃食，還能在當地農民手里買，什么魚肉蛋，還有大補的王八。除了帶和買之外，有機會也可以去攢一頓。有一次Z和我去窯鎮吃臘肉。真正的原生態，齒留香。到了小飯鋪門前，只見門眉上掛著幾條烏黑油亮的臘肉，上面趴著好幾個大頭蒼蠅。老板一摘肉條，蒼蠅們就嗡一聲散了。
Z是個好人。他曾在連部整理過材料，我們因此而熟識了起來。我比他們在干校多留了三個月。我返京后，Z知道了，到五樓集體宿舍來看我，一進門他就說：“小赤佬（上海話小鬼），回來啦？”可惜退休后得了老癡。他是個孤寡老人。一次春節聚會，小保姆陪來的。我緊緊抱著他，“老Z，老Z。”他竟毫無反應。我的兩行熱淚終于禁不住奪眶而出。
那時我在連隊寫東西。老編審M則是抄寫謄清專業戶。這活他沒少干，因為文章我沒少寫。我們連隊是先進連隊，還有活學活用的先進標兵，不光是干校的，還是咸寧地區的。一天來一農民：“魚要嗎？”“不要。”“要，要。我愛人可以幫儂燒。（我愛人幫你燒）”沒想到M師母的廚藝超級棒。紅燒草魚，這輩子從未吃過那么好吃的。那時已經有肉吃了，自己養自己宰自己燒。唯獨魚沒有吃。當地老鄉有個順口溜，說我們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塊大手表。
咸寧那兒陰晴無常，一下雨，一片泥濘。一腳深，一腳淺，雨靴上沾滿了泥。一次吃饅頭，一個大白饅頭不小心掉泥里了，馬上沾滿了泥。L看見了，指著饅頭：“揀起來，揀起來，吃了吃了！”正猶豫時，只見一個矮矮胖老頭，俯身揀起饅頭，說時遲那時快，“嗖！”一下扔進了遠遠的豬飼料桶里：“全是泥，哪能吃啊？餵豬吧！”
這老頭是個老紅軍，是蘇聯老紅軍,上校！回國后曾辦時代出版社，專門出版蘇版書的中譯本和俄文辭典等，后并入商務。在干校他負責養豬，豬窩天天用水沖刷得特別干凈，豬也特別干凈，雪白滾園。為全連隊吃上豬肉作出了貢獻。而最早他在蘇聯曾當過修鞋匠。他曾在西伯利亞生活過，養成了不懼寒冬，善良樂觀的性格。
這位老人，別說外人，連許多老人都不太清楚他的過去。我在百度上找到了人民日報1989年發布的訃告：“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離休干部Y，今年（1989年）9月15日在北京病逝。Y同志是湖南長沙人，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積極參加了黨領導的革命活動，后由組織派往蘇聯學習、工作。1952年他回國后，曾任出版社社長、副總編輯等職。蘇聯政府因Y同志積極參加對日、德法西斯的戰斗，曾授予他“對日勝利”和“對德勝利”等獎章。”
在百度上還能看到，有個孔夫子書店，在售賣Y老的親筆材料，寫在300字的小稿紙上的，可惜不太清晰。Y老寫到他翻譯蘇聯小說拿到多少多少稿費，是怎么用掉的。也確實有人翻譯蘇聯小說，拿了稿費買大院子的，而且在今天所說的黃金地段。
Y在十年的早期，在受過煎熬的人中，不說是最多的一個，也是最多幾個中的一個。他是我心中永遠難忘的一個老人，雖然我對他知道的確實是太少了，但他扔髒饅頭的一瞬永遠鐫刻在我的腦中。
剛下干校時，連隊指導員是R。他是“十年”開始前才調來當黨委書記的。一來就撞上了“十年”。他原先是N市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1924年生人，新四軍江南指揮部的，應該是個抗日熱血青年。一天為了一篇文章，我們倆在一個農舍里，改了又改，反復折騰到半夜。他有肺氣腫，又好抽煙，咳嗽很厲害。他進里屋拿出了一包白糖，還沒打開過。在搪瓷茶缸里沖了一林白糖水遞給我。兩人從年齡上來說差不多是兩輩人了。完稿后我離開那農舍，回我們排的暫住地，應該是另一個小隊。我從未一個人在農村走夜路，有點害怕。打著手電筒，中途經過幾個農舍時，狗們狂吠了起來，更是心驚肉跳。到住地都快拂曉了。
R后來任單位領導小組組長，一次開會途中，腦溢血不治而亡。追悼會上她的女兒代表家屬發了言。后來看到他女兒的一篇回憶文，謂父親從未在出版部門工作過，在那一段時間只能加倍的殫精竭慮。
老R先回了北京，他的返回給了大家一線希望，再后來是W老。那時宿舍已經蓋好了，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他住我隔壁，臨走前他到我房里，把一套活學活用資料送給我：“你寫文章可能用得著。”那是獎勵他表現出色的獎品。他還叮囑我，“買一床絲棉被，這地方用得著。”他是晚年上班上樓梯時忽然摔倒的，送醫院后就再沒回過家。走進現今單位大樓，樓梯旁左側有先賢們的照片墻，其中就有他的一張。
下干校后，剛開始上廁所也是一個難題。一開始就在開闊地上挖幾個坑，用葦席一圍，大家早上就排著隊進去。男一邊，女一邊，中間隔一張葦席，一排排的孔，整齊地排列在上面。你蹲在一坑上，前面就有一個人正對著你排著隊。一個蹲著，一個站著。站著的也解開了褲帶正嚴陣以待。其他人則在葦席外排著。早上開闊地，陣陣清風吹來，臭味也隨風飄向四方。一次我在蹲著使勁呢，一不小心把皮帶掉坑里了，趕緊提起來，已經沾上大便了。Z見狀，馬上把他的手紙遞給我。我擦了擦，穿進了帶孔里，站起來，一扎去吃早飯了。
Z后來做過我的鄰居，住大牌坊胡同時，他住我隔壁。一天單位收到了一封感謝信，用毛筆寫在一張大紅紙上的，說他上班途中，看到一倒地老人，不僅攙扶了起來，還送去醫院。家屬來感謝的，而他此前從未提過。
那時，我們排住在一大倉庫里，兩層，有幾個住2層，我就是住2層的，要爬上去，有一個又陡又長的梯子，到上面睡在地板上。那兒也有一個廁所。這廁所實際是個豬窩。豬窩在下面，廁所在上面，高高的。有一條木板從這一頭到那一頭，要拉屎就要走到木板中央，蹲上面往下面扔“炸彈”。豬們就在下面躥來躥去。這木板很窄，也就兩只腳平排那么寬。人踩在上面，走一步，它就晃一晃。開始蹲在上面，就不敢往下看，生怕一不小心掉下去。后來習慣了，是一邊在上面蹲著，一面看著下面豬們的憨厚態，也是另有一番情趣。
就這樣，三年不知不覺地過去了。1973年3月，我上了火車，回北京。但這次不再是原來西郊大院了，而是中央大道36號了，原文聯大樓。
（50多年前的事了，肯定有誤，歡迎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