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今天來看沈從文給中國現當代文學甚至是中國社會帶來的影響，絕不僅僅是單純囿于從沈的作品分割來看，沈從文的創作實踐通常被人們與“湘西風貌”、“文化概念”聯系起來，如果我們在《長河》中讀出的“淳樸”、在《邊城》中讀出的“善良”之外沒有其區別于現實生活中“人性”敘事的發現，那么沈從文的作品就不會上升到對自然“人性”的思考，而事實上這種對自然“人性”的呼喚是與二十世紀劇烈變化的中國社會環境密切相關的，可以說這種社會的“變”造就了沈從文對人性的抱樸，而沈從文的這種思考對八十余年的沈從文研究來說無疑是一個寶藏。
? ? ? ? ?晚清以來，中國的“現代性”從根本上來說是社會對西方所謂的“新”與“現代”的一種模仿和追隨；五四以降，以啟蒙為口號的新文化運動無非也只是一種證明：中國的現代性追求一直伴隨著堅定而持久的所謂“進步理性主義”，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告訴人們優勝劣汰的自然法則，“西方”與“中國”便成為一種衡量社會、思想、傳統進步與否的固定概念，中國的“現代性”遂被簡單的置于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中。
? ? ? ? ?從社會學的角度說，五四以來的一切啟蒙、一切口號、一切理論將中國的“現代性”帶領到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一切社會文化的發展模式以“現代”為準則，與此同時將西方現代文明神圣化。于是，所謂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覺醒”無非是將“人”放置在已經造設好的理論下，“人的覺醒”成為一種預設：這不是“人”的覺醒，而是“人”的制造，而這種做法也無非為了工具理性下的目的而服務，即：在這樣一個社會動蕩、民族危亡的時刻將整個中國拖入西方模式下的“正確”快車道，達到民族自救的目的。
? ? ? ? ?五四運動如火如荼展開的時候正是沈從文的青少年，說一名青少年沒有受到當時社會主流理論的影響是不可能的。然而沈從文真正與五四所謂“啟蒙”造人的分野則是在《蕭蕭》這部作品中才明顯的體現出來。如果從五四的范疇來看，蕭蕭所代表的是典型的中國舊思想、老傳統的人物，文中蕭蕭命運的悲劇意在引發一種對舊社會、舊人性的批判，而沈從文對蕭蕭命運變化的把握讓這種五四的“人性啟蒙”模式竹籃打水一場空。《蕭蕭》的故事展現在人面前的是一個看似受舊傳統、舊人性支配命運的女孩在現實生活中獲得新的人生力量，這種力量無疑給五四以來二元對立的“現代性”思潮一次有力的沖擊。
? ? ? ? 進一步深入的來談沈從文作品中體現的與“人的啟蒙”的分野，實際上是沈所希望呼喚的“自然人性”的回歸，或者說是在新的社會中的建立。劉志榮認為沈從文的文學是一種“生命的文學”。沈從文所表達的“人性”不是抽象意義上的普世人性，不是拔高到一種“人性覺醒”的層面，而是基于生命的自然“人性”，它依托于生命，流動變化而富有力量；它因為自然的廣闊而擁有巨大張力，因為這種力量和張力，任何理論、口號都不能束縛它，任何政治、商業的目的都不能駕馭它；因而任何文學也就更不可能限制它。正因為如此，“蕭蕭”的命運不是被習俗左右的，傳統社會的自然人性有著自我發展的力量。
? ? ? ? ?沈從文的自然“人性”與五四運動下所提倡的啟蒙、覺醒的人性有著本質源起的不同，而五四倡導的“人性”必然是為“新文化”、“新文學”所服務的，因而有著承擔中國社會“現代性”這一屬性。沈從文自然“人性”與“社會現代性”的分野成為沈從文“人性”對“社會現代性”反抗的基礎。
? ? ? ? 而提及沈從文的自然“人性”對生活的發現，首先應當注意沈從文塑造人物的視角。沈從文曾經說：“我就是個不想明白道理卻永遠為現象所傾心的人我看一切，卻并不把社會價值攙加進去，估定我的愛憎。我不愿向價錢上的多少來為百物作一個好壞批評，卻愿意考察它在我官覺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所以沈從文的作品始終都在用自然客觀的眼光來看待生活，以一種作者和小說人物平等的地位來展現筆下的人物和發生的事情。
