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了14年副導演，終于轉正了！

2012年的一天，郭柯百無聊賴地刷著微博，突然一篇名為《世界上唯一公開身份慰安婦：兒子至今未婚》的報道，映入眼簾。它講述了90歲的“慰安婦”韋紹蘭和她“鬼子孩子”的故事。

看完這個故事，郭柯掏出火機，點起了一根煙，深深地吸了一口，沉默良久。

原來在日本侵華戰爭的八年間，至少有20萬中國婦女被迫淪為日軍的性奴隸，也就是人們經常提及的“慰安婦”。郭柯被這段歷史深深吸引。

半響后，他又深呷了一口手里的煙，想到自己14年來，全程參與了40多部劇情片的拍攝，一直都是副導演。

這14年來，雖然也拍了各種題材，但除了經驗和錢，沒任何收獲。此時，滅掉煙頭，他決定，要把慰安婦拍成電影。

于是，他開始廢寢忘食地查閱各種史料記載性的書，很血腥。看了以后，作為中國人的他，恨不能把當時的日本人捅死。

為了更深入地了解，他找到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第一人蘇智良教授，已經在這方面做了20多年的研究。

原來一直到現在，慰安婦們從最初的兩百多人到目前只剩32人。而且已經到了最后的時刻，因為她們平均年齡都已經90多歲了。

作為導演生涯的處女作，要么一鳴驚人，要么默默無聞。所以，郭導最后選擇了拍攝紀錄短片《三十二》，主要講述韋紹蘭老人和她的日本兒子。

《三十二》，從魔鬼到良心發現

在蘇智良教授的幫助下，郭柯很快便找到了韋紹蘭老人。

郭導，第一次去看韋紹蘭的時候，見她家徒四壁，于是給了她五百的零用錢。

沒想到，第二天告別時，她卻掏出四個紅包，劇組四人分了，說：要過年了，你們拿著回去給家人買點東西吃。

郭導打開紅包，每一個都有100塊錢，瞬間就淚目。原來她是如此活生生、如此立體的人，自己對她們的理解如此狹隘。

然而，拍攝過程并沒有那么順利。

剛開始拍攝的時候，郭柯采用自己提問老人回答的模式。

因為她去日本參加過訴訟，所以可以很完整、很細致地把自己的經歷說出來——包括當時是怎么被抓進去的，在里面經歷了什么，怎么逃出來的，逃出來以后丈夫什么反應、婆婆什么反應，然后發現自己懷孕了，因為害怕失去生育能力，所以生下了日本人的孩子...

大概拍到第三四天的時候，他開始感覺到不對。

比如在韋紹蘭老人說到痛苦處，穩重攝影師居然默然關了機器。而郭導卻催著翻譯，繼續解釋老人的話，還讓攝影師把機器打開...

拍完之后，郭導背過身去大哭了一場，想著自己怎么是這樣的人？老人這么信任自己，為什么自己卻要讓她回憶那些讓她那么痛苦的事？這樣太不道德了！！

也是從那時候開始，郭柯對“慰安婦”的態度從“獵奇”轉變為“深情凝視”。不再把她們當“慰安婦”，不再想“打撈歷史”，更不想讓她痛說悲慘。只是捕捉老人的笑。

郭柯導演與老人

很快，8天，就拍攝完了。

后來，《三十二》在國內外的電影節拿了一些獎，但郭柯一直在自我懷疑，甚至是自責，他認為自己的這部片子，用了很多“技術”。

歷經九九八十一難的《二十二》

很快，32位幸存者“慰安婦”，只剩下22位尚在人世。

于是，從2014年1月1號開始，郭柯便開始籌備拍攝《二十二》。他開始走訪這22位老人，13天就把這些老人都找到，然后開始準備。

當時，有一些國外的投資方表示愿意支持。但他們要求控制投資成本，說這種電影用一般機器拍就可以了，沒必要用最好的機器，而且22個人的故事不好講，講三五個人，把群體體現出來即可。

然而，執著的郭柯，卻一點也不想妥協，他一定要用最好的機器拍，一定要拍二十二個人。在他想，這些外國人是把她們當一個題材，但自己知道她們是要消失的一個群體。

很快，悲劇來了。2014年2月份，還在正月里，有兩位老人去世了。

影片以山西兩位老人的葬禮開始，也以葬禮結束。

雖然郭柯搶救式把她們的葬禮記錄了下來，但眼見著老人們在迅速地離世，而自己仍然沒有找到投資，心里著急了。于是，他發了一條朋友圈：

2014年5月，我一定會讓《二十二》按我要求的配置組建好并準時開機，沒有任何人和事能阻止我！”“我媽剛才打電話給我，說可以把老家的房子賣了來支持《二十二》的拍攝……”

恰好這個時候，張歆藝看到了郭柯發的朋友圈。當時，與郭柯并無深交的張歆藝立刻借給郭柯100萬元，對他說：“快去拍吧，不然老人就不在了。”

（張歆藝與郭柯接受采訪）

有了這筆錢，5月份他正式開拍。

隨后兩個多月的時間，全劇組23位工作人員在經歷了11996公里的跋涉、5733公里的飛行、32海里的輪渡、16所賓館的下榻、11種語言、9位當地人的翻譯后，在29個拍攝地（5省、13個市縣），對22位老人進行了拍攝。

