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角色在爛漫主義作品中常被用作某種美或某個時期的精神狀態以及追求的象征。其中一個著名的例子便是《浮士德》中的海倫。作為歌德筆下德國式絕對的美與愛的化身，海倫同時也充當了那一個時期浮士德博士追求概念性的美善的象征。并且，離開浮士德后化身為女神的海倫也在最后充當了指引浮士德的靈魂飛向絕對的美善的使者。而我認為，女性角色在本作《大衛·科波菲爾》中也起到了較為相似的作用，象征著科波菲爾本人在追求美的過程中的幾次飛升。

我一直在疑慮作為占篇幅相當大的小愛彌麗到底是這些階段的某一個，還是僅僅只是狄更斯全景式描寫中的一部分以及他探討社會矛盾的一個媒介而已。若是后者的話，感覺便很是解釋的通——一個三重對比——哈姆與斯蒂爾福斯的對比，愛彌麗選擇斯蒂爾福斯而非哈姆的對比，以及博士夫婦與愛彌麗和斯蒂爾福斯的對比。哈姆是當時以歌德為主導的文藝觀點中樸實善良的鄉村青年的一個代表。每當我想起哈姆時，我總會連帶的想起《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一樣是對愛情的堅貞不渝，一樣有著自己的一套單純深沉的人生態度。而斯蒂爾福斯呢，他無疑是哈姆的反面。對比起哈姆的樸實與單純，他是虛浮的，復雜的。但是，我并不認為作者是把這兩個人物單獨分開刻畫的，正相反，哈姆和斯蒂爾福斯其實是一類人，或者更進一步說，他們甚至是同一個人——他們一樣是他們那個階級的精英的存在，他們一樣都有著一顆在本質上善良的心，他們同樣追求著美與愛情。而之所以其做法有那么的不相同，只是因為他們都順理成章地采取了在狄更斯心目中他們那個階級應該采取的做法。狄更斯利用這種做法成功的將哈姆和斯蒂爾福斯的個人形象淡化，而將其普遍形象加以強調。（雖然可能有些牽強，但我認為這也可以用來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他們同時出現和同時滅亡的原因）而愛彌麗所做出的選擇，包括相愛，到被拋棄，都僅僅只是為了更加豐滿的表現這兩類人物的形象而已。可以說，愛彌麗本身作為人物的意義并不大，她比起其他的那些人物太過于不夠豐滿了，在文學作品中也太沒有特殊性了，她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為那兩類人物提供沖突與對比而已。而博士夫婦的結合與愛彌麗和斯蒂爾福斯的結合在階級性質上或許是相同的，同樣是高與下的結合，但是其結局的不同是由其愛的方式的不同決定的——我認為兩者對比之下，后者是生理意義上的相愛，而前者更多是概念意義上的相愛——體現的也就是當時知識階層對他們心中鄉村青年形象的熱愛。他們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歌德的觀點是“文藝來源于自然”，而樸實善良的博士夫人安妮的形象便是他們心中理想的自然形象。而文藝最好的表現形式便是愛與美。美自不必說，其愛也可以從其自白中直接看出。作者一方面利用年齡的懸殊制造出一種非真實性，一方面又在博士夫人的自白中直接的體現出來：她對博士的愛與其說是兩性之愛，不如說是一種單純的敬仰與追求。在這樣寫的情況下，作者成功的將這種愛抽象出來成為這種知識階層對自然的愛。于是，博士身份的設置，其無條件信任與無條件付出便解釋得通了。

同是對美的追求，如果說博士夫婦的愛情是作者文藝觀的表達的話，我們何不可以狂妄的推斷一下，“我”的三段戀情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作者自身對美和愛情的認識與追求的歷程呢？再對比一下作者的生平，這樣的猜測便并非沒有道理了。

這三個階段是遞進的。先是第一段戀情。這第一段戀情相信是很多人已經忘記了的，或者大家根本沒有注意到它——書中對這段戀情的描述不過三行，而這三行也代表著作者對肉體之美與兩性之愛的不側重。

讓我們著重來看后面的兩段戀情：朵拉與阿格尼絲。我認為朵拉所代表的是純粹的美與忠誠。相信朵拉的早夭，朵拉的性格，朵拉逝去時越來越輕的身體，都會使我們想起《百年孤獨》中的雷梅黛絲。她們都是美麗的幻影，具有幻影所具有的性質——她們都是憑空產生的，一成不變的，稍縱即逝的。這種毫無依著，毫無根源的概念性的美，雖然能使人感到片刻的莫名歡愉，卻無益于人們的理智，也讓“我”有一種一直在做夢的感覺。這樣一種無法靠近任何現實的美，一聽到記賬就要驚恐萬分的美，久而久之會讓人產生焦慮，無助與彷徨。這也是為什么“我”會在聽聞“建立在堅固基石上的愛情”時感到那么的疑慮了。是的，朵拉這美麗的幻影是沒有建立在任何現實的基石上的，而這種美絕非狄更斯所真正欣賞的。于是，他便讓花朵在最美麗的時候凋謝了。

我覺得阿格尼絲在這本書的人物中是最為復雜的一個。她是現實的。我們很容易就能憑借作者的描述想象出她的形象，而這是當我們試圖想象朵拉時所做不到的。溫文爾雅，孝順，聰慧賢淑，這是在每個女孩子身上都可以或多或少看到的。所以，阿格尼絲的美是現實的，而這也再一次印證了博士夫婦的戀情所印證的狄更斯的審美觀——美來源于現實，來源與自然。但阿格尼絲的美又不是純自然的，狄更斯將這些尋常的美德提升到極致，再將這些美德集于阿格尼絲一身。于是完美的阿格尼絲又變得不怎么真實了。于是我們看到，狄更斯在最后一段寫出了現實美的極致：“哦，阿格尼絲，哦，我的靈魂，但愿我的生命告終的時候，你的臉也像這樣守在我身旁；但愿當現實像我現在舍去的影子在我眼前消融的時候，我仍舊看到你在我身旁，手向上指著！”這一句同《浮士德》末尾的一首小詩大同小異：“萬象皆而傾\無非是映影\事凡不充分\至此始發生\事凡無可名\自此始果行\永恒之女性\引我們飛升”當現實可行的善與美實踐到極致時，便提升到了宗教的高度，由完美的女性形象所代表的信仰美，在世俗世界逐漸消失的時候，為我們的靈魂指引飛升的方向。對于狄更斯和歌德他們而言，不管是什么宗教，甚至不管有無宗教，美的極致便是他們信仰與靈魂的終點。

或許《大衛·科波菲爾》最大的價值并非其文藝觀的表達，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本書成功利用不同的女性形象闡述出了自己對美的探索歷程。從最原始的感官美，到形而上式的概念美，再到幡然醒悟后得到的來源于現實的自然美，最后到取自于自然而高于自然的信仰美，層層推進，步步飛升。如果說《大衛·科波菲爾》是一部自傳的話，那么狄更斯想必也像自己希望的那樣，在“永恒之女性”的指引下“飛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