? ? ? ? ?這與我們對生活發現和感受生活的方式是不同的：每個人對生活的關注往往投射自己的喜好與價值，近代以來的理論教育更是賦予每個個體“價值判斷標準”，極端至個體只看見自身愿意看到的理論、喜好甚至價值預設。而沈從文的客觀不是與“主觀”對立的“客觀”，也不是盡可能不帶感情色彩的看待事物，而是兩種自然人性下的闡釋：用“純白之心”來面對生命中的種種機械事務；盡力不使用已有價值觀的評判標準，用一種自然的“人性”去理解生活中的人事和現象。
? ? ? ? 在這兩點上，沈從文的自然人性和莊子有著相似之處，張新穎提到，《邊城》實際上寫的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這是將人放到了天地的角度而消弱了人作為主體性的存在的因素來看“天地”對人事的影響，那么如果從人自身的角度來看，作者則希望自己在面對現實生活亦或是面對筆下人物時處在“無己”的狀態，如果說莊子哲學的關鍵詞在“游”，即反對用仁義道德的精神枷鎖來束縛人的天性，那么沈從文在面對民族危亡的時刻，他的內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深深的憂心國家的危機和民族命運，而另一方面，他卻無法接受他生活中的人們受到廣泛規劃的限制而抹平個人人性的存在，更無法讓自己成為一個魯迅筆下的“偽士”，充當所謂“現代性”的旗手或號子；所以他盡力用自然的人性來解釋功利技巧之事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功利技巧必忘夫人之心。”（《莊子·天地》），也正是因為它所可能帶來的不良后果，沈從文不去理會所謂新倫理的價值判斷，更不會相信這一新倫理、新價值將會以何種工具理性的方式把中國社會帶入一個怎樣美好的世界。
? ? ? ? 在這樣一種狀態下，沈從文的所見所聞所思就投擲到他所描寫的對象本身而不是為了批判了，所以沈從文筆下的景物似乎總是寫得淺顯而沒有深層的挖掘，這和中國文學傳統中表面上寄情于景的文學手法不同，然而正是這種非深層的描寫才更加凸顯出他非“占有”式的感受，從而愈發靠近“使物自喜”的境界。那么從寫人的角度來說，沈從文筆下的人就不是作為愚昧落后的代表而背負“現代性”的批判，而是呈現出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
? ? ? ? 如果說沈從文筆下的湘西是他所深愛并竭力希望留住的那份景致，那么這份景致里最為重要的一定是包括自然人性在內的湘西生活，然而沈從文清晰的感受到這種自然性的東西在急劇變化的中國社會正快速的被侵蝕，既然無法回到過去，那么沈從文只有用空間代替時間，用偏僻之地去代替被侵蝕之前的中國社會，就像中國古代“禮失求諸野”的說法，因此，無論是《邊城》還是《長河》，他所選取的題材除了作為一種可能的珍藏和記錄之外，更重要的在于對比同一地區所謂“新生活”到來前后的比較，就像沈從文在《<邊城>題記》中所說：“我并不既此而止，還預備給他們一種對照的機會，將在另外一個作品里，來提到二十年來的內戰，使一些首當其沖的農民，性格靈魂被大力所壓，失去了原來的樸質，勤儉，和平，正直的型范后，成了一個什么樣子的東西。”
? ? ? ? ?沈從文并沒有給自然人性支配下的生活一個完美的寫照，人事和天命之間的矛盾沒有人能逃得過，就像《邊城》的各類感想批評中時常提到的，翠翠、爺爺、天保、儺送……湘西故事里的所有人都是善良的，而最終卻是一個悲哀的結局。既然作者所要贊頌的生活也沒有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那么這樣的對比是否還有價值？答案是肯定的，正是因為這個世界有它的悲哀，有著離美的反面更進一步可能，才能讓生命體現張力，使生命對美和溫暖充滿愛意。
? ? ? ? ?而當中國社會三十年代所風靡的“現代性”到了湘西之后，“現代”這個詞語便開始不斷拷問著知識分子和這里的百姓。如果“現代性”從空泛的理論觀念進入現實中摩擦來檢驗其經驗的有效性，那么在這樣一種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論中，當入侵的理論占領高地，現實必然是永久受害的一方。魯迅在《破惡聲論》中提出了“偽士當去，迷信可存”的觀點，偽士之所以“偽”乃是依賴外界權威而非自己或民族內心來檢驗理論的正確性，用空洞的理論和觀念來支撐自己在未“祛魅”的社會中橫行。且不論這種理論是否真能達到“祛魅”的程度，但如果“祛魅”在一定程度上實現，沈從文的擔憂便開始變得真實起來。
