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菊花王朝，菊花象征著萬世一體的天皇。菊花是一種溫柔、平和的象征。 刀是武士道的刀，是忠心，是侵略性的。 作者本尼迪克用“菊與刀”來命名這本書，體現了日本民族“好斗而和善， 尚武而愛美， 野蠻而文雅， 順從而富于抗爭 ”這種看起來似乎十分矛盾的民族性格。而這一切的矛盾，在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看來，一切又歸因為日本的恥感文化，也正是這種恥感文化，造就了日本人在二戰中的獨特形象。
??? （一）恥感文化的基礎：等級制
???? 日本的等級制滲透在個人、家庭、階級以及國家等各個層面之上。
在家庭中, 他們要無條件地尊重父親以及兄長的權威，在日常生活中, 日本人通過禮儀來確認彼此間的等級差別。這主要體現在輩分、年齡和性別上。
首先, “孝道”是輩份等級制的直接表現。其次, 是年齡因素。在日本, 長子是家庭的繼承者, 他擁有與父權相差無幾的特權。最后, 不論年齡的大小, 一個人在等級制中的地位還取決于性別。日本家中的女孩無法得到與兄弟一樣的關懷和受教育的機會。
在社會上, 他們要嚴格地按照身份等級行事, 不可有所違背。在如此森嚴的等級制下生活的日本人形成了極為馴服、殷勤有禮的人格特征。在17世紀到19世紀的德川時代, 等級制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德川氏對每個世襲階層成員的日常行為都有詳盡的規定, 每一戶的家長必須在門口張貼有關階層地位和身份的標志。作為僅次于皇室和宮廷貴族的階層, 只有武士才能擁有姓氏并彼此通婚, 而其他階層, 則處于社會的最底層, 過著非人的生活。
? 日本人的等級觀念尤其體現在日本人對政治及國際關系的看法上。當日本人建構世界秩序的時, 最先考慮到的就是等級制。
日本人認為這個世界之所以不穩定, 就是因為缺乏等級制度的保證, 因此日本人就將建立新的世界等級制作為自己戰爭的理由。
這就回應了日本為什么要在東亞挑起戰爭的原因，日本人的戰爭原因同我們所預想的是完全不一樣的理由。他們認為，只要各國擁有絕對主權，世界上的無政府狀態就不會結束。日本必須為建立等級秩序而戰斗。
當然，這一秩序的領導只能是日本，因為只有日本是唯一的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級制的國家，也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
“大東亞”諸國是同一人種，日本應當首先將美國，其次是英國、俄國，從世界的這一區域內驅逐出去，使之“各得其所”。
（二）孕育恥感文化的土壤：恩債觀
從等級制中生發出來的是日本人的恩債觀念。
日本人把“恩”分成兩個主要的范疇，一種是在數量上和持續時間上都是無限的；另一種是在數量上相等并須在一定時間內償還的。
對于無限的恩，日本人稱之為“義務”；而有限的恩被稱為“義理”。
義務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報答父母的恩——孝，另一個是報答天皇的恩——忠，日本人對天皇的“忠”來源于“萬世一系”，而不是“天皇神裔論”，因此天皇的正當性來源于其是等級制的最高者。
“孝”和“忠”作為無論如何償還都是無法還清的義務，負恩者的態度更加心安理得。
日本人對于“義理”的恩債則感到更為焦慮，如果說義務更加傾向于內省，那么義理純粹就是為擔心在人前蒙羞的恥感心理所驅動的，“義理”也分為兩類，一類是對社會的義理，另一類是對自身名譽的義理，兩類義理偶爾會沖突，因此過去出現了很多盡忠與復仇的矛盾情況。
義理的準則是必需回報而且比義務更加緊迫
一個具有典型恩債觀念的日本人絕對不會容許自己接受“看不起的人”的恩，這種情況是負恩者主觀上把自己置于更高的地位。
正因為在等級制中施恩的方向是自上而下的，負恩者居于弱勢的地位，“報恩”因此而蒙上了一層強制性的色彩，“恩”于是變成了一種“債”，正因如此，盡管文化的特殊性使日本人易于接受背負恩債，但他們不喜歡隨便受恩而背上人情債
