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惠雁冰

電視連續劇《平凡的世界》熱播，當各級文化組織、各種媒體以不同形式祭奠這位美學戰線上的英雄作家時，我所想的卻是這樣一個問題：在當下這個物質化潮流不斷洶涌的時代，我們紀念路遙的什么，又該以怎樣的方式來紀念？

紀念是一種回望，也是一種考量，更是一種確認。鑒于路遙是一位作家，有關路遙的回望、考量與確認首先應該在文學的視野中進行。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把路遙放到二十世紀文學史的標桿上，看路遙的創作達到了什么樣的文學刻度？

現代文學流變百年以來，對于鄉土中國，每一個時代的作家都在苦苦探尋農民的出路，這是二十世紀文學史中始終延續并不斷承傳的一個永恒性的母題。20年代的魯迅先生探尋過，用他蒼涼的眼神撫慰過哪些被封建思想高度約束過的靈魂。葉紫與茅盾也曾對30年代農民豐收成災的生存狀態進行過冷峻的掃描，并以藝術的溫情傳達出內心中的苦澀與悲憫。40年代，趙樹理曾對基層農村的現狀以清醒的覺察，并企圖理清困擾農民成長的種種社會性文化性的元素。50年代中期，柳青以他深刻的農村生活體驗，史詩性地書寫了長安縣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大潮，在當時的政治文化語境中，以歷史與美學的名義第一次為農民的出路給出了響亮的回答。70年代末到80年代，有關農民命運的思考散落在當時的傷痕文學與反思文學當中。而幾乎在同時出現的路遙的小說，一反當時政治控訴的寫作模式，從農村青年的出路問題出發，率先將歷史的反思向現實的層面延伸，敏銳地捕捉到當時好多作家并沒有意識到的，其實已在社會變遷后日益彰顯的社會問題，并把自己對社會問題的糾結與思考融入到更為深廣的歷史、文化的的層面上，從而成為繼柳青之后第二個為當代農民畫靈魂、謀出路的現實主義作家。90年代之后，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賈平凹等作家孜孜不倦地關注農民的出路問題，他的《秦腔》寫出了鄉村敗落后的蕭瑟與農民精神田園的荒蕪。新世紀以來，還有不少作家關注著農民的命運，但打工文學引發的底層寫作，似乎對城市化加速后所出現的各種了無頭緒的亂象毫無作為，尤其是他們在寫作過程中對農民生存現狀的無奈認同以及對精神救贖的自覺放棄，使底層文學只能成為一種消解了生命關懷的平面化寫作。

如果我們單純從現實矛盾的藝術呈現來看，路遙可能是最具生活理性的作家，是對農民所背負的歷史文化包袱的透視最有體驗、最有勇氣的作家，也是對農民的出路關注最熱烈、情緒最復雜、內心矛盾最糾結的作家，他所塑造的高加林、孫少安、孫少平等始終是當代農民形象畫廊中最富有生活質感與現實生氣的藝術形象。盡管路遙的作品描摹的是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的鄉村社會圖景，他對農民命運的思考也鑲嵌在與之對應的特定的時代場景中，然而他的作品卻具有了一種超越具體歷史單元的厚度、廣度與深度，內在的原因就在于路遙的創作不是一種單純的寫作行為，而是一種融匯了歷史變遷體驗、地域文化體驗與個體生命體驗的精神性寫作。也就是說，只要現代化的潮流還沒有完全淹沒農村，只要社會結構中還有農民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只要農民還有改變自己現狀的執著追求，只要我們的靈魂家園中還有一個文化意義上的甚至是象征意義上的鄉土，路遙的作品就始終能讓我們感到人性的美好、生命的溫暖與成長的力量。這就是路遙的文學刻度，一種能夠點染一切不甘于平庸者生存理想的精神火種。同樣，這也是我們今天紀念路遙的主要意義。

問題是，我們又該怎樣來紀念路遙？我想，可能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扎根生活，刻繪出這個時代的豐富表情。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從未有過的歷史性的變遷。可偌大的文壇，卻少有幾部具有現實縱深的優秀作品。我一直想，如果路遙健在，目睹城市化的暴力，目睹鄉村遠去的料峭背影時，他會怎樣寫？他還會講述高加林的孤憤、劉巧珍的純潔嗎？還會讓孫少安安逸而平靜地呆在田園上嗎？他又該如何安放孫少平這些一去不歸的打工者的靈魂？一切無法假設，但可以確認的是，作為一個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家，路遙肯定不會放棄對生活的熱烈擁抱，肯定不會放棄對農民出路的熱情關懷，也肯定不會放棄他對人性之善的熱心捕捉。為此，我希望熱愛路遙的文學青年，能有一種直面現實的情懷與勇氣，在路遙生活過的這塊英雄的土地上，寫出與土地同樣厚重的大作品來，刻繪出這個大變遷時代的豐富表情。

其二，理性對待，整體性闡釋路遙的創作得失。在評價路遙時，我們應該克服單向闡釋的心理，盡可能地在文學的意義上還原一個真實的路遙。也就是說，我們不僅要看到路遙作品的閃亮之處，還要看到路遙作品中可能存在的某些缺陷。事實上，路遙的審美視角是單一的，價值取向是單向的，精神理念也是單純的，這些元素難免使路遙的小說以較為狹窄的美學格局在詩化的航道里行進。而且，路遙對傳統鄉村社會的光影過為留戀，也沒能對鄉村社會結構中的種種負面因素進行必要的清理與反思。只有建立在對路遙的創作缺陷有清醒判斷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對其作品中洋溢的現實追問與道德情懷有更為深入的理解，也才能對其作品在當下的重要價值與深遠意義有更為深刻的體會。

▎惠雁冰：清澗人，文學博士后。近年來主要從事中國大陸50-70年代的文學思潮研究，尤在“抗美援朝文學”、“農業合作化小說”及“樣板戲”研究方面用功甚勤；在《文學評論》、“文藝理論與批評》、《當代文壇》等專業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多篇，引起學術界較大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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