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有明一代最卓越的政治家之一來形容張居正，恐怕是不過分的。在治國方面，張居正的能力毋庸置疑，在他擔任首輔的期間，整個國家的走勢是明顯向上的。
正是因為自身有著在文官集團鶴立雞群的非凡實力，再加上從小就是皇帝老師的存在，張居正才能夠獲得萬歷皇帝如此強大的信任，說他是攝政王也不為過。
因為明朝時期規定，任何皇帝的家人比如叔伯、堂兄代為攝政，都是絕對不可以的。所有皇室的支系，包括除了皇太子之外的兒子，只要已成年就必須離開京城去到自己的封地，并且不得擅自離開，這么做就是為了防止家人外戚干預政治。
所以作為內閣首輔的張居正，可以說是唯一一個能夠以自身力量干預到皇帝決定的人物。
眠眠再來說說，內閣首輔到底是個怎樣的官職。
在明朝只有朱元璋的時期設置過丞相這個職位，但是前后三位丞相都被朱元璋殺了，自從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撤銷了丞相這個職位，這其實也是為了加強皇帝的集權。
但是這樣做也有很大的問題，因為皇帝手上權力雖然大了，但是國家大事小事都要靠他來拍板定奪，他老人家身體實在吃不消啊……
因此，作為皇帝的文書機構，同時也是和皇帝最近的文淵閣，就必須擔當起皇帝秘書兼職顧問的責任。雖然內閣大學士們名義上并不具有行政職能，但是卻掌握了實際的權力。因此明代的歷任內閣首席大學士，特別是自從嘉靖鞏固了首輔的權力之后，便成為了實際意義上的百官之首。
身居高位的張居正，自然手中有著極大的權力可以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他頒布新政、力圖改變文官集團的腐朽之氣，同時整頓經濟，強化邊防軍事力量，真正是做到了富國強兵，給這個國家打了一針強心劑，實現了“萬歷中興”。
一條鞭法”實施之后：嚴州府的差役費
但是他想做的事情太多，又想盡快實現這一切，因此很多時候步子邁得有點過大。
比如在稅收方面，他為了責令各地方政府把稅收按照規定如實繳納，不惜動用萬歷皇帝的名義，而之前已經各種腐敗慣了的地方官員，對這種突然而來的巨大壓力感到非常不滿，他們上行下效，總之就是不肯老老實實執行政令。
張居正自然容不得這樣的事情發生，為了解決政令無法到達地方的老大難問題，他選擇安排自己的親信官員擔任各地方官員，讓他們協助自己完成政令。
眠眠覺得，這么做的初衷是好的，在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天高皇帝遠的現象比比皆是，只有自己派系的官員才稍微可靠那么一點。但與此同時張居正也落了一個濫用私臣、任人唯親的口實。
而且，張居正的新政過于激進，導致那些地方官員為了補足納稅，只能從老百姓頭上開刀，因此最終的受害者還是底層人民。
這也觸怒了一些體恤民情，有著強烈道德感的年輕官員，他們將罪責指向了張居正，說他急功近利，不按照古代先賢的宗旨來施政。
但這只是旁枝末節的事情，更重要的在于，張居正的經濟體制改革動了既得利益集團的蛋糕，因此文官集團對他的怨氣非常之大，也對他凌駕于幼年皇帝之上發號施令的態度極為不滿。這種不滿，其實在張居正生前就已經顯露無疑了。
在萬歷12歲那年，就曾經多次接到過彈劾張居正的奏章，批評他濫用私權，提拔官員只是出于自己的好感而不是國家的利益。但是彼時的小皇帝顯然是全心全意相信張居正的，他因此嚴厲懲處了這幾個說張居正壞話的官員，以此表達自己對于首輔的信任。
而在1577年，又發生了一件類似的事情。
當時張居正的老父親去世了，按照規定，張居正應該立刻停職并回到原籍為父親守喪。確實張居正也是這么做的，他已經在著手準備離職回鄉了。但問題是此時的萬歷只有15歲，他一刻也離不開張首輔，因此小皇帝選擇了“奪情”，也就是對于重要地位的官員可以命令他繼續留守，不用回家盡孝。
雖然萬歷皇帝已經昭告天下了，但是文官集團依然不相信這是小皇帝的主意，他們堅持認為這一定是張居正的鬼主意，以此繼續牢牢掌握權力，于是他們有一次集體上書彈劾張首輔。結果也是顯而易見的，萬歷皇帝又一次庇護了自己的老師，狠狠責罰了這幫人，該停職的停職，該充軍的充軍。
可惜的是，這一切都是因為張居正當時還活著，還有自己的派系和手中的權力。等到他一死，事情就立刻起了變化。
各種清算都來了，而死人是沒法替自己辯護的，何況他確實做了一些不符合自己人設的事情。所以，這位曾經位極人臣的張首輔，最終身敗名裂也就在所難免了。
張居正的下場，接任他首輔位置的大學士申時行都看在眼里。
