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里曾經有朋友對我說：“但凡古代的東西都可以稱之為傳統文化。”這句話說得過于武斷，但是卻折射出了一個問題：傳統文化精確的定義和范疇至今沒有明確。

正因為如此造就了傳統文化的豐富多彩和博大精深，內容上講有經史子集，體用上講有文化與藝術，門派上講有諸子百家，種類繁多、角度多變成為了傳統文化弘揚上的特點。

但也正因為如此，傳統文化中的一些話題也時常會引起爭論。爭論本來是很正常的事情，畢竟中國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類似的爭論持久不斷。

但是爭論也必須在明確大前提之下，例如法庭上可以有辯論，但是必須先行明確是在哪國法律之下，被告用的是中國法律，原告用的是美國法律，這樣的辯論是沒有意義的。

西方文化史上，神學與哲學曾經一度混淆，這也成為了中世紀西方文化低迷的原因之一。經院哲學后期及文藝復興時期，培根等哲學家便開始主張哲學與神學的分離，反對用理性真理去論證啟示真理，反對用哲學去論證上帝存在的合理性。因為神學與哲學雖有關聯，但是畢竟是兩個不同的體系，若再摻雜一些政治目的和歷史背景，只會阻礙兩者的發展。

中國傳統文化也面臨這類問題，以佛家為例，佛教徒認為那些佛學研究者純屬“記問之學”、“增上慢”，屬于褻瀆和誹謗佛法。

佛學研究者認為佛教徒很多人根本不通經藏、不明了佛教哲學史，光說些玄之又玄的因果報應，或只會說一些忠孝仁義的道德教化，撒一些心靈雞湯，根本不符合客觀和邏輯。

實際上，兩者根本沒有分清各自的角色。我們把概念擴大一點，從宗教和道德教化角度入手的是偏“信仰”一面，而從文史哲美這類角度著手的是偏“學術”的一面：

從“信仰”入手，以“信”為先。佛家講“信為道源功德母”，以相信佛為前提，然后學習佛的教義，接著實踐佛的精神，最后證得佛的境界，即為“信解行證”。

從“學術”入手，以“客觀、邏輯”為宗旨。客觀與邏輯自然要求學者擁有“學術的獨立性”，“不能輕信，要用懷疑的眼光看待事物”，保證治學的嚴謹。

那么誰對誰錯呢？筆者認為沒有對錯之分，只有角度不同，或者目的不同。

“信仰”的一面是為了導人向善、修身養性、穩定社會、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國家民族離不開信仰，或者說是一種精神，這種精神是“先驗條件”，不需要去論證。如果純粹從客觀上來講，“信任”是一件很不合邏輯的事情，所有的信任都是基于之前的信息而做出的主觀判斷，但是未來的事物存在變數，所以“懷疑”才是客觀的。但是如果一個人太過“客觀和邏輯”，人和人之間便喪失了信任的可能，過于理智的世界并不是合適的世界。

“學術”的一面是為了研究前人的思想，推陳出新，發展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從客觀理智的角度去解讀文明。如果沒有客觀和邏輯的一面，那么信仰會淪為毫無理由的“迷信”而不是“正信”，覺得血肉之軀亦可以抵擋洋槍洋炮。

那么我們如何面對傳統文化中“信仰”與“學術”這兩面呢？

對兩個事物我們還無法“圓融”時，我們能做的往往是“陰是陰，陽是陽，該陰就陰，該陽就陽”。面對傳統文化，信仰時就用信仰的態度，學術時就用學術的態度，關鍵是明白自己當下的角色和立場，求同存異。

最后用湯用彤先生的一段話結尾：

佛法，亦宗教，亦哲學。

宗教情緒，深存入心，往往以莫須有之史實為象征，發揮神妙之作用。故如僅憑陳跡之搜討，而無同情之默應，必不能得其真。

哲學精微，悟入實相，古哲慧發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約旨遠，取譬雖近，而見道深弘。故如徒于文字考證上尋求，而乏心性之體會，則所獲者其糟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