? ? ? ? ?前面提到，沈從文所提倡的自然“人性”是對所謂“社會現代性”的一種反抗，而自然的人性與生活是密不可分的，“人性”因為生活的完整性而獲得提煉，同時生活又因為自然的“人性”而被進一步塑造和改進。在未經“現代性”侵蝕的中國社會，生活的完整性是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建立起來的，其中的風俗、儀式無不是這種傳統生活完整性的保留，而五四以來現代性“祛魅”的根本做法則是將舊傳統一并當作糟粕鏟除，這必然導致了中國社會百姓生活的完整性遭到破壞，人民的感情缺少信仰和精神的寄托便會失去正常秩序，生命因為能量的流失而顯得枯燥和乏味，社會的種種問題即刻突顯。沈從文深刻的意識到“祛魅”非理性，但他不是救世主，卻在用自身獨特的方式吶喊。“狂人”從滿紙的“仁義道德”中看出“吃人”，沈從文感受到“現代性”對時代的所謂“熏習”，不過是冠冕堂皇的辭藻，因而他筆下的人物或尚沉浸在自然的善中，或受到了“祛魅”的影響，卻無時不刻展現出作者內心深處對自然人性見素抱樸的期待以及對所謂現代“祛魅”反人性的抗爭。
? ? ? ?學界對沈從文的“有情敘事”已不再陌生，沈從文曾說：“在一切有生陸續失去意義，本身因死亡毫無疑義時”，唯有文字所投射的圖像“是生命之光，如燭如金。”
? ? ? ? ?沈的抒情不乏反諷意義,但是這種反諷不是在刻意中將有情文字與無情現實形成對比，比起五四以來主流寫作，沈從文的小說看上去又是如此清淡，但正是這種表層性卻體現出他的深入性：文學就是文學，無需用深文周納的方式強行灌輸一套思想理論，文學除了文字外別無其他。這與沈從文對中國文學傳統（特別是詩學）的理解有著莫大的聯系，前面說到，沈從文體會到人事和天命之間的矛盾，正因為如此，沈從文有意強調文學的展現必須為世界呈現自身演化的部分，而非用預設的理論邏輯來制造產物。
? ? ? ? ? 40年代的中國社會面臨的危機讓沈從文進一步開始深思他的文學，戰亂所帶來的文明潰散和生命能量的消耗讓他理解到“現代”的野性和歷史的無情，平白的文字終于無法表達他內心的感慨，于是一種“抽象的抒情”來面對現實帶來的內心打擊：只有用抒情的形式來充當慰藉心靈的方法和升華現實的途徑：“我正在發瘋，為抽象而發瘋，我看到一些符號，一片形，一把線，一種無聲的音樂，無文字的詩歌，我看到生命一種最完整的形式，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實前反而消滅。”如果從沈從文自身的角度來說，沈從文發現自己的人生竟無一人能夠理解他，事實上，在社會和歷史的大變局中，周圍的人都能順勢應變，或者得過且過，但沈從文本人卻不肯如此。
? ? ? ? 一九四九年一月，沈從文在外界強大的壓力刺激的結果和自身精神發展的狀況下演變成“精神失常”，同年初春，他便因在極大的政治壓力下企圖自殺，這是沈從文思想感情特質和時代風習之間的緊張關系造成的，因為他明白的遇見他所執著的抒情詩也決不能見容于這個充滿史詩號召的時代。新中國成立之后，沈自覺難以為繼，便放棄文學創作，成為古代文物研究員。
? ? ? ? 但沈從文又何嘗放棄其對抽象抒情的信念，他私自寫下《抽象的抒情》：“抽象”在于對世界的有情記錄，“抒情”則蘊含了對自然的親近和對生命的敬意。這種抗爭方式確實為沈從文的一生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沈從文曾說“事功為可學，有情則難知”，不論何種形式的文學，成熟的抒寫不僅僅依靠積學或是理論的構建而來，而需要創作者生命中所擁有的特別之物，這種“有情”會超越一切“事功”上的理解與認知，而沈從文用自己的生命來表達自然“人性”對社會現代性的反抗，概而言之，既是對“偽現代”的一種諷刺，同時又是沈從文在“創作”之后作為一名思考者所體現的對社會的人文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