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脆弱性與反脆弱性的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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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讓我們談談道德問題。由于不透明性和新發現的復雜性,人們可以隱藏風險、傷害他人,同時卻可以逍遙法外。醫源性損傷往往帶來滯后和無形的后果。我們很難看到其中的因果關系,因而也很難理解到底發生了什么事。

只有切身利害才能真正緩和脆弱性。近3700 年前,《漢謨拉比法典》 就提供了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該解決方案在近代卻越來越多地遭到拋棄,因為我們染上了新事物狂熱癥,擯棄了對古代簡單解決方案的欣賞?，F在,我們需要了解一下這一解決方案為何可以 歷久彌新。

另一個三元結構:一類人不付任何成?,但能從其他人身上獲益;一類人既不從別人那里受益,也不傷害他人;最后一類人則愿意為了別人而受到傷害、做出犧牲。

當我們?到幸福是根據經濟或其他微不足道的物?條件來定義時,應該停下來思考一下。你可以想象,每次?到有人宣揚與英雄主義毫無關系的“中產階層價值觀”時,我就覺得極其厭煩。得益于全球化和互聯網,這個所謂的“中產階層價值觀”已經傳遞到了英國航空能夠輕松抵達的任何一個地區,原?被高貴的階層所深惡痛絕的東西如今卻被大肆推崇:

技術助長了怯懦......這些都是相互關聯的:社會之所以變得脆弱,是因為存在一些沒有骨氣的政治家、一些害怕民意的逃避者,以及只會編故事的記者,這些人導致了爆炸性赤字和代理問題的進一步復雜化,只因為他們希望粉飾短期內的業績。

很多人堅持在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中與邪惡作斗爭,但這并沒有讓他們看上去像英雄;他們甚至更多地感受到社會的忘恩負義——而更親善媒體的偽英雄,卻在社會上受到熱捧,殊不知,這類人是不可能流芳百世的。

我從這種古老的文化中學到的就是氣度的概念(亞里士多德倫理學中的一個術語),一種莊嚴感,這后來被基督教中叫作“謙遜”的價值觀所取代。在羅馬語中沒有對應的詞;在阿拉伯語中,它被稱為不妄自菲薄。如果你勇于承擔風險,有尊嚴地面對自己的命運,那么你做什么都不會貶低自己所做的事情;如果你不承擔風險,那么你做什么都不會使自己偉大。如果你承擔風險,那么,那些不承擔風險的人帶給你的侮辱只不過如同牲畜的吠叫:你不可能因為狗朝著你狂吠而感覺受到了侮辱。

《漢謨拉比法典》距今已有 3800年的歷史了,卻認識到有必要重建脆弱性的對稱性,其中有一段話是這么寫的:如果一個建筑師建造了一所房子,房子倒塌了,并導致屋主死亡,那么造房子的建筑師應被處死。如果導致屋主的兒子死亡,那么建筑師的兒子應該償命。如果造成屋主的奴隸死亡,那么建筑師應該賠償屋主一個同等價值的奴隸。這個法典的整體思想是,建筑師對房屋的情況要比安全檢查人員了解得更多,尤其是在地基存在看不見的問題方面——所以,最佳的風險管理規則就是讓建筑師自己控制風險,因為,如果房子在建好后倒塌,那么地基是隱藏風險的最佳地點。漢謨拉比和他的顧問們非常了解小概率風險的特征。

該法典的目的不是進行回溯性懲罰,而是從一開始就設定反誘因,防止一個人在履行其職責的過程中傷害到別人,從而挽救他人的生命。每一個決策者都應該“在游戲中投注”,如果依賴他的信息或意見的人可能受到傷害的話(不要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即促成入侵伊拉克惡行的人自己卻毫發無損)。此外,任何進行預測或經濟分析的人都應該拿出東西作為賭注,因為別人的利益有賴于這些預測的準確性(再說一遍,應該責成預測的人承擔風險;因為對我們來說,這比其他任何形式的人造污染都更有害)。

我們需要把創業者和風險承擔者置于金字塔的頂端,而不管他們“失敗”與否,除非他們在承擔個人風險時還將他人置于風險之中;學者、空談者和政客則都應該被置于金字塔的底端。但問題是,現在社會做的事正好相反,賦予空談者免費的選擇權。

不承擔風險就不要發表意見,當然,沒有人在承擔風險時不期望有回報。

我在這里要說的是,如果你只是信口雌黃,言行不一,不承擔受到損失的風險,不在游戲中下注,不拿自己的任何利益冒險,那么就是極不道德的。如果你表達你的意見可能傷害到別人(依賴于這些意見的人),但你自己卻不承擔任何責任。這公平嗎?

