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年的金融危機影響到了我所工作的行業——建筑業。

公司決定工地暫時停工，項目上所有人員可以等，也可以另謀出路，公司不提供任何生活費。

剛到上海參加工作，一下子沒有了經濟來源。更沒想到的是，對我來說就業與失業竟相隔如此之近。

無所事事的我，來到上海最繁華的地段漫無目的閑逛，街邊到處有拿著咖啡的老外在閑談。我怕不知道自己這個月的生活費在哪里，當然這是我想多了，我目前急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我的午餐在哪里，因為我餓了。

沿著世紀大道一直走，下一站就是東昌路地鐵站，地鐵站緊靠“世界廣場”大樓。

在樓下我遇到了“老何”，當然這是我們后來熟悉以后才知道他姓“何”。

老何很親切，一上來就給我一個宣傳頁。我接過來，沒看，自顧往前走。

老何快步跟上。

“對英語感興趣嗎？我們樓上有免費的試聽課，你可以去聽一下。”老何已經跟上了我的腳步。

“你們發廣告招人嗎？”我突然停下腳步問。

老何被我問住了，尷尬地杵在那里。

“招招招，一會你跟我上樓。不過在上樓之前，你先填一下你的手機號碼。”老何的嘴角露出一絲懷笑。

我跟著老何來到樓上，是一家英語培訓機構。主管很年輕，發亮的頭發全部梳到一邊，顯得非常時尚。

“會發傳單嗎？”

“會。”

“下午正式上班。還有兩份盒飯，正好你和老何一人一份。”

就這樣，我的午餐和工作幾乎是同時解決的。

吃完飯，老何給我拿了一件工作服讓我換上。

“走，下午去地鐵站，就在樓下負二層。你拿著易拉寶，還有這疊廣告給你，省著點用。”

“不用是發個廣告嘛，至于這樣節省嗎？”我心里嘀咕。

但是，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以及我接下來兩個月的經歷，我至今歷歷在目。

“下午五點之前，地鐵站人是不多的。我們的主要工作時間在5-7點之間。如果沒有完成今天的指標，今天的基本工資就沒有了。”老何邊走，邊跟我說。

“每天需要完成20個有效指標，這是你最基本工作。20個指標以外的單子，按照每單一塊五計算。”老何停下腳步，很認真地用手勢給我做了一個“1”和一個“5”。

后來我才知道，所謂的有效指標，定義如下：課程顧問會打我們搜集來的號碼，對方對英語感興趣，有學習的意向。那么恭喜我，這個號碼有效。

早晚高峰的上海地鐵站，根本無法用“行色匆匆”來形容人們的腳步，我更喜歡用“跑步”這個詞來描述。

五點以后的第一趟地鐵來了，道閘不停地從紅燈變成綠燈，每變換一次，就會“跑”過一位路人甲。道閘機不停地發出“滴滴滴”的聲音，氣氛頓時緊張起來。

“來了！”老何用肩膀碰了我一下。

他快步上前，找準了“目標”，熟練地遞出了廣告單，同時立即轉身和“目標”同步。

“對英語感興趣嗎？我們樓上有免費的試聽課，你可以去看一下。”老何面帶微笑，一直盯著對方的臉，完全無視前方的路。

“不好意思，不感興趣。”對方直接把廣告單塞給了老何。

老何無耐地朝我聳了聳肩膀，露出了一排潔白的牙齒。

接下來的十分鐘里，他平均30秒更換一個“目標”，不停重復重復再重復他所有的步驟。

有的人根本不看不聽就匆匆走過，有的人拿了廣告“很禮貌”地放進了垃圾桶，有的人接著電話拿了廣告就走，有的人老遠處看到老何就開始擺手。

只有很少的人能夠駐足，而在這部人中，能夠留下號碼的更是寥寥無幾。

十分鐘后，老何拿著3張寫有電話號碼的廣告單朝我走過來。而我則站在易拉寶前面一張廣告也沒發。當時如果我說自己是一個模型，應該會有人信。

“工作，沒有捷徑，只有不停地嘗試，直到成功。問10個人，我相信沒人會理你，那你就問100個，100個不行就200個。按照概率來，每天的任務是可以完成的。”老何用雙手撐在我們放廣告的桌子上，一屁股坐了上來。

