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對官員的待遇十分優(yōu)厚，尤其是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待遇更好，不僅年薪上百萬，朝廷還包吃包住。
據(jù)史料記載，宋朝宰相的月薪是三百貫，此外還有名目繁多的各種津貼，比如有職錢、祿粟、廚料、薪碳、公用錢、給券、職田等。這些津貼，價值大約為六百貫。
有人做過考證和統(tǒng)計，在宋朝，一貫錢大約相當于我們現(xiàn)在的300元。也就是說，宋朝的宰相，其月薪約合人民幣九萬元，算年薪的話，絕對超過百萬。加上那些七七八八的津貼，說包吃包住也不為過。
宋朝官員住所內(nèi)的一應(yīng)家具雜物，也是由朝廷根據(jù)入住者的身份與職位來提供的。你的身份與職位有多高，朝廷就給你配置相應(yīng)的家具雜物。官員調(diào)任或退休，所有家具雜用，都要按清單歸還公家。
比如熙寧九年（1076年）十月，王安石辭去宰相之職，外調(diào)鎮(zhèn)南軍節(jié)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次年，王安石請求辭職，改任集禧觀使，封舒國公。王安石從出判江寧府任上辭職時，其夫人吳氏把官舍內(nèi)的一張?zhí)闪晳T了的藤椅帶回家中。不久，就有朝廷官吏來找王安石索要那張?zhí)僖巍Ｍ醢彩m然曾經(jīng)貴為宰相，但也只能乖乖地去做夫人的思想工作，把藤椅歸還給公家。
這則史料一方面說明了王安石在變法失敗后所遇到的窘境，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宋朝確實存在給官員提供住所的做法。
總之一句話，宋朝的宰相，待遇是很高的。但在如此高的待遇下，為什么還有人說，宋朝的宰相是最苦、最難當?shù)模?/p>
宋朝宰相之苦、之難當，在于他們對上要應(yīng)付皇帝，對下又要應(yīng)付肆無忌憚的諫官系統(tǒng)。范仲淹、王安石等有見識的宰相，多次發(fā)起了革除宋朝沉疴的改革變法，總以失敗而告終，與宋朝的諫官系統(tǒng)不論是非對錯，只為反對而反對的游戲規(guī)則，有著莫大的關(guān)系。
王安石變法時，被諫官們搞得焦頭爛額，左支右拙，應(yīng)付不暇，在無可奈何之下，“被逼”說出了“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千古名言，徹底與諫官們翻臉。
諫官系統(tǒng)是整個國家監(jiān)察系統(tǒng)的一個分支，其原本的職責在于專門糾察皇帝的過失。所以，在宋朝之前，諫官系統(tǒng)往往操控在宰相手里，諫官們的任命、罷免、升遷全部在于宰相。
宋太祖建國后，不斷加強皇權(quán)，分化、削弱相權(quán)，不僅剝奪了宰相在朝堂上的座位，還把諫官的任免權(quán)從宰相手里奪了過來，并在歷史上十分有名的“誓碑”上明文寫下：“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放在太廟寢殿的密室里，要求每一任新天子即位時，都要獨自進入密室誦讀“誓碑”上的誓詞。
諫官們由皇帝任免，受皇帝保護，自然也要對皇帝負責。于是，在宋朝，諫官們的主要職責不再是糾察皇帝的過失，而是調(diào)轉(zhuǎn)矛頭，糾察起宰相以及文武百官的過失。
加之，擔任諫官者，往往都是些資歷較低學問卻不錯，雖然年輕卻很有膽量的家伙。這些人，往好了說叫初生牛犢不怕虎、后生可畏，往壞了說就是光腳的不怕穿鞋的。他們以彈劾宰相等大臣為能事，并樂此不疲。彈劾對了，自然聲望大漲，從此一步登天、平步青云；彈劾錯了，反正諫官的職位本來就很低，也不怕下崗。
正因為宋朝皇帝的支持和諫官本身的特性，所以在宋朝，諫官們總是不遺余力地指責宰相，肆無忌憚地與宰相對著干。宰相往東，他們就往西；宰相上山，他們就下水……總之，無論宰相做什么，他們就兩個字：“反對！”
在這種情況下，宋朝的宰相，能不苦嗎？能不難當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