在過去,負起責任的人才享有特權——除了少數一些知識分子,他們服務于封建領主,或在某些情況下,為國家效力。如果你想成為一個封建領主,那么遇到事情你就是第一個赴死的。想要打仗,那你得先上戰場。喬治·華盛頓也親自上戰場,不像羅納德·里根和小布什,他們只會一邊玩游戲,一邊謀劃如何威脅他人的生命。即使是拿破侖也要親自承擔風險,他現身戰場的威懾力相當于增派一支

25000 人的軍隊。丘吉爾也表現出令人贊嘆的戰斗勇氣。他們全身心地投入,為各自的信仰而戰:你所處的位置決定了你必須冒的風險。

雷蒙·阿隆的生活平淡無奇:盡管他有先知般的洞見,但他生活得像一個稅務會計師,而他的敵人,比方說,讓‐保羅·薩特卻過著奢華的生活,盡管每次預測幾乎都會 出錯,甚至還以一種極其懦弱的方式容忍了德軍的占領。懦弱的薩特看上去風度翩翩、令人著迷,而 且他的書一直流傳至今(請不要稱他為伏爾泰學派,他根?不是伏爾泰學派的一員)。

我一看到脆弱推手記者托馬斯·弗里德曼就深感厭惡,正是他那篇頗有影響力的報紙專欄文章煽動引發了伊拉克戰爭,而他并未因此付出任何代價。

一個有論點的作家可以比連環殺人犯傷害的人更多。我用他來舉例,是因為這個問題從本質上說是他在一個復雜系統內推廣了對醫源性損傷的誤解。他提出了“地球是平的”這一理念,卻沒意識到,全球化帶來了脆弱性,導致了更多的極端事件,而且需要大量的冗余來確保有效的運行。入侵伊拉克也犯了同樣的錯誤:在這樣一個復雜的系統里,結果的可預測性是非常低的,所以從認識論上說,入侵伊拉克是極不負責任的做法。

大自然和我們祖先的系統都是建立在懲罰措施之上的:任何人都沒有永恒的免費選擇權。許多事情會有明顯效應的社會也是一樣。

言語很危險:事后預測者總是在事情發生后對其進行解釋——因為他們的工作就是空談——讓自己看上去總是比預測者聰明。那些驕傲、夸夸其談的輿論制造者將最終贏得辯論,因為他們是寫文章的人,而由于閱讀他們寫的文章而陷入麻煩的愚蠢的人,以后還會再次閱讀這些文章以尋求未來的指導,然后再次惹上麻煩。

過去是流動性的,充斥著選擇偏見和不斷修正的記憶。愚蠢的人有一個核心特征,那就是他們永遠不會知道,他們之所以容易上當是因為他們的思維局限。由于脆弱推手有選擇權,所以他們個人具有反脆弱性,波動通常對他們有利:波動性越強,他們越顯得聰明。

一個人究竟是不是愚蠢的人,只要看看實際記錄和行動就知道了。行動是對稱性的,不允許過濾式選擇,因此消除了免費選擇權。通過人們自己的投資來判斷其決策。你會發現,很多人聲稱已經預測到了金融體系的崩潰,但其投資組合中卻不乏金融公司。

美國的實力在于承擔風險并庇護冒險者(正確的冒險,比如高失敗率的泰勒斯式冒險,具有長期可選擇性的冒險)。

斯蒂格利茨綜合征 = (可能出發點是善意的)脆弱推手 + 事后過濾式選擇

人們擁有懲罰豁免權帶來的問題是,他們能以過濾式選擇的方式從他們過去許多自相矛盾的言論中挑選一種,最終說服自己,相信自己才智過人,所以能夠成為世界達沃斯經濟論壇上大放厥詞的嘉賓。

?解決倫理問題的方案其實正是解決斯蒂格利茨綜合征的良策,這個方案就是:

