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異國為一張綠卡“奮斗”過的人都感覺過那種心酸吧。
早四年前,我在一家咖啡館打工,活得像狗一樣。
工資是法定工資的一半,辛苦是常人的十倍,那個開著咖啡館的老移民,十幾年游離在祖國之外,卻還未褪去當初的精明。我任由這個五十歲出頭的女人,在人來人往的街角,用斜著眼的目光把我的身份看穿“又一個中國人,那種沒有綠卡的中國人。”
無需她那一瞥,我就深知自己在這里的日子并不好過,從租房的最初房東冷冷的那句“又一個來拿綠卡的人”,從在超市做收銀員時遭到的排擠,從那些來路不明的人向我兜售移民的夢想——他們把這種“夢想”明碼標價出售著——三萬紐幣小公司幫你辦工簽,五萬紐幣幫你擔保身份,十萬紐幣一條龍服務,人性在這里是可以用來交易的。
那一年還沒來得及看清一個國家的文化,就已經知道一張綠卡的重要。
當咖啡館的老板娘第一百零八次搶過我的抹布,用她無比尖利的聲音指責我,“你怎么什么都不會?蠢死了!你這樣怎么在我這里拿綠卡?”
那一年,所有開著餐館和咖啡館的華人老板都以為,那些來為自己打工的沒有背景的年輕人,各懷鬼胎,就是要從這里拿一張綠卡走。
而彼時一個姑娘,搖搖晃晃地來上班,老板娘轉頭用笑臉迎過去。那是一個家中做著建筑生意早早拿了綠卡的姑娘,她來這里的目的,是“打發時間”,而我來這里,是為了“活下去”。
我幾乎確信,這一切都是由于一張綠卡的缺失:我是如此賣命地工作,同事不愿意做的事情我都接管過來,我只用十分鐘吃午飯,我從不介意那多做了工的半個小時有沒有人結錢給我,我從不哭窮從不惱怒,我知道自己是一只浮萍,就如別人都知道的一樣。
可我并不希望從她那里得到一張綠卡,我首先更希望自己可以體面地活著。
我順利成為扭曲人性下的犧牲品,她的聲音刺耳,穿過大半個咖啡館,我瞥向身旁的佛龕,那是她的信仰,我卻在那本應該善良的信仰下,寂靜地看著她,一次又一次地,鞭笞著我的自尊。
那一年令我知道,有些人的聰明是可恥的,他們一眼看出我眼睛里的窘迫和愚蠢,窘迫是因為我沒有來自富裕的家庭,愚蠢是我不會為了綠卡而隨隨便便和一個男人走。
而我亦知道了有些人因為可恥才變得富有。我知道了有時候并不是自己太過愚蠢,而是有人一定要制造出把你踩在腳下的理由,他們漂洋過海來這里的時候曾遭遇過萬種辛苦,所以才讓你活得像狗一樣,讓你做那只流浪的狗,沒有家,沒有食物,沒有自尊,搖著尾巴乞求憐憫。
至今我也不知道那年帶著這樣的性格出來闖蕩是對是錯,我活的不夠聰明,不夠嫵媚,不夠變通,我成為社會中只能靠努力往上爬的人。
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中,王啟明在紐約不得不扔下大提琴去中餐館洗碗,那樣的情節以雙倍的效果來到了現實里,啟明難過,不是因為要去洗碗,而是異國的貧窮,令一個人的自尊心都無法保存完整了。
我也一樣。
我怎么這么賤呢?
好的大學畢業,一本的專業出身,英文教師的職業在祖國等著我,若非來這里受苦,海那邊的自己該與這里的自己大有不同吧?
早七點出現在咖啡館,晚上還要去受那中餐館的苦,那里的老板娘如出一轍,她指著桌腿的地方,她令我蹲下來擦地。
我的腰彎著,手指抓著抹布,膝蓋淺淺地擦過地板,我能感受到,當她指著“這里”,還有“那里”,還有“別忘了那個角落”,一種接近快意似的神情浮現在她的臉上。
那一年我學會了隱忍。
因為我需要錢,它比尊嚴都重要。
我換過數份工作,終于明白這個城市的邪惡不在于它的經緯度,而是在于你,像他們說得那樣,“又一個中國人,那種沒有綠卡的中國人。”
我畢業后撇了工作獨自跑出來,我受夠了家中多年的吵鬧。父母間的紛爭令我過早地長大,多少年我盡量掏空自己,不帶任何情緒地去看一出出鬧劇,用冥想活在另一個維度的世界里,密謀一場逃離。初到新西蘭,我以為我終于為自己鑄造了一個快樂的空間,而家庭的壓力以另一種形式罩在了我的身上。
父母的親朋好友和他們說——
“我聽說xx的孩子去新西蘭兩年就拿到身份了。”
“新西蘭的養老福利很好嘛,去了什么都不用愁了。”
“你們很有福氣,讓你們的女兒趕快辦綠卡,身份下來了你們就可以去了!”
