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逼格”和古人的修為境界一樣，向來裹挾著知識人。逼格的垂直知識體系所構筑的秩序感能夠迅速讓智識低下的人獲得滿足，并通過尋找、確認或自我確認逼格主導者，來完成“小圈子”的構筑。但這里并無任何必然的負面因素。逼格本身似乎是個值得思索的話題。

從某個角度，逼格是真理的價值，是附著在事實層面上的意愿態度。比如說，“水是H2O”是一個純粹的后天事實。這個事實對一般人來說，可以是冷漠的，但對于借此發揮逼格的人則全然不同，因為H2O的水是“純凈水”，是健康的水，是喝了不會生病的水，由此可以對H2O附著親和力。依著于這一解釋，他們把逼格擴展為，這一理論上純粹的水，作為真理，它是純粹的，高貴的、永恒為善的，而其它的水，比如現實中的水則總是包含雜質的，超市中賣的礦泉水是取悅消費者和媚俗的，它們都沒有作為H2O的水那樣逼格高。對H2O純凈水的青睞，構成了世俗-神圣、染污-凈純的生存框架下的決斷。然而，鑒于現實中，可能誰也無法確認自己得到的水是百分之百純凈的H2O，所以始終就留存著現實和理想、應當和是之間的差距。那些在世俗界發起逼格的人最大的遺憾，就是自己不能直接宣稱與真理合體。發起者只能是先知、上帝之子、開悟者、賢人，他們守望真理，守望上帝，守望圣人出。

上述是發起逼格的一種宗教形式。實際上，發起逼格幾乎是一個基本的人類行動意向。比如，住城里的瞧不起鄉下來的，用蘋果的瞧不起用微軟的，谷歌比百度逼格高，英憲是一切憲政之母，等等，只要有稍微一點點“好”，人們就能找出逼格來。因此，逼格又可以描述為這樣一類真理的表述形式：某物比另一物更好。直陳式是事實真理的表達式，比較直陳式則是規范真理的表達式。凡是涉及比較，就是關聯“好”的判斷，它就帶有行動意愿的指引。無論是逼格還是境界，都是一種隱性的行動意愿論述。

“好”天生與“壞”相對而言，沒有中性的“好”或者自身為好的好。古代哲人會說，好是就其自身就值得追求的，幸福就是這樣一種好。這話只在一種理念論的“好”概念中才是對的，它并非“好”的最初含義。理念論的“好”只有在源初的好的觀念從現實中掙脫成型之后，才從一種邏輯-概念的形式中認識了它。而這樣的理念的“好”的觀念，已經抽離了“好”的認識基礎和實踐基礎，甚至于也將“好”與人之間原本的共屬關系割裂了。當我們說“好”的時候，就隱含著一種比較。好從來都只有更好，而沒有最好，也沒有“本身是好”。好本身不具有任何現實性的根基，唯有與壞相對的好或者“更好”才是現實的。“好”的比較性或者相對關聯性（Relativity），讓逼格或者境界等等總是呼之欲出。因為逼格和境界是那種與人類涉及罪罰的道德生活比較遠的好、惡類型，盡管人們總是認為，提升逼格或境界與減少人類道德上的罪罰是正相關的，故此，宗教、藝術乃至學問上的逼格事業，原則上就是人類的道德事業了。

發起逼格實際上是“什么是好的”這個人類發問的自然機制在起作用。人類的好惡機制總是如此自然，以至于要在某些特定場合排除好惡，才是一種需要極大克制才能實現的品質。所以說，發起逼格原本無所謂好壞，但顛倒了逼格的正常秩序，才會讓人覺得錯得離譜。然而，什么是“逼格的正常秩序”，則又成了一種依賴某種特定逼格的習成見解。比如說，按照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意見，無業游民是最具革命覺悟的先行者，資產階級的天然掘墓人；然而，按照一個正常社會來講，誠實勞動獲得產業最光榮，游手好閑落魄街頭最可恥。逼格的正常秩序，是由逼格本身所帶來的。這就造成了一個問題，逼格之學問向來要求你首先塑造這一型號的逼格，然后才能做這一型號的學問，學問永遠不可能超脫逼格之上來發問，一旦這樣發問，就成了異端而不具有做這門學問的資格。

人能否“不動心”地做學問呢？按照現象學的解釋學，任何解釋發生之前的存在論境遇就已經包含著解釋的前見。這也就是說，我們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無前見的進行解讀和闡釋工作。反過來說，前見的先行性恰是我們有能力開展解釋工作的前提，它事先規定了解釋的路徑，從而也決定著解釋的品質。另一方面，古希臘的哲學和近代以來的科學都對一種不夾雜人心雜念的純粹知識抱有信心，并且取得了杰出成就，現代科學簡直是求知上的中立態度的典范。

但仔細分辨的話，解釋學所指出來的前見，仍然是一種求知意義上的解釋，因而它是旨在揭示科學工作的前提。而包括一切宗教在內的逼格學問，它們與科學求知的態度的區別，并非理論態度內部的觀點不同，而是實踐態度和理論態度之間的分離。科學追求理論上的真理表達式：A是P，逼格學問追求實踐上的真理表達式：A比B好。

轉自豆瓣Non aliu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