不要詢問任何人的意見、預測或建議。只要問他們的投資組合中有什么或者沒有什么就行。

捷爾德·蓋格瑞澤公布了哈里·馬科維茨的一個更為嚴重的絕緣問題。后者開創了所謂的“投資組合選擇”法,并因此獲得瑞典中央銀行獎(被稱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就像默頓和斯蒂格利茨等其他脆弱推手一樣。我有一段時間稱它為騙人的噱頭,因為它除了學術認可外不具備任何效用,只會招致災難。當然,脆弱推手馬科維茨教授并未將他的方法應用于自己的投資組合,他不得不依賴更成熟的(更易于實施的)出租車司機所用的方法,與曼德布羅特和我提議的方法更接近。

千萬不要聽信一個從來不放棄自己財富或者從不踐行他希望別人追求的生活方式的“左翼”人士。法國人所說的“魚子醬式左派”,或者是被盎格魯‐撒克遜人稱為香檳式社會主義者的人就是那些崇尚社會主義,有時甚至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或一些倡導節儉的政治制度,但卻公開過著奢靡生活的人。他們往往靠繼承下來的豐厚財產過活,從沒有意識到這其中的矛盾之處——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正是他們希望別人避免的。

只有真正相信的人,才能避免最終自相矛盾,并且陷入事后預測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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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動性有利于經理人,因為他們獲得了結果的積極面——收益。我想說的是(唉,幾乎所有人都忽略了),他們注定能從波動性中獲益,而且波動性越強,越有利于這種不對稱性。因此,他們是反脆弱性的。

要了解反脆弱性是如何轉移的,我們可以看兩種情境,在這兩種情境下,股市波動的平均水平不變,但路徑不同。

路徑 1:股市上漲了 50%,然后回跌,抵消了之前的所有收益。

路徑 2:股市保持橫盤。

很明顯,在路徑 1的情況下,波動比較大,對經理人來說更有利可圖,他們可以兌現他們的股票期權。因此,股市走勢越陡,越有利于經理人。社會群體——這里指退休人士——則只能獲得結果的另一面——損失,因為他們的資金都流入了銀行及銀行家的口袋。

有人建議執行“收回條款”,以此作為一項補救措施,也就是在發生后續失敗的情況下,責令當事人償還過去獲得的獎金。具體操作如下:經理人不能立即兌現他們的獎金,他們只能在3~5 年之后, 在不造成任何損失的情況下兌現。但是,這并不能解決問題:經理人仍享有凈收益,沒有凈損失。任何時候,他們自己的凈財產都沒有受到威脅。因此,該系統仍然包?很大程度的可選擇性和脆弱性的 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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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富論》第四卷,亞當·斯密對只賦予某些人利益但不令其承擔損失的想法,持非常謹慎的態度,并對股份制有限責任公司表示了質疑(現代有限責任公司的前身)。他沒有領悟到反脆弱性轉移的概念,但已經很接近了。而且他(差不多)覺察到了將企業交予別人打理,相當于飛機上缺少飛行員所帶來的風險管理缺陷:

怎么促使經理人在管理他人的錢財而非自己的錢財時,盡心盡力呢?相信公司的董事都想過這個問題,但是,你卻不能指望這些董事像私營合伙制公司中的創始人監控自己的合作伙伴那樣,以一種焦慮與警惕的心態監控職業經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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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在“資本主義”體制,還是你希望的任何經濟體制下,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將三元結構中最左欄的人數保持在最低水平。沒有人意識到蘇聯體制的中心問題是,它把每個負責經濟生活的人都置于極其脆弱的左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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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世界的問題在于,它只能通過加法(肯定法),而不是減法(否定法)來運轉除了毒品之外,小公司和手工業者賣給我們的往往是健康食品,那些似乎是自然的和我們自發性需要的東西(制造者對他們的產品都抱有問心無愧的自豪);大型公司(包括制藥巨頭)可能做的卻是批發醫源性損傷的生意,賺走我們的錢,還給我們帶來傷害,可由于有一大幫說客,它們劫持了這個國家的輿論。此外,任何需要營銷的東西似乎都帶有副作用。你當然需要廣告公司來說服人們相信,可樂能給他們帶來“幸福”——這招還真的很管用。

羅翰·席爾瓦曾提到,史蒂夫·喬布斯甚至希望蘋果產品的內部構造看起來也和外表一樣美觀,雖然這部分客戶看不見。只有真正的手工業者才會這樣做——有自尊的木匠會覺得內外做工不同的櫥柜簡直就是贗品。