父母在我離開的那一年一下子就老了,她們在電話里半句話不說,就是我覺得愧疚的時刻。
我的父親和母親是再老實不過的人,我的遠離是他們能夠想到的生命中最不合乎情理的事,而我終究是到了生命的這里,它鄭重地告訴我,你不能再指望父母,因為你到了要做他們依靠的年齡。
那一年,我同時聽到的,還有房東提高了的房租,移民局修改了的政策,我聽說那些明碼標價的綠卡漲到了“六七萬紐幣”,我聽到那些同我一起來“打工旅行”的姑娘們在這里呆煩了結伴去了臺灣。我走在異鄉,指甲縫里有嵌進去的中餐館油膩氣息,我的眼前,除了那十點半的漆黑,還有我看不清的未來。
我已經沒有回去的路了。
后來我寫了一篇文章,原原本本講述了那段時間的歲月。記得好像是一個晚上,我忽然感覺到身體里有一種即將爆發出來的難過,我坐在電腦前,背對著整個世界的殘酷,手指尖敲著鍵盤,情緒是淌出來而不是寫出來的,那篇文章的每一個字,成為我全部絕望的出口。
后來這篇文章,帶來巨大的反駁的聲音。
他們來我的微博上說著,“酸死了,沒錢當初怎么出的國啊?!”
他們在我的公眾號留言,“誰也沒讓你去端盤子洗碗,不能去找點好的工作嗎?”
他們寫出比我還長的文字,“呵呵,不就是一張綠卡么?”
這些讓我想起很久前發生的的事,當我還在讀大學的時候,一個假期我訂了幾本書,地址少寫了小區的樓號,快遞員給我打了幾個電話才找到我。等我接到書的時候,他不停地罵著,“手機兩毛錢話費又沒有了!”他的一只腿跛著,推著自行車的樣子很費力,外面下起了北方獨有的厚實的雪。
這件事讓我直到現在還用來提醒自己,你只有穿上另一個人的鞋子,才有資格評判他走過怎樣的路。
所以我沒有解釋,來新西蘭的簽證叫做打工度假簽證,其實申請費用只有800元人民幣。
我沒有解釋,我無法得到一份體面的工作,因為簽證上面有不得為同一處公司工作三個月的規定,大公司無法接受不打稅的條件,我從下飛機第一周開始打工,那種可拿現金的低微的工作。
我沒有解釋,我沒有來自那種無需操心未來的家庭,從離開家那一刻我就拒絕接受救濟,我的身上已經扛起了“不能再來去自由只考慮自己”的責任。
我沒有解釋,因為我要爭分奪秒地去活下去。
而我的微博,也保留著一個規矩,我從不刪除一個負面的留言,哪怕再邪惡,那也是世間本來的樣子。
我開始為自己悄悄謀出路。
那一年新西蘭靠讀書獲得工作再移民的政策再次被修改,讀書的時間從一年變成了兩年,這直接引起了沒有錢沒有背景的年輕人的大面積恐慌,也包括我在內。
我找到一個可以免費咨詢十五分鐘的移民事務所,走進一幢寫字樓,推開一扇門,那里面是個體面的香港律師,他很懂自己的業務,卻沒能理解每一種人生。
他說,“讀那個最貴的課程吧,幾年下來也就三四十萬人民幣,挺好移民的。”
我發誓命運如果給我一個機會,我可以去讀任何一個專業,我一定可以拼命拿到獎學金,但我手中的錢就這么多,我沒有告訴他,我甚至不能來預約第二次付費的咨詢。
那一年生活讓我看到絕望,亦教會我一個道理,“沒有你做不成的事。”
我找到一個可以讀移民課程的學校,它正規便宜,也不會讓我每天都花掉五紐幣坐車的費用。我對我的學校軟磨硬泡,我每半年交一次學費。那里面坐滿了為拿綠卡而讀書的年輕人,我們更重要的職業是下課后去打的那幾份工,我很快成為交學費最慢,交作業最勤的學生。
我瘋了一般地賺錢,我誰也不再相信。
也許在世界的哪里,都會有這樣一個階層,那里很少有人相信努力的意義,女人容易嫉妒,拼命讓你陪著她把生命寄托于運氣,男人大多好色,猥瑣地給你“帶你向上爬”的空頭支票,日子是猙獰的,生命是寂寞的,汗水和眼淚是真真切切的。
我就在那樣的階層里,像一個發瘋了的母豹子,對待獵物一樣追逐著自己的夢想。我好像又鉆進了多年前為自己營造出的躲避父母爭吵的另一維空間里,我聽不見那些老板娘們的尖叫,我看不到同事們上下打量的目光,我不管那些說我愚蠢說我倔強挖苦我貧窮嘲笑我窘迫的人……我只想實現一個夢想。
姑娘啊姑娘,什么是你的夢想?
