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先生的《南渡北歸》史詩化地紀錄了老一輩學者們在上世紀前、中期的百態人生，其中有這么一段故事：

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趙忠堯突然來到梁家（本文作者注：梁啟超之子梁思成的家），神色緊張地對梁說自己剛從外地潛回北平，有約50毫克放射性鐳還在清華實驗室的保險柜中……如今北平淪陷，日軍已進入清華園，如果這個東西落到日本人之手，后果不堪設想。

……

梁思成聽罷，立即答應冒險一試……冒著被日本軍隊和隨日本人來到中國的高麗浪人打劫的危險，一路狂奔駛入清華園……在特殊偽裝的角落將盛裝鐳的鉛筒啟出。二人借著朦朧的夜色，驅車駛出已變得陰森恐怖的清華園，躲過日軍的盤查，伴著咚咚的心跳，返回城中。

……

當初在北平夜幕中與梁思成分手的趙忠堯，把盛裝鐳的鉛筒放在一個咸菜壇子里，夾雜在逃難的人群中向長沙進發……晝伏夜行，一路風餐露宿，幾乎丟掉了所有的行李，只有手中的咸菜壇子與他形影不離，雙手磨出了道道血痕。當破衣爛履、蓬頭垢面的趙忠堯，在離北平一個多月后，拄著一根木棍，手提咸菜壇子，晃晃悠悠地來到臨時大學辦事處報到時，工作人員認為是一個乞丐未加理睬。待這個“乞丐”將壇子慢慢放下，聲稱要找梅校長單獨說話時，梅貽琦正從內室出來送客。趙忠堯一聲低沉沙啞的“梅校長”，梅貽琦先是一驚，繼而淚水涌出了眼眶……

趙忠堯先生的例子在當時并不罕見，反觀當代對“教育興學”的提倡力度不可謂不大，教育的硬件設備不可謂不齊，但是對于一個讀書人而言最重要的氣節和精神卻實在不可與老一輩人同日而語。

程子說：“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讀書重在改變氣質，那什么是氣質？概括地說讀書人的氣質就是讀書人對學問的尊重！

如何才是學者對學問的尊重？儒家有“程門立雪”，佛家有“斷臂求法”，說穿了就是對學問的渴求，對真理的實踐。

時代在變化，原則不變的前提下具體標準會隨順眾生。例如當代如果有學者為了請教老師而“程門立雪”，估計大家會說他傻。如果有學者“斷臂求法”，估計還會造成刑事問題。當代學者的精神、氣質又是如何呢？

民國時期的大學者也拿薪水，也求個人發展，也會在不同的學術機構之間“跳槽”，但是那些被人稱頌的大學者無論怎么“隨俗”都不會放棄客觀的學術精神，都不會把名利放置在學術、學問之上。

當代的讀書人，你可以為了名利，但是你不能“只”為了名利，你可以考慮利潤，但是不能把商業利潤凌駕于客觀事實之上。這就是當代讀書人應有的氣質、底線。

為什么當代學術界難出大師，專家會演變成“磚家”？因為一些學者已經喪失了對客觀事實應有的尊敬，造成社會大眾對學者的不信任感。一個合格的學者，他最重視的必然是心中的那份對學術的渴求和信念。

有人會問，為什么自古中國學者動不動就講“心”，講“良知”，而忽視不可抗拒的社會事實。中國學者不是不重現實，而是正因為重現實所以才會重“心性”。

以中國佛教為例，中國佛教源自印度佛教，但是與中國重現實、重此生的固有文化相碰撞后也形成了不同于印度佛教的道統。

魏晉時期中國佛教比附當時的玄學，也重視宇宙論的研究，之后從宇宙論演化為宇宙本源論的，再從宇宙本源論演化為心本源論，隋唐時期人生論、心性論已成中國佛教的重要方向，中唐以后心性論的發展越來越精細，之后中國佛教一直是作為一種人生哲學而存在。

漢傳佛法從浩瀚的宇宙到精微的心性，從宇宙哲學到人生哲學，這正是體現了中國學者重實際的精神。因為學者們在長期的研究中發現，我們把握不了宇宙，我們把握不了社會，乃至我們也把握不了自己一生的境遇，我們能把我的只有自己的心性。

唯心所現唯識所變，從端正自己的心性良知，到改變自己的人格氣質，再以理智的愛（慈悲）去看待周遭的種種，普度眾生。

張載說過：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因此又有一些讀書人“意氣風發”，想以一己之力改變世界。

雖然孔子說過“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也”，但是筆者認為當代我們這一輩人能重塑老一輩學者的精神，重現中國文化的本來面目，將前人的學問原封不動地傳承給下一代，已經是非常難得了。與其自己好高騖遠地開宗創派，不如傳好這一棒，期待下一輩人能夠推陳出新。

重塑學者應有的精神，擺正讀書人的社會角色，這才是當代讀書人愛國興學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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