常常自吹自擂的人多令人反感。那么公司呢?我們為什么不反感那些宣傳自己有多么偉大的公司?這種冒犯我們感官的行為,往往分為 3 個層級: 第一級,輕度冒犯:公司無恥地進行自我宣傳,如英國航空飛機上的那個家伙,這只會傷害它們自己。第二級,更嚴重的冒犯:公司試圖給自己戴上最榮耀的光環,隱藏起它們產品的缺陷——仍然沒什么害處,因為我們往往能預期到這一點,并仍然依賴于其他用戶的意見。第三級,更嚴重的冒犯:

公司試圖利用我們的認知偏見和我們的無意識聯想為它們賣的產品營造出一種假象,這是非常隱蔽的。

比如說,它呈現出一位牛仔在夕陽下悠閑地抽著香煙的充滿詩意的畫面,迫使你將特定產品與一些浪漫時刻聯系起來,其實從邏輯上講,這兩者根?沒有可能聯系到一起。你尋求的是一個浪漫時刻,而你得到的卻是癌癥。

一個公司沒有自然倫理,它只服從于資產負債表。問題是,它的唯一使命是符合證券分析師的標準,而后者本身也多為江湖騙子。所有這些缺陷都是缺乏切身利害的結果(無論是文化,還是生物系統)——這種不對稱性會損人利己。

?只有榮譽感才能促進商業的發展。任何商業都是如此。

下一步,我們將看看另一種形式的可選擇性:人們如何以過濾式選擇法挑選某些道德規范來使自己的行為合理化。或者他們如何利用公職來滿足個人的貪欲。

人經過一個階段的知識灌輸后,便可以迅速成為一種職業的奴隸,甚至他對任何問題的觀點都變得以利己為目的,從而對集體來說不再可靠。這是希臘人對專業人士有意見的原因所在。

我脫口而出:“這不是很不道德嗎?”我得到的回應是“這是完全合法的”,接著,他又補充了一句更罪惡的話,“我們的員工中有很多曾經是監管官員”。這意味著(1)合法的就是道德的,(2)前監管官員比普通公民更有優勢。

進一步想想吧:法律規定越復雜,社會網絡越官僚,就有越多深諳系統漏洞和缺陷的主管官員從中受益,因為他的主管優勢將是其專業知識的凸性函數。這是一種特權,是以犧牲別人為代價獲得的不對稱性。

你總是可以找到一個論點或合乎道德的理由在事后捍衛你的觀點。這種觀點非常靠不住,為了避免過濾式選擇,你應該在行動之前,而不是行動之后提出合乎道德的準則。

如果某人有一個觀點,比如說銀行系統非常脆弱,應該會崩潰,我希望他能根據他的觀點進行投資,這樣,在他的聽眾受損時,他也會受損——這就像一個表明他不是信口雌黃的信用憑證。但如果是有關集體福利的一般性陳述,則無須這樣的投資。這就是否定法。

我想要的只是消除可選擇性,消除以犧牲他人利益來獲取反脆弱性的行為。這個簡單的方法就是否定法。其余的順其自然就可以了。

我們需要回顧歷史來尋找解決方案。歷史非常清楚責任分散的問題,古人認為隨大流做惡事,以及為迎合眾人作偽證都是無可置疑的罪行。

一切宗教律法都可以歸結為一條黃金法則的細化、應用和詮釋,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就是我們看到的《漢謨拉比法典》背后的邏輯。

教育,從塑造性格和個性、獲取真正知識的意義上說,是喜歡無序的;貼標簽式的教育和教育者則對無序深惡痛絕。有些事情會因為錯誤而失敗,有些則不會。一些理論會土崩瓦解,而其他理論則不會。創新恰恰是從不確定性中獲益的東西;而有的人還會坐等不確定性,并用它作為原料,就像我們的獵人祖先。

多虧了凸性或加速和高階效應,我們才可以識別出什么東西喜歡波動性,因為凸性是偏好無序的反應。由于能夠識別凸性,我們才建立了抗“黑天鵝”系統。了解了傷害的凸性與大自然自由探索的邏輯,我們就可以就哪方面我們面對著不透明性,我們可能會犯哪些錯誤等做出決定。倫理在很大程度上是關于被竊取的凸性和可選擇性。

沒有經歷過傷痛,便不懂得歡樂;沒有經歷過磨難,信念就不會堅固;被剝奪了個人風險,合乎道德的生活自然也沒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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