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業競爭中，因社會環境、法律制度不能有效保護競爭者的利益時，自然而然會選擇其他的方法路徑來降低風險，會戴著“有色眼鏡”區別對待周邊的人，本質上就是歧視。但這種歧視不但不會減少競爭者的收入，還會將風險降到較低的水平，時時處在掌控之中。比如，東南亞的華人種植的橡膠園里，以福建人為主體，因當地的語言、法律、環境無法給他們提供真正的安全感，人為地將周邊的人分為七個等級，在做生意的過程中，不同人采取不同的對待方式，當地人都感覺很氣憤，甚至有反華情緒，但從事實來看確實是合情合理的，符合利益的最大化。
次貸危機發生不是因為資本的貪婪，也不是市場的問題，更不是因為金融體系的模式創新，而是因為政府出于政治目的，采取威逼利誘的手段，強制取消了在銀行競爭領域合理存在的歧視。因為銀行放棄歧視的風險已由政府承擔，銀行變得肆無忌憚、推波助瀾，為了追逐利益拋棄了本應堅守的原則和標準，放寬貸款人的審核條件，甚至不審核，使得原來條件不具備無力購房的人可以貸款購房，供求失衡助推了房價的不斷攀升。在房利美、房地美兩個具有政府背景企業的推動下，抱著“大而不能倒”的幻想，讓有毒資產擊鼓傳花、肆意橫行。隨著時間的推移，直到有部分貸款人無力或拒絕還房貸時，資金鏈發生斷裂，有毒資產的危害逐步顯現，而后次貸危機席卷全球，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和動蕩。這就是試圖消除合理歧視付出的慘痛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