從前我說,我要成為小說家,我要去巴黎,我要開一間小小的咖啡館。
現在我說,我要讓爸媽過上好的生活,我要超越自己所在的階層,我想活得體面。
一張綠卡,一張我從內心根本就不稀罕的綠卡,它什么時候成為了整個夢想的關鍵啊?我走在奧克蘭的街上,這個城市即便有萬種顏色,什么也未曾屬于過我。
很久后,朋友問我,“奧克蘭機會那么多,為何不再回奧克蘭住?”
我說,“因為它是奧克蘭。”
你會去愛一個傷害你一次又一次的人嗎?
我知道我不會了。
為了這張綠卡,我三年沒有回家,我從二十三歲長到二十六歲,頭頂出現了第一根白發,然后兩根,然后一小茬。
我遠離了家鄉,我沒有準時嫁人,我活的不夠體面,我的外婆在接到我的第一本書的時候,幾度哭到失態,而家庭中另一些人,則離我越來越遠,他們不想和一個在異國為人端盤子洗碗的姑娘發生任何關聯。
是的。不想發生任何關聯。
我在那樣的幾年發現,人可以很壞,壞到沒有極限,他們奪去你的錢,奪去你的自尊,奪去你對溫情的所有需要,他們不覺得有任何廉恥。
你也會遇到一些人,他們不常常是你的朋友,他們也不常常是你的敵人。他們在你落難的時候成為敵人,在你得意的時候趕來成為朋友。
而你會習慣的。
是的,你會習慣的。
你會習慣有人潑你冷水,有人挖苦嘲諷,有人落井下石,有人背后中傷。
是的,你會習慣的。
你會習慣這個世界有萬般不公,無論是奧克蘭,無論是東京或是上海,你只有強大,才能擺脫無法做主的生活,而你要知道,最壞的生活就是不能做自己。
我二十三歲之前很喜歡哭,二十三歲之后也有過很多痛哭的時刻,卻再也沒有讓別人看見過我的眼淚,天大的委屈背過身去,眼淚流淌過讀書的兩年,流淌過工作的兩年,直到流淌過拿到綠卡的那一刻。
原來被人們說了那么久的綠卡,只是護照上一張薄薄的貼紙,幾乎沒有重量的一張貼紙,你甚至無需親自到移民局,你只需要把護照裝進一個包裹郵寄走,幾天后它就出現在你的門口。
我閉上眼睛,四年內的很多事情,都可以畫上句號了,那些真正意義上的夢想,也可以開始了。
我后來花近一年的時間深思一張綠卡的意義是什么?
我去看我來時的路,我站在馬路對面,看人來人往的咖啡館,中餐館,奶茶店,超市……那是我曾經“奮斗”過的地方,我學會咬著牙在心里罵“我操他媽的”的地方,而我笑自己,生活把一個文雅的姑娘逼成什么樣了?幾年前我還在讀著海子的詩!
我看見那些老板娘依舊對客人喜笑顏開,轉身對幾個員工惡言惡語,那些低著頭抿著嘴端著盤子進進出出的年輕人,被別人貼上“又一個中國人,那種沒有綠卡的中國人”的標簽,我記得那種神態。
有些事情不會改變,有些事不應該忘記。
一張綠卡,一定還有超出個人需要的意義。
我開始遇見一些年輕過我的人,聽到他們狗血經歷的時候,我才發現自己已經走了多遠的路。
他們說,“現在讀一般的學校拿綠卡都難了,學費貴得我都租不起房子了。”
他們說,“我的老板對我說辦綠卡四萬紐幣,這還是看在我在那里已經工作了一年的面子上。”
他們說,“你聽說那個移民公司了嗎?假結婚都漲價到了10萬紐幣啊!他們當初騙過我兩萬塊,想不到現在還囂張著。”
連同那些年聽說的故事,和我生命有著一樣的溫度,我也沒辦法忘懷。
我看見情侶對彼此說,“對不起,讓你受苦了,是不是當初找一個有綠卡的人,你現在就不會這么累了?”
