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28日凌晨，一場7.8級大地震，一個年輕的母親在地震的廢墟上，在面對兩個孩子只能救一個的絕境下，無奈選擇了犧牲姐姐小燈而救弟弟小達。
這個決定改變了整個家庭的命運，讓幸存者陷入一個震后32年的情感困境。
天災來臨的時候，人是彼此相容的，因為天災平等地擊倒了每一個人。
人們倒下去的方式，都是大同小異的。可是天災過去之后，每一個人站起來的方式。卻是千姿百態的。
房屋倒下了坍塌成人們不認識的樣子，到處都是破碎的東西，連同原本保護著人的屋子，每個人的家。
地震來的時候就是這么的猝不及防，沒有人知道它要來。它來的轟轟烈烈，摧毀了人們的家園，打破了人的肉體，直擊人的心靈。
要么，人在地震中死了，要么人活著，心死了大半。這多么的痛。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來過，也走了。
地震之后不斷而來的余震侵襲著活下來的每一個人。王小燈只是其中一個，她是加拿大華裔女作家張翎《余震》中的主人公。
王小燈多次想要試圖推開那扇生了銹的窗，王小燈不明白為什么那扇窗怎么也打不開。
那扇心靈的窗戶被雨水打濕了，時間久了生了銹，王小燈在這扇銹了的窗戶面前不知所措。
32年過去了，生了銹的地方也不再堅硬如初，王小燈回到了唐山，最后應該是生的那些銹打開了那扇窗，可是這時間過去了太久太久。
活著的人，死了一半的心剩下的更少了，也慶幸終于肯去看窗的對面的一般心靈。或許通了風，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快一些。王小燈終于還是站了起來，站的筆直如初。她從倒下的心靈深處走出來了，作為觀眾我看的滿心歡喜。
至于那些人生的磨難，地震中走出來的每一個人都已經不那么覺得可怕了。都死過一回的人，你永遠都沒辦法真的明白那種感受。
《余震》這本小說采用了倒敘插敘的手法，在各個時間地點的故事展現在人的眼前。
感性與細膩永遠是女作家的強項，張翎喜歡唯美的表達，多年中西文學的修養與熏陶令她特別關注小說的敘述語言，她的語言里有她自己的故事和經歷，在創作過程中把自己放在“零度介入”的敘事者的位置上，讓自己與筆下的人物和世界保持一種審美距離，將千變萬化的情緒心平氣和地表達出來，不控訴也不批判，沒有垂胸頓足，也沒有戚戚怨艾。
于是《余震》里最濃墨重筆的就是王小燈這個人物，所有的故事情節都是圍繞著小燈及她的心理變化主線就是王小燈在地震后的慘痛人生。所以王小燈的人生是張翎對現實中震后的反饋，這與她曾經接觸過大量的戰后老兵有關。
她曾在訪談節目里說起過她的一個病人，歡喜的背后是死亡，是生命的即將終結和展示出來的樂觀。
在小說里，王小燈不肯放過那種痛，是她自己不肯，把釋懷交給時間，這太漫長了。王小燈一直都在余震中，她心靈的創傷在之后的那么多年都一直遲遲不肯離去，有人問心靈的創傷是不是也能像地貌一樣被修復。那些倒塌的舊房子不久之后就能立起一幢幢高樓。
我去都江堰時，經過一個山村，去的時候是冬季，村里人在那里下面烤火，上面放著大塊的豬肉，大概是在熏豬肉，村民們坐在那里自在的聊天，當地的人說這邊在汶川地震中受到了影響，后都新建了高樓。
后又補充了一句：“若不是地震，他們一輩子都住不上這樣的高樓。”
我當時是聽的很懵，還說死了一個人賠到多少錢。用命換來的安居，真的是旁人看起來那樣的竟然變成了機遇嗎？
人們很快就能改變地震留下的痕跡，甚至在原來的基礎上做更大的改善，旁人只看的到那些在死亡邊緣活過來的人的現狀，卻不能感受這種突發事件在在一個人的一生中存在形式。
像王小燈這樣，在痛與不痛的掙扎里早已忘了什么是痛，這創痛碎片式的閃回到記憶的大腦中，反反復復，滿身的缺失，哪里還能感受到安全感。
她把自己關起來太久了，丈夫出軌是意料中的事，一個精神上的病人誰遇見了都會累。她就是這樣的可憐，被一次一次的拋棄著，要么心靈要么肉體。
她的經歷注定是痛的，她母親的抉擇在她這里成了母親的形象代表，以至于在她女兒這里她又是不合格的。
蘇西只當母親是個病人，所以不責怪她的不合格。
她對女兒很嚴格，她從來不關心女兒的心事，
幸而女兒蘇西是健全的，她很懂事，很聰明。
蘇西有一回做作業是制作祖譜，她對女兒說自己這邊祖譜，而女兒說祖譜樹上多半是死人。
那天晚上小燈坐在燈前給唐山市民政局寫了一封信，詢問她母親李元妮的下落，那個晚上她一覺到天亮，這是她二十多年來睡的最深最長的夜晚。
她心靈的創傷需要慢慢愈合，也需要時間，王小燈只計較著母親的選擇，以及平日里在她與小達之間也總是偏向小達。
? ?最好的結局就是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發展，小說結尾處寫到了接受專業心理輔導之后的小燈，開始有了“推開心靈之窗”的可能性。
? ?我想這已經是最好的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