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光陰慢慢劃過，時間撫平傷口，這些經歷了常人無法想象的磨難的老人們，如今又身在何處，過著怎樣的生活，經歷著怎樣的悲喜憂樂？”
——「二十二」
一部講述中國幸存“慰安婦”生活現狀的紀錄片電影
2012年，導演郭柯拍攝了廣西“慰安婦”幸存者韋紹蘭老人和她的“日本兒子”的生活，當時中國公開身份的“慰安婦”幸存者，僅剩32位，因此，這部作品被命名為「三十二」。
2014年，為了讓留住這段至今“不被承認”的歷史，郭柯決定把幸存者的故事搬上大銀幕時，因為一些老人的離世，片名也從「三十二」變成了「二十二」…
在日本侵華戰爭（1931-1945）的十四年間，中國大約曾有20萬，甚至更多的女性被日軍誘騙、強迫，淪為日軍發泄性欲、任意摧殘的性奴隸。
她們在戰爭期間受盡各種難以想象、難以啟齒的虐待，其中大部分當時就被折磨至死。少數幸存者即便僥幸逃生，也是落得傷痕累累，甚至終生殘疾。
在煎熬中，她們日盼夜盼終有一日能重返家園。然而當她們歷經艱辛回到故鄉，等待她們的卻并非同情，而是無休止的歧視，侮辱和排斥，導致大部分幸存者對她們的遭遇選擇了沉默。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陸續有百余受害者站出來，向日本政府提出訴訟，要求道歉與賠償。然而再強烈的“要活下來”的欲望，再執著的“討個說法”的念頭，都敵不過時間的摧殘。那些犯錯的人和我們一樣清楚，當最后一個“慰安婦”死去，這段歷史也就入土了。
“做了一件多年以后回頭看時，讓自己不會后悔、不會遺憾的事”，對郭柯來說，萌生拍攝「二十二」的想法并不難，但當付諸實踐時，一切卻顯得寸步難行。
“我媽剛才電話我，說可以把老家的房子賣了來支持「二十二」的拍攝”
2014年3月28日，郭柯在朋友圈發了這樣一條消息。因為涉及的話題敏感、受眾有限，在這個商業電影橫行的大環境下，沒人愿意投資這部“沒有賣點”的紀錄片。
當時，制作費用需要300萬元，郭柯自己借了100萬，投資人給了100萬，剩下的100萬是演員張歆藝看到郭柯的朋友圈后借給他的（當拿到張歆藝的借款時，郭柯甚至連拍攝許可證都沒有拿到）。
2015年10月，「二十二」拿到了公映許可證，但由于沒有發行費用（這也是為什么電影直到2017年8月才正式上映），影片只能在公益平臺上進行眾籌。結果，參與眾籌的有32099人，共籌得資金100多萬元。而這32099個名字也被打在了電影片尾的字幕上。
數年前，郭柯在一篇媒體報導中知道了韋紹蘭老人，這位1920年出生的老人有一個混血兒子，是她在“慰安所”懷上的。
這位善良、健談的老人幫助郭柯完成了短片「三十二」的拍攝。從逃出“慰安所”到被人收留、施舍，再到把腹中之子生下、撫養長大…老人把自己的苦難一生滿懷信任地向郭柯娓娓道來。
影片拍攝完成，臨別前，郭柯給韋紹蘭老人留了500塊錢，對于這個每月靠30元低保為生的老人來說，這500元就是巨款。但第二天，老人給攝制組的4個人一人發了一個100元的紅包，“快過年了，給你媽媽買點糖果吃。”
老人的這句話讓郭柯當場淚如雨下。這件事或許也讓他堅定了拍攝「二十二」的決心，而那個紅包至今藏在郭柯的錢包里。
不是每個老人都像韋紹蘭一樣，更多的幸存者選擇回避，她們對過去的經歷保持緘默。也是，有幾個人愿意在大半個世紀后再揭開將將愈合的傷疤呢？
所以電影「二十二」的劇組的工作幾乎靠“緣分”。因為老人們不愿開口，拍攝就變成了陪伴。女生們陪老人嘮嗑，男生負責博老人一笑。
每天開機不超過兩小時，絕不拍夜戲，一切都是老人們最真實的生活場景。沒有劇本，甚至不知道下一個鏡頭會是什么，一切隨緣。
攝制組在每戶老人家中都會呆上一個星期，即使兩三天就攢夠了需要的素材，郭柯覺得，他應該和老人們相處一段時間。
廣西老人何玉珍精神有些恍惚，在陪伴一周后，劇組臨走時給她留了些日用品、食物和錢。這時，在拍攝期間沒有開過口的老人卻拉著郭柯的手說：“你們走了，又剩下我一個人。”
在影片上映時，何玉珍老人已經離開了人世。
“我想讓下一代看看，那些奶奶有多么可愛。我也想讓國際上看看，我們沒有生硬地把一段歷史挖出來給你們看，而是看看我們中國人，是怎么保護這些老人、尊重這些老人的。”
「二十二」雖是紀錄片，卻沒有收錄任何歷史影像，不宣揚仇恨，也不販賣傷痛。導演郭柯想讓世人看到的是“慰安婦”老人們的現在。
不怨恨，不忘記。正視歷史，反思過去，活在當下。
電影上映前兩天，影片中的主角之一，黃有良老人去世，算上影片中加上方框的其他13個名字，「二十二」的22位女主角只剩下8人。
留給老人們生活的時間越來越少，留給我們證明的時間亦是如此。時間不能倒退，歷史不能假設。但我們能做的絕不只有哀嘆和惋惜。相信總有一天會有人讓這段扭曲的歷史回到正軌，為這些飽受苦難的老人討回公道。
「二十二」是一部值得和需要我們走進電影院觀看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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