雖然申時行同樣是皇帝的老師，而且還是給他教課時間最久的一個，但他深知自己一來能力比不上前任，二來皇帝顯然不會再給予那么大的信任了。
因此，1587年時已經52歲的申時行，對于自己該如何接手這個重任，有著非常多的考慮。
張居正死后，明帝國最重要的舵手失去了，但作為萬歷從小的老師，申時行又知道這個孩子是很優秀的，理應能夠做出一番事業。
可是與此同時，他也深刻地認識到，文官集團的平衡，是關乎這個國家能否繼續走下去的核心問題。他甚至明白，一項政策能否順利實施，主要在于它能否令文官利益集團整體感到滿意，而并不在于政策本身是否合理。
正是抱著這種妥協、左右逢源的心態，申時行在各種利害關系上成為了騎墻派，以及和事佬，這顯然是吸取了張居正的教訓。
當了幾年首輔之后，申時行更是感覺到，萬歷皇帝，甚至是整個明朝的施政綱領中，就從來沒有什么開疆辟土的想法，也沒有多少深度改造社會的意愿，只要能夠在基本保障全民溫飽的低標準下，維持長治久安就行了。
因此，申時行堅定了用妥協和調和的態度，來換取國家暫時的安寧。這種圓滑的處世方式，在后來王世貞所作的《內閣首輔傳》中得以體現，他評價申時行雖然熟讀經史胸中有貨，但是從來不會接近危險的懸崖，更不會貿然樹起旗幟。
同時，申時行雖然讓萬歷年間一片粉飾太平，但并沒有解決任何實質性的問題，這個國家的內部已經腐朽不堪，搖搖欲墜了。
騎墻派的申時行也沒有落得太好的下場，文官集團不斷攻擊他首鼠兩端的做派，攻擊他是個賣友誤君的小人，最終申時行只能選擇自行辭職離任。
到這里我們已經大體上看出了萬歷十五年前后，這個國家和社會的主要矛盾，也便是皇權和文官集團的斗爭，以及文官集團內部的利益紛爭。同時我們還會看到，那種以文官集團極度推崇的道德觀念來取代真正的法治，導致在治國上的種種弊端。
而海瑞、戚繼光和李贄等文武官員思想家，其實在他們身上，恰恰反映了這些矛盾。
《萬歷十五年》第三章：張居正（摘抄）
1.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長期的消極怠工，萬歷皇帝在歷史上是一個空前絕后的例子。其動機是出于一種報復的意念，因為他的文官不容許他廢長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長子常洛為太子。這一愿望不能實現，遂使他心愛的女人鄭貴妃為之悒郁寡歡。另外一個原因，則是他在張居正事件以后，他明白了別人也和他一樣，一身而具有“陰”、“陽”的兩重性。有“陽”則有“陰”，既有道德倫理，就有私心貪欲。這種“陰”也決非人世間的力量所能加以消滅的。于是，他既不強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張，也不反對臣燎的意見，而是對這一切漠然置之。他的這種消極怠工自然沒有公然以圣旨的形式宣布，但在別人看來則已洞若觀火。
2.皇帝是一國之主，他應當盡心竭力以保持文官集團的平衡。做到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公正和不辭勞瘁以外，還需要超出尋常的精明能干。針對文官的雙重性格，需要給予物質上的報酬使他們樂于效勞，也要動員他們的精神力量，使他們根據倫理道德的觀念盡忠國事。這兩項目標的出發點已有分歧，而皇帝能用來達到目標的手段也極為有限，概言之，不出于人事的升降和禮儀的舉行。而萬歷皇帝的所作所為，正與此背道而馳。他有意地與文官不合作，不補官的做法等于革除了最高名位。他們鞠躬盡瘁，理應得到物質上的酬報，升官發財、光宗耀祖，此時都成泡影，使他們的畢生心力付之東流。再者，他又把倫理道德看作虛偽的裝飾，自然就不在這方面用功夫。很多把孔孟之道奉為天經地義的文官，至此也覺得他們的一片丹心已經成了毫無意義的愚忠。
3.萬歷的去世，失去了最后的緩沖因素。互相猜忌的小團體至此公開地互相責難。一連串的問題被提出來了：當初先皇對繼承人的問題猶豫不決，在中樞任要職的人何以不慷慨直言？王錫爵身為首輔，居然同意先皇提出的三王并封的主張，即皇長子常洛、皇三子常洵、皇五子常浩同時不分高下地并封為王，這是何居心？要不是大臣們缺乏骨氣而作遷就，先皇何至把“國本”問題拖延得如此之久，致使后果難于收拾？據說鄭貴妃還有謀害皇長子的陰謀，何以不作徹底的調查追究？這些問題，沒有法律上的程序可供參照以找到答案，但是在感情上則帶有強烈的煽動性。提出問題的人自己也未必有尋根究底的決心，而只是利用這些問題作為控訴的口實，把食指指向反對者的鼻子，借此在黨爭中取得主動。