我看見異地的夫妻間打著電話,“我再賺半年的錢就能把你接來了!”轉身去后廚繼續刷盤子,凌晨一點是他們下班的時間。
我看見在一家餐館做了三年廚師的朋友,在提出申請綠卡的請求時老板以高額的代價相逼,朋友一根煙一根煙地抽著,他說,“我爸媽還在等我出人頭地,哎……”
我看見有人遇見了真愛,卻因為一張綠卡而彼此都不敢走上前一步。這生命充滿危機,我們活得如此被動,那么想成為一個人的榮耀,卻怕最后只成為他的拖累。
一張綠卡到底是什么?
我看到有人把它當作“不工作也可以拿政府救濟金”的手段,去當作“和老婆假離婚就能夠領福利”的媒介,把它變成欺侮別人的武器,把它用來進行買賣人性的交易。
政府每幾個月就出臺一個新的政策,限制諸多華人式的聰明,一些人的行為終于影響到了絕大多數人的利益,我對朋友說,“太氣憤了,良心都不要了!”
朋友說,“你只是一個人,沒有辦法改變的。”
這些事情那么傷感,卻更確定了我留下來的決定,我知道我不再是那個“沒有綠卡的中國人”,我可以為一些事情努力,我也許不能拯救全世界,但我可以選擇讓良心發揮作用,和那些骯臟的交易做對抗,就算是去幫助一個人也是有意義的,讓那個人在需要的時候得到一些鼓勵,不至于和若干年前的我一樣,無助而孤獨地前進。
在一張綠卡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另一種責任:從被人欺負到選擇不去欺負別人再到保護別人的能力。
我在這一路上也遇見過很多幫助過我的好人,他們給了我一頓豐盛的晚餐,一個好的工作機會,一段鼓勵也暖心的話,一個下午的陪伴……這些再一次令我堅定,你要變成和他們一樣的人,不要讓好人太過孤單,并且要做個有能力的人,如若有一天他們需要你的幫助,你也可以及時地出現。
我遇見過一個男人,他對我說,“你是個有良心的孩子,可是良心怎么能讓你吃飽飯。”
我不相信。
有很多事情我都不相信,才一路走到了這里。
所以才對自己有一種近乎忘我的苛刻。
2015年到新的城市開始新的生活,玩命寫稿,玩命創業。
一遍遍看移民的電視劇,一切移民的故事都拿來讀,那些聽來的事情,“是怎么發生的?”“后來怎么樣?”也一件一件記下來,那不僅僅是我來時的路,也是我也許可以就此去改寫很多人的人生的機會。
還有那個被一些媒體吹做的楊熹文的公司,其實只是一個3個人的小清潔公司,2年里以它執著的姿態用力生長著,而我終于可以驕傲地說,我是個有良心的老板,幫助過3個困境中的人,給出的工資不是法定工資的一半,而是它的1.5倍,還附上每一種員工需要的人生指南。
我至少可以改變3個人的一小段生活了,我可以創造一些溫暖了,我可以去指責一些人的無良了,我可以去呼吁一些善良了,我可以去告訴一些人了,“這個世界并不是只有壞人。”
真的,不是只有那些落井下石的人。
我對那些如我當年一樣目光堅強卻背過身去默默流淚的人說,“所以你一定要振作起來呀!”
去年有幸去參加新西蘭文化節。
我站在舞臺中間,作為讀書會會長致辭,背后是國會議員文化領事以及各重要人物,我至今覺得非常夢幻,因為閉上眼,那四年前的景象竟然歷歷在目:我端著盤子,在老板娘的指責和挖苦中做一個咖啡館的小招待,他們說我是那個“沒有綠卡的中國人”。
眼前的一切都變得更加清晰而堅定了,而不是原諒了。
我永遠不會原諒,我怎么可以原諒一個在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把我踩在腳下的人呢?我只想改變這個被扭曲了的世界,為他們傷害過的或者即將傷害的每一個人。
因為世界不該是這樣。
而從這里開始下去的生活,我還是會聽見有人說,“呵呵,不就是一張綠卡么?”
是啊,總有人以為,有些人只想要一張綠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