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公元前427年－347年）是古希臘的大哲學家，蘇格拉底（公元前469年－399）的學生，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322年）的老師，此三人被稱為“古希臘三賢”。《理想國》一書是柏拉圖的一篇重要對話錄，對話錄里柏拉圖以蘇格拉底之口通過與其他人對話的方式設計了一個真、善、美相統一的政體，即可以達到公正的理想國，并認為這樣一個政體，只有真正的哲學家才能勝任統治者之職。《理想國》涉及柏拉圖思想體系的各個方面，包括哲學、倫理、教育、文藝、政治等內容，是一本震鑠古今的煌煌巨著，但是是初讀時，乍看下去，理想國所構筑的政體頗有“極權主義國家”的形式，在理想國里合格的城市衛者沒有私人財產，妻子小孩共有，其中對于政體的觀念也存在非常多可供人指謫的荒謬之處，如果把《理想國》當成討論國家政體的書籍去看，收獲的必然是失望，要知《理想國》非“理想國”也。
理想國的中文翻譯由西語的“Republic”翻譯而來，而西語“Republic”的翻譯則由希臘語"politeia"翻譯而來，希臘語"politeia"為共同體的公共及政治生活之意，在拉丁語中此為"res publica",最后西語的"Republic"則由其拉丁化的詞語而來，于是有了“Republic”的書名，但是此書并非致力于設計一個理想國家的條款與制度，而在于討論"Morality（德）"，即生而為人，我們怎樣使自己活得完滿，接近“善”的本質。
在古希臘時期，雅典的民主政體下，每個成年男性公民都有參與政治決策的權利與義務，政治生活與個人生活密不可分，當時的公民更具有“集體觀念”，遠非當今意義上的“個人觀念”，因為在那時，即便是宗教，也是關系著國家有無天神庇佑的大事，讓神的青睞與城邦同在，還是每個公民應當努力的責任，所以好的公民生活必然是有政治擔當的生活，至少個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由城邦的繁榮安定而給予的，柏拉圖生活于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經歷了公民道德淪喪，國家分崩離析的一段歷史，對于國家政局的動亂，人心的渙散深惡痛絕，而《理想國》則致力于找到一種對于人民而言，是謂之“善”的生活，并試圖論述在此“善”的生活下，人才能是幸福而圓滿的，才能載得動國家的穩定與富庶。
但是要定義何為“善”的生活，則需要更好的理解個人，在什么樣的狀態下對人而言才是“善”的狀態，要分析這樣一種狀態，必要要深入人的心理層面，去一探心靈的“好”與“壞”如何，借由心理學的研究成果，這樣的深入分析要方便很多，但是在古希臘時代，心理學一片空白，于是蘇格拉底認為或許先構建一個正義的國家，更有助于理解個人的“正義”以及更好的理解“善”，因此在《理想國》中對于政體的設計在我們看來多半是膚淺與片面的，但是要知道這些政體的構建真正目的在于讓我們更好的理解個人，而非完善的國家形式，若鉆牛角于“理想國”豈非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理想國》中有幾個不證自明的前提，其一為每個人都有其先天的稟賦與德性，如果國家的每一公民一生都專司于與其德性稟賦相適的工作，為整個城邦的福祉而共同合作，而不是試圖僭越改變他的工作，那么國家也必然處于穩定與秩序井然的狀態，此為國家的正義，或日“善”。由這一前提運用自個人則是，心靈中的各個部分專司其職，共同合作為個人的穩定、和諧發揮其應有的效用，于是有了正義的人，或日有德性的人，心靈定當在理智的統帥下，理智監視著欲望，而激情產生行動的力量，三者秩序井然而互不干涉，此為個人的正義，或日“善”。個人要達到這種狀態，則需要教育的滋養與熏陶，而好的教育必然是有助于完滿我們的天性，讓我們成為我們自己而非別人，以此獲得心靈的和諧。而“惡”之花，則開自心靈的混沌錯亂之中，踐行德行，愛好智慧，助于使得理智保持統帥之力，令“惡”之花敗于無形之中。
《理想國》看似談“國”，實為談“德”，若以國家層面的例子去對應個人的方方面面，其經典魅力，更具深挖價值，原來例子可以如此借用，令人茅舍頓開，對于未知理論的探討，我們是不是更需要譬喻去幫助理解的過程，哲學家對于世界人生的思考，多從已知的事物中去觀察、去思考，舉一反三，這值得我們學習，從這個角度世界真乃一本無字天書，你能得到什么，你能領悟什么，全看你觀察的細致，理解的深度，而這些浩瀚的經典巨著，則是用語言去呈現這觀察與思考的過程與結果，其思考的完密程度決定了其結果的準確程度，也決定了其內核的豐富程度，更決定了其得以經歷歲月蕩滌考驗的力量程度，不管是以虛構還是非虛構的形式呈現而出，敲碎其外殼，探一探內核究竟為何物，不實為讀書一樁樂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