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下旬，在蔣介石老家、浙江奉化溪口鎮的一家「三味書局」，見到一本董弘毅的《寧波諺語評說》，和其他幾種專門介紹寧波話的書（都由寧波出版社出版）擺在一起。我不懂語言學，就買了這本諺語的集子。作者把搜集到的諺語按首字母筆畫數排序，一條條列下來，并做簡短的評注，每一條不過上百字。于是，這本書就像村上春樹在《挪威的森林》里形容的《了不起的蓋茨比》一樣，成了一本可以隨時隨地隨手翻開看兩眼的書。

很久沒有看過這么精彩的書了。尋常百姓的智慧凝結成三言兩語的斷句，機警，精辟，還帶有市井小民獨有的那種帶著煙火味的灑脫。再結合作者給出的例句想象其使用情景，更是栩栩如生。比如說人好吃懶做：「吃飯聳山挖土，做生話聲聲叫苦。」「聳山挖土」真讓人看見一個好吃鬼挖掘機般吞食飯菜的滑稽。再如「烏鱧魚，扮河樁。」烏鱧魚經常在水中一動不動，讓人誤以為是別的東西；以此比喻按兵不動靜觀其變的人，再生動形象不過，并含有獨特的水鄉風味。還有世事洞明的諺語：「若要好，問三老；三老不應，必有毛病。」前半句說為人處世要多請教長官、老人，后半句話鋒一轉，說如果長官、老人不回應你，說明你請教的事本身有問題，有棘手之處；前半句說要聽取老人的經驗，很普通，后半句則換了一個視角，洞察到被請教的老人自己的心理：麻煩的事情，就不要插嘴了。

這本趣味橫生的書，不禁讓我想起現在方言貌似復蘇的趨勢。方言文學源遠流長，各地電臺、電視臺上的的方言節目也行銷多年。除了一直強勢的「第二普通話」——東北話憑借搞笑天賦持續活躍，中原地區、西南地區的方言也依托視聽藝術開始為全國觀眾所知；粵語保守著區域內的主流地位；京滬方言因城市的經濟地位獲得了不少曝光。另一方面，一些學者開始高喊「拯救方言」，甚至要「像保護母親一樣保護母語」。方言像是瀕危的野生動植物，分布在廣闊的神州大地上，聲名顯赫，又奄奄一息——并且，「保護」它似乎快要成為每個人的一種義務。

可我不得不說，試圖重振方言只是一種徒勞。方言的確可以幫助商家精確定位一個區域內的消費者（想想現在不時能見到的方言廣告語），也可以作為不同地方的人互相開玩笑和開自己玩笑的資源，但除此之外，方言的大部分用途將只剩下作為化石被學者研究。

江蘇地區「十里不同音」。我的父母來自于江蘇的兩個不遠的地方，方言卻不太一樣。正因為此，從小，我們家里講的是帶著口音的普通話：間或也能聽到父母和各自家里的親戚說當地土話。又加上在學校和同學說的是南京話、在課上老師教的是普通話，我小時候還沒學英語之前，就開玩笑說自己已經會四種語言（父母各自家中土話兩種、南京土話、普通話）了。其實，父母老家的土話我都說得極差，以致于我一說，奶奶、外婆都聽不懂，叫我還是說普通話。至于南京話，畢竟在學校里說了那么多年，口音肯定還算正宗。但要跟真正的老南京比，我們這代人的南京話都不地道：我們對很多俗語都聞所未聞，口音雖仍是「南京」，也早已「普通話化」了。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正宗的南京話里，「去」是要讀「kì」的；而我們這代人，除了故意調侃，幾乎沒有人會這么發音，而都是按普通話發成「qù」，只是加上點南京腔。如果土生土長的本地人都已經說不了道地的方言，又何況年年涌入的外來人口呢？（而「說不了」道地方言的根本原因，是大家越來越「聽不到」。）