??? 因為背負恩債意味著他們便要絞盡腦汁想辦法償還，因此面對只是萍水相逢未來沒有辦法償還的情況，日本人對施恩者的態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謝謝”，而是感到“不好意思”、“誠惶誠恐”甚至是“羞恥”，因此日本人的“恩債觀”是“恥感文化”的重要來源。
（三）回應二戰中的日本
在上文中我們提到了日本在二戰中發動戰爭的理由。在這一部分中，我們可以依據恥感文化再次回答二戰中日本的一些問題。
日本人在戰爭中的勇猛可以說是人人皆知的事實，這可以歸結為日本人的自我訓練中。
日本人相信意志能夠戰勝肉體，所有的都是自己心甘情愿去做的，談不上犧牲。日本人的訓練可以一天訓練十八個小時，完全忽視缺乏睡眠造成的身體損害。
對于勝利的希望，日本所寄托的基礎也不同于美國的通行見解。它叫嚷日本必勝，精神必將戰勝物質。他們說：美國是個大國，軍備力量確實優越，但這算得了什么？！這些都是早就知道的，根本沒有放在眼里。本尼迪克從他們的一家大報紙——《每日新聞》上，讀到了以下一段話：“我們如果害怕數字就不會開戰。敵人的豐富資源并不是這次戰爭創造的。”
日本人作戰中的勇猛和戰爭失敗后迅速投降的態度產生了鮮明對比，讓人不禁疑惑重重。但是這同樣可以從他們的文化中尋找答案。在1945年以前，日本對忠的要求是日本人民對敵人戰斗至最后一兵一卒，但是在1945年以后，忠的要求改變，日本人民隨之改變，所以走向了經濟發展的和平建設之路。
我們也可以從義理的角度思考二戰時期的日本的侵略行為和投降行為。正因為義理是可以回報完的，對義理的回報更像西方的欠債還賬，如果逾期未報，甚至還會像利息那樣增長。所以要盡快轉變去償還西方的“債”。
本尼迪克的這些分析被美國政府所接受，美國人在對戰敗后的日本的處理中沒有羞辱和處罰，承認了日本人開辟新的發展道路的權利，保留了天皇。
從現在回顧二戰，我們能發現德國和日本的明顯不同，前者積極承認認真反思自己在二戰中所造成的罪孽，最終也重新贏回了歐洲國家的信任，但是日本始終沒有承認自己的戰爭罪過，他們的靖國神社里依然有著甲級戰犯。這是因為（當然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西方的道德準則中，羞辱和處罰是違法者恢復名譽的第一步。 但在日本人眼里，日本人會怨恨這種手段。當日本人受到羞辱時，復仇便是一種美德。
（四）、質疑
??? 《菊與刀》在日本出版后，自然而然地引起了本就屬于日本文化的學者的討論。
川島武宜在《評價與批評》中認為本尼迪克對日本人的分析仍然太過于同質化。本尼迪克把明治以前的思想和明治以后的思想雜糅，大雜燴，沒有看到歷史的階段性變化。這是歷史上縱向的同質化。另一方面，同一時期的日本人也存在著諸多差異，比如著者關于家族內等級制度的說明未必適用于所有的日本人。在許多地方的佃農、日工、漁民和城市小市民階級中推行的家族制度并不那么具有權威，而且這些階級的家族在日本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以及他們的行動及思考方法在日本整個生活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除此之外，本尼迪克在很多細枝末節的點上闡述都不近準確，這和她本人受限無法親自來日本觀察也有關系。本尼迪克將軍隊和平等劃上了一定的等號。但是盡管日本軍隊內廢除了日本式的敬語；日本的軍隊憑借的是實力而不是門第。只要有了實力，不論是誰都可以從一個小兵升入士官階層。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只受過極低的教育，有的甚至只具備維持最低程度的集體生活秩序的能力，于是創造出一種非常單純的敬語來取代微妙復雜的敬語。此外，門第觀念表面上雖在軍隊里消失了，但現實是只有農村中的地主或地主兼自耕農，即封建農村的上層者才有可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中等學校去讀書。軍隊是一個非常封建的社會這一點沒有變。因此軍隊發揮了平等派作用的主張是很有疑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