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學時期，現代性的因素已有所體現，卻依舊深受舊倫理的束縛，具有一種過渡時期的特點。王德威說“沒有晚清，何來五四”，這種說法只是強調著時間的推移。后人提出“沒有五四，何需晚清”，并非是不需要晚清，哪怕不需要也是存在的，而五四文學的創新意義是不容忽視的。1917年，五四文學革命依托新文化運動，提倡“科學”與“民主”，解放人的個性，向封建性的文化發起了挑戰，正式拉開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序章，被稱為啟蒙的現代性，促進了人的覺醒和社會的現代化。中國古代的文言文開始淡出生活，在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中國人民深受觸動，制定了革命現代性的原則，革命現代性推動了左翼文學（無產階級文學）的興起，將文學的政治標準作為第一位，藝術標準作為第二位，雖然藝術感染力不強，但有一定的意義存在。一些優秀的左翼作家，如蕭紅、葉紫、沙丁、茅盾等，把階級的意識與個人經驗相結合，使得作品貫徹了革命現代性的精神,也融合了五四啟蒙現代性的傳統。

通俗文學與知識精英文學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下，被稱為“一體兩翼”，兩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誠然，港澳臺文學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同民族的創作沒有地位高下之別。中國現代文學的下限為第一次“文代會”的召開，標志著新的發展時期到來，即“當代文學”。“當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的關系已有大致的共識，把二者合并起來，視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兩個不同發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