據我的「經驗發現」（empirical finding），還有一個年輕人身上「方言流失」嚴重的明證，就是現在兩個年輕的同鄉聊天，很多已經不是全程方言了，而是方言中夾雜著普通話，甚至是交替使用普通話和方言——至少我和我的朋友是如此。為什么用親切的鄉音聊天不夠，還要換用普通話？我琢磨過，得出的結論是，很多新東西、新詞匯，用普通話說才「對味」，用方言說就很奇怪。這大概是因為如今的新詞，清一色都是在普通話語境中首先被使用和成熟的。并且，可能是由于普通話標準、規范并被廣泛使用，有時人們對普通話的理解能力已經超過了對自己家鄉話的理解能力；因而，在說到一些較難理解的詞語或句子時，人們經常會選擇用普通話表達，以讓對方清楚明白。不信的話，下次你和老鄉用方言聊天，他說了一個什么詞，你故意多問他兩遍他剛剛說了什么，他十有八九會一本正經地用普通話重新說一遍。

我說方言已死，不是說它沒人用了——大家都還在用，包括年輕人。但是，這些「語言」（vernacular），包括開頭提到的寧波話（及其所屬的吳語體系），已經成為「死體」，不再變化、不再吸收新的東西了：今天的方言，和十年前的方言，和二十年后的方言，不會有什么區別。從這一點來說，今天漢語普通話對英語、日語的借鑒和對方言的借鑒截然不同：前者有很大一部分（當然不是全部）是在吸收與時俱進的新興詞匯，而后者引入的卻全都是方言中固有的詞語——漢語的方言，以及少數民族的語言，都已經沒有能力去大量生產新詞，跟上這個劇烈變化的時代了。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粵語。因為廣東地區的較早開放，尤其是香港作為口岸的地位，很多新興事物最先傳到（或產生于）粵語地區，后來才進入內地；由此，這些新興事物在普通話中的名字往往也直接繼承了粵語中的名稱，以至于出現很多「三明治」這種用普通話讀并不接近原音，但用粵語讀就很相仿的音譯。隨著內地開放水平的提高和經濟重心的轉移，普通話可以直接與英文、日文發生關系，粵語的「前哨」「中介」地位也就蕩然無存了。誰知道「山寨」會不會是最后一個具有全國影響力的粵語詞呢？

大江南北的方言廣播節目，都是在為一具具已然僵死的干尸招魂：他們今天所能做的一切，不過是使用一些幾十年前甚至幾百年前就早已僵死的石頭。這些節目的商業價值（取悅一地之人民）也許不小，文化價值卻不會太大。

我認為，語言的生命在于使用。在今天的中國，普通話是唯一還活著的語言，它也將繼續瘋狂地演變、生長，以適應人們日新月異的需求，成為大中華通用的也是唯一的「語言」（language）。至于今天方言在舞臺上的粉墨登場，頂多是人們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對市井文化的回顧，在我看來連「回光返照」都算不上：這只是普通話完成了對方言這棵枝繁葉茂的大樹的絞殺之后，從其各個枝杈中吸取營養為自己所用罷了。
我毫不懷疑，在之后的一段時間里方言仍會與普通話共存；但我同樣不懷疑，方言會繼續退居到幾乎可以忽視的地步，并且不會再活過來了。凡吾輩今日仍能聽到說到用到之方言，明日視之，必如上個世代僥幸留存之琥珀化石。我欣賞我外婆家的文化學者的工作，他們為一個小小的縣城編了一本《建湖方言詞典》（相比之下，寧波可是浙江省第二大市）。在我看來，這正是把將死之物浸泡在福爾馬林之中，做成標本以供后世研究的有用工作。此種「拯救方言」，遠比辦什么方言節目、方言比賽要務實得多。

方言既死，必定有人哀號其「精神故鄉」之不存。然而這些人看不到的是，由普通話所構成的更多彩、更有生命、更有無窮的創造力的世界正在形成。普通話的作用絕不僅僅是方便「中國人」之間的溝通交往這么簡單，它更把中國人的目光從一村莊一鄉鎮一縣市投向更廣闊的中國及至世界，把中國人的思維從閉塞的局部升華到全局、全球。如果說方言的形成是由于地理對人類的阻隔，那么普通話的一統天下就是科技對地理的征服。時至今日，討論要不要推行普通話已經沒有意義，因為新生代不會說普通話已經等于不會說話；同樣，討論要不要拯救方言也已經沒有意義，因為方言已經死了，它只是還活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