郭柯導演與攝影組

整個過程中，郭柯吸取了第一次的經驗，放棄了技巧、劇情沖突等戲劇元素，讓整部影片只剩下溫和平淡。

畢竟老人的生活，原本就是平靜的。作為導演，必須克制獵奇，必須放掉慰安婦這個標簽，溫和地對待她們，更重要的是要有自信展現真實的生活。

做到不打擾她們，不給她們造成“二次傷害”。

只需看她們在門口吃飯，曬太陽，聽聽收音機，掃地，或和家人聊天，足以。

郭柯導演與老人

2014年7月份，片子拍完后，直到2015年8月份，都在做后期剪輯。很幸運2015年10月份，終于獲得了公映許可證，成為國內首部獲準公映的“慰安婦”題材紀錄電影！

接著，郭柯開始申報電影節。2016年，入圍了釜山國際電影節年，并首先上映。在釜山放映的時候，聽著毛銀梅唱《阿里郎》，郭柯身旁的一個四十多歲韓國老爺們兒一直在那兒哭。

走電影節的過程，很多發行商和電影節的人，都來找過郭柯，要求遷就市場改片子，要求添加一些家國仇恨，讓觀眾看了要有情緒，觀眾看了要哭，要讓這些老人痛苦。甚至給郭柯看一些照片，老人哭得很傷心的那種，還說這樣能快速傳播。

對此，郭柯依舊堅持自己的立場，沒有任何東西能動搖他。

每當他堅持自己的時候，事情總會出現轉機。

2016年4月，郭柯看到韓國電影慰安婦題材《鬼鄉》在韓國上映，打敗了好萊塢大片《死侍》和《瘋狂動物城》，占據了票房冠軍榜首位置，成為話題之作。

尤其是了解到該電影劇本2002年即已寫完，因無錢一直停滯不前，最終靠著7.5萬人的眾籌，影片才得以拍攝，而為了感謝這些觀眾，片尾打出了7.5萬個人的名單。

這一長長的名單震動了郭柯，也讓他想到了“眾籌”這個辦法。恰好郭柯也走完了所有電影節的流程，又正好被基金會的朋友找到，說愿不愿意做眾籌。

于是不到三個月，他帶領團隊靠著32099人次眾籌者籌集到了100萬元，除去電影后期制作費用20萬后，剩余的80萬就成為《二十二》宣發活動所有的資金來源。不得不說，其中還有很多網友名字也沒留。

2017年，就是靠著3萬多人的眾籌，《二十二》最終定于8月14日上映。

日本人看完《二十二》，只說了句：謝謝

2017年8月7日前，郭柯還帶著電影《二十二》去了臺灣參展。這是一個關于“慰安婦”的一個國際影展，除了《二十二》，還有中國臺灣的《蘆葦之歌》、加拿大的《道歉》以及那部著名的韓國電影《鬼鄉》。

郭柯與《鬼鄉》導演趙正萊

中國臺灣的《蘆葦之歌》是婦女救援基金會制作的，更多表現的是這些老人晚年生活和心靈上的安撫照顧。

而郭柯這部代表中國的《二十二》，只是蜻蜓點水的口述采訪，羅列開來的素材碎片，平靜地陳述了老人生存現狀這樣一件事。

每一部影片的角度，都不同。

《二十二》目前還沒有在日本公映過。但郭柯給他的日本朋友們看過，看完后他們說的最多的是：

謝謝！謝謝你用這種方式，把中國的這些受害女性拍出來讓日本的觀眾看！

部分看過的日本的觀眾，郭柯問他們：尷尬嗎？他們說：不尷尬。大概這種不尷尬在于沒有揪著以前不放。

目前看過此片子的日本朋友，都非常接受這部電影。

此前，于2015年8月，旅日華人班忠義拍攝的中國慰安婦紀錄片《渴望陽光》，在日本公映。

當時國內還沒有開放慰安婦題材電影的公映，幾乎大多數國人都不知道。只有美媒報道：觀看人數越來越多；很多日本民眾稱第一次知道「慰安婦」。

隨后，這件事情，受到日本社會地關注。導演班忠義說：“我們都沒為電影做廣告，不料一場比一場人多，每場一放完，就有人來申請放映權。”

（《渴望陽光》電影海報）

當時還有一名74歲的日本男士觀后說：“因為前中國慰安婦很低調，缺乏記錄，所以來看電影，沒想到這個紀錄片比預計中有價值，很真實，是貴重的歷史證言，讓人第一次知道前中國慰安婦的受害狀況。”

不過實話實說，《渴望陽光》拍攝的慰安婦，基本都是血淚般刻意地控訴日本人。很多日本觀眾看完表示有些尷尬。

所以，今天郭柯導演如此溫和的《二十二》，就是為了告訴日本觀眾，你們的上一代對我們的上一代做了什么，然后我們的上一代人，她們還在過著什么樣的生活，以此達到讓日本人有自己的反思。

如果《二十二》能公映在日本，會不會能引起更多日本人進行反思？如果會，那郭柯導演的這部電影，意義就更深遠了：

不止國人記住了可愛的她們，日本人也會記住了她們。

雖然沒有必要帶著恨，但有一些東西確實不應該被遺忘，比如郭柯導演（跟我一樣，已經被圈粉的有木有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