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終覺得，讀譯文好比隔著一層厚厚的紗，朦朦朧朧，無法觸碰到它的美。只可隔水相望，偶一下子，飄過一陣風，隱約揭開了真面目，剎那被驚艷到。而再往下讀，原有的感覺又回來了，像在灑滿小石子的小道上走，總不那么自在。
譯文能做到傳達準確含義、敘述故事情節和傳播觀念。至于那些微妙的情感起伏、只可意會的語境、留白的想象，水平再精妙的譯者，也難以完整呈現。
譯文更像是譯者的二次創作，使用的，仍是他們熟悉的本土語言。同樣的，對讀者來說，所品嘗到的，仍是同一種熟悉的味道。而多出的生澀磕碰之感，也就是對另一種語言的水土不服罷。
一個作家用自己的本土語言寫作，方得原滋原味。朝夕相伴，浸潤數十年，可不順風順水，拿捏得當么。對讀者也是如此，讀來酣暢愜意，大多也是因閱讀同一語言，而得來的妙趣。
近日讀書，正巧看到了不同作家在談論語言，各有各的觀點，覺得有趣，拿來整理一下。
1
王安憶在《小說課堂》一書中談到中國文化的材質，
我對中國文化的不滿之處，在于它材質的脆弱。中國藝術使用得較多的材料，如土、木、陶瓷、給人的感覺都是相當脆弱的。在繪畫方面，我們所用的宣紙，相對于西方油畫所使用的帆布，也顯得不夠結實。
但這些脆弱的或者附水而逝的藝術材質之中，卻有一樣是例外的，那就是中國的文字。我常常慶幸自己能夠使用這樣一種堅實而富有彈性的材料。
她舉例，曾在馬來西亞看到他們的廊柱、匾額和門楣上銘畫著漢字，比如“堅貞”、“金谷”，那里的華人早已不會說中國話，也不識中國字，僅僅把它們作為一種有意味的圖案保存了下來。
事物的外形結構不嚴，也許它就容易散失，很難保存下來。而漢字恰恰有著堅固的外形，這堅固來源于結構的平衡、和諧與完整。
王安憶還提到了白先勇在談《牡丹亭》時，說到中國文字，比如“情”。
什么是情？情不知從何起，一往而深。這個字在英語中找不到準確的對應，它不是愛，也不是恩。
也許這就是漢字的獨特之處，它是那么的主觀，那么的模糊，仿佛是可以洇染開，因而也有著不斷蔓延的可能。
中國的文字是可俗、可雅、可屈、可伸、可簡、可繁、可華、可樸、易于保存和攜帶，所以就很耐用，可流傳很久很久。
2
汪曾祺在一篇文章中談及自己并不重視小說結構，
我對結構的原則是：隨便。我不太喜歡結構痕跡太露的小說。我傾向“為文無法”，既無定法。
我很向往蘇軾所說的：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
他卻自言“過分重視語言”。它是作者的一面鏡子，無法矯飾，無所遁形。
我很重視語言，也許過分重視了。我以為語言具有內容性。語言是小說的本體，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個作者氣質、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態度，不是理念），必須由語言入手，并始終沉浸在作者的語言里。
語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語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養。語言的美不在一個一個句子，而在句與句之間的關系。包世臣論王羲之字，看來參差不齊，但如老翁攜帶幼孫，顧盼有情，痛癢相關。好的語言正當如此。
他的比喻也是靈動，
語言像樹，枝干內部液汁流轉，一枝搖，百枝搖。語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語言，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3
金宇澄的《繁花》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寫作，他先是用網名在關注上海本地文化的“弄堂網”發帖，寫連載。開頭便是，“獨上閣樓，最好是夜里，過去的味道，梁朝偉在《阿飛正傳》結尾的樣子，電燈下面數鈔票，數好放進西裝內袋，這個片段是最上海，最閣樓的。”
有位讀者特地將這些文字復制到文檔里，打印出來，候車時看、飛機上看，“哪怕偶爾離上海很遠了，眼里有這些字，覺得跟上海還在一起。”
在一個采訪中，他談到，這本書前前后后修改了20多遍，著重是在語言處理上。
中國的文化很復雜。用上海的方言寫，怎么在純方言的基礎上，過渡到我們南北方的人都能看懂。在過去是沒有這種想法的。所以說有人問我是不是繼承了張愛玲的，我說，根本沒有啊，他們的沒有這個語境嘛。
我們現在的上海話，很邊緣了，邊緣到你跑到什么場合自己都講普通話的地步。但這個我們能理解，上海這座城市，2000萬人到這個地方，都受了49年之后的普通話教育，幾十年，各種精英人群過來，大量的大學生，處于主流的人，可以想象，他們到了上海，怎么能像我們上時代人到一個地方，先學上海話。
而大量的普通百姓到上海，和我們祖輩一樣學上海話。小菜場里賣菜的、裝修房子的，送快遞的，上海話講特別好。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高收入的人來，肯定要改動上海話。這種層面上，我非常理解外來人的想法。
我努力去改動《繁花》的語言，用外地人能接受的方式，請他們進來，到我家里來做客，坐一會兒，看看上海人，絕對不是表面上講的小男人這么粗淺的東西。很復雜的事情，最好是通過文學，文學就是研究人的嘛，慢慢影響非上海讀者。
上海就像一個金魚缸，里面的溫度、濕度非常好，而且生態好，小魚小蝦都能在里面生活得很好。能掙到錢，又能有很多機會。寫作過程中，你若以城市作為主體，必須要找幾個點，熱鬧時髦的、偏遠落后的都得寫，上海只寫石庫門是不行的，上只角，下只角，楊浦區，都得寫，這樣整體感很強。
外地讀者以為上海只是花花世界，結合起來，才真實，貧富懸殊不得了。這與30年代，茅盾、穆時英的描寫方式一樣。30年代的寫法到現在也有意義。這就像生物鏈，老虎、螞蟻……都有，光寫老虎不對了，還有其他的生物鏈。
個性、思想、心境、經歷的不同，幻變出千奇萬化的語言。寫作者埋頭研究，樂在其中，讀者也借由這個明顯的辨識度來挑選出自己的偏愛。
好的語言是自身土壤里開出的花，朵朵開得新異，妖嬈百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