“一定要學會看人，并不是每個人都會對你感興趣。一般穿著職業裝女性，對英語的興趣會比較大，如果是畫著濃妝的職業女性更得試一試。如果按照年齡段來劃分的話30歲-35歲之間是最有意向學英語的。當然這些都不是絕對的，關鍵是要撒大網，不放過任何一條魚！”老何臉上露出了狡猾的笑容。“開始吧！別浪費時間，我們還有一個小時！”

我學著老何的樣子，笨拙地遞出廣告單。

完全沒有人理。甚至話還沒說出來，人已經跑遠了。

我時刻記著老何的話，開始有目的地嘗試，找到合適的“目標”就盯著不放，邊說邊走邊聊成為一種習慣。我不停對自己說，下一個肯定可以！下一個！

終于，有人愿意停下來。

她看了看廣告，問：“你們機構在哪里？”?

“就在樓上，很近。里面還有外教在上課。對，有外教，可以隨時進去聽，現在就可以去。”我激動得快說不出話了。

“我現在沒時間，我還有事！”

?“能不能留下你的聯系方式，到時候我們課程顧問會跟你約時間來試聽。”眼看人就要走，我立刻拿出事先準備好的簽字筆，并且很“虔誠”地看著她。

她寫下了號碼，然后匆匆離開。我看見不遠處的老何給我豎起了大拇指，然后跟我做了一個“加油”的口型。

我開始不停地問，不間斷地問。被拒絕后會立即轉向另一個人，中間幾乎沒有轉換的時間。每當跟著一個人跑的時候，耳邊沒有了嘈雜的地鐵，沒有了道閘的開閉聲，因為我正專注著“我的世界”。雖然我知道，大部人都沒有看我一眼。

第一天上班，我沒有完成任務，我離指標完成還差了7單。

老何拍拍我的肩膀我說：“很不錯，比我第一次做的好多了。”

“對了，告訴你一個訣竅。”老何假裝緊張地向周圍張望了一下，“如果發現時間來不及完不成指標了，找年輕人，請他們幫忙完成你的指標，90%的人會幫你，如果你夠真誠的話。”

說完，老何臉上又露出了原本“狡猾”的表情。然后，背朝著我離開，甩手跟我拜拜。

之后的幾天，我每天轉3趟地鐵到東昌路站下，每次老何都比我早到。

老何也給我講了關于“工資”組成。如果每天完成20個有效單，就保住了當天的基本工資25元；超出的有效單按照1.5元/單計算；如果成功拉到樓上試聽，5元/位；成功簽單可以提成50元/位。

如果說我是在憑著熱情一直在做，那都是扯淡。事實其實就是：如果我不做，這個月我沒飯吃。

生活沒那么好說話，先過了“茍且”這一關再說。

之后，我跟著老何去過陸家嘴地鐵站，去過世紀大道地鐵站，不過業務量最大的還是東昌路地鐵站。因為離機構最近，試聽最方便。

來這里打工的，除了老何當成了正式工作，其他人幾乎都是來這里體驗生活的學生。

由于我和老何的上班時間穩定，老何憑他的面子成功向主管多申請了一份中午的盒飯。

老何，內蒙古人，老家在烏蘭察布。但是他沒有那種北方漢子的身材，反而知道他是內蒙古人的時候感覺他很“單薄”。他媳婦是江蘇人，兩人一直在上海打工，有一個可愛的女兒，一直在身邊。

老何媳婦黝黑的皮膚，圓圓的臉蛋，大大的眼睛，天然去雕飾的淳樸。

老何媳婦在上海另外一個區“工作”，她笑稱和老何是“同行”。她說，她想給女兒在上海找一個好一點的幼兒園。如果實在不行，就跟老何回老家，老家有草原有馬，挺好。每次說到這些，我能從老何媳婦的眼里能看到光芒。

當月的工資我拿到了兩千多，排名第二。當然每個月第一的依舊是“老業務員”老何。

三個月后，公司通知工地復工了，需要我們回去。

我跟老何道別，老何自嘲說：“你這個行業有前途，好好干，不過我老何也會加油的，加油發更多的廣告！哈哈！”

多年以后回憶起這段往事，依舊能想起老何的那句話：工作，沒有捷徑，只有不停地嘗試，直到成功。

生活沒有那么多理所當然，所有的成功無非是不停地堅持。

在以后的日子里，在地鐵站有人給我發來廣告，我會微笑著對他們說：“謝謝”。

他們有一個群體性的名字—— “小蜜蜂”。他們跟你我一樣，有生活、有夢想、有未來、有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