4.分析上述問題，還有一個因素不能排除，就是在萬歷登極以后，雖然坐在他祖先坐過的寶座之上，但他的職責和權限已經和他的前代有所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維為絕對的道德標準，而他卻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長大的。他的責任范圍乃是這群文臣們所安排的。他的感情更需作絕對的抑制。這前后不同之處盡管在形式上含蓄，實質上卻毫不含糊。原因是開國之君主創建了本朝，同時也設立了作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今天的文官卻早已成熟，他們所需要的只是一個個性平淡的君主作為天命的代表，其任務就是在他們的爭端無法解決時作出強制性的仲裁。他們要求這位守成之主與日常的生活隔絕，在仲裁爭端中不挾帶個人的嗜好和偏愛以引起更多的糾紛。坦率地說，就是皇帝最好毫無主見，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這種關系，已經由萬歷的曾叔祖弘治作出了榜樣。弘治皇帝愈是謙抑溫和，聽憑文臣們的擺布，文臣們就愈是稱頌他為有道明君。
5.這種局面不打破，文官的雙重性格發展得越來越明顯，這也是精神與物質的分離。一方面，這些熟讀經史的人以仁義道德相標榜，以發揮治國平天下的抱負為國家服務，以自我犧牲自詡；一方面，體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給這些人以那么強烈的引誘。陰與陽的距離越來越遠，找出一個大家都同意的折衷辦法也越來越困難。以張居正的精明干練，他沒有能解決這個問題。他的十年首輔生涯，僅僅剛把問題看清楚。他的一套改革辦法使文官們感受到極大的壓力而不能成功，而且招致了死后的被清算。申時行不得不把目標降低。他所說的“使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就表現了他調和這陰陽兩極的方針。他無意于鼓勵不法，但也不能對操守過于認真。1587年京察之放寬尺度就是這種宗旨的具體說明。在他看來，嫂子已經掉進水里，決不能再像平常一樣保持遠距離的尊敬，而需要“援之以手”了。就算是降低了標準，申時行也沒有能達到目的。有一些自命為體現正氣的年少新進，堅持“四書”中所教導的倫理觀念，對1587年京察的做法表示了極大的不滿。其中有一個顧憲成，所提出的抨擊尤為尖銳。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決心要檢舉缺乏能力和操守的官員，而不惜重新撕破申時行所苦心縫補的破綻。申時行的對付辦法就是把他調往外省。
6.把傳統上規定的天子職責置之不顧，時日一久，萬歷懶惰之名大著。有的歷史學家認為他的惰性來自先天，也有歷史學家則懷疑他已經染上了抽鴉片的嗜好。這些歷史學家所忽略的是下面這樣的瑣事：萬歷既已免去了自己參加典禮的麻煩，卻在用一些更為無聊的方法在消磨時光。每當天氣晴和，他一高興，就和宦官們擲銀為戲。他自己做莊家，宦官把銀葉投向地上畫出的方形或圓形之中，得中者取得加倍或三倍的償還，不中者即被沒收。這種細碎的事情表現了一個喜歡活動的人物具備著充沛的精力，但又無法用之于作出積極的創造。皇帝的這種苦悶乃是歷史的悲劇。
7.只有少數最接近皇帝的人，包括首輔申時行，才了解到不同的環境可以為萬歷的性格和行為帶來多大的差別。他從小早熟，在皇太后和張居正的教育之下，他的生活已經有了一定的目的。當初他對于臣僚的腐化感到憂慮，自己草擬手詔，禁止官員之間互相饋贈禮物。他對于各種典禮也頗為注重，早朝的官員缺席過多，他會提出質問；掌禮官的動作有欠嫻雅，他會表示不快。其后他的懶名一著，臣僚們就誰也記不起他當初的勵精圖治：命令大學士把各朝實錄抄送給他閱覽，經常和內閣學士討論歷史上治亂興亡之跡，甚至在炎熱的夏天親臨觀看官兵的射箭比賽而使陪同他的宦官有好幾個人因為溽暑而暈倒。但目前既已如此，過去的一切就統統不在話下了。他身上的巨大變化發生在什么時候，沒有人可以做出確切的答復。但是追溯皇位繼承問題的發生，以及一連串使皇帝感到大為不快的問題的出現，那么1587年丁亥，亦即萬歷十五年，可以作為一條界線。現在要回到本書一開頭所說的，這一年表面上并無重大的動蕩，但是對本朝的歷史卻有它特別重要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