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疆又予? 校對/吳嘉杭
咸豐三年六月（1853年6月）已經入夏的長沙城像燒透的蜂窩煤一樣燥熱難忍，人們都衣衫不整的偷著納涼，但審案局會議室里的曾國藩和幾個幕僚卻衣褲筆挺、滿臉肅穆的分析著四個月來的工作報告。
會議接近尾聲，曾國藩嚴肅的臉上露出一絲微笑。自道光二十年（1840年）為官至今十三年，自己終于實實在在做了些利國利民的事，開啟了“立功、立德、立言”理想的第一步，他情不自禁的感到欣慰。
不過這欣慰的笑容在他臉上轉瞬即逝。雖然湖南的治安有所好轉，但天下的局勢卻直轉而下。幾個月前，太平軍攻下南京，并定都于此，同時派兵北伐，現已度過黃河，眼看要攻入直隸境內。
正所謂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如果朝廷都沒有了，湖南一省的情況再好也無濟于事。于是會議上，曾國藩決定，現今湖南治安已好轉，審案局的案子也大幅減少，下一階段的任務是將湘軍練成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軍隊來對付太平軍。
清朝正規武裝力量主要由互不統屬的兩大系統組成，一個是世襲八旗兵，一個是世襲綠營兵。
八旗主要由滿人和蒙古人組成，部署于皇帝居所、滿人的老家東三省和一些滿人居住較多的滿城，他們是皇帝和滿人的私人軍隊。在清朝建立時期，這些軍隊英勇善戰，但是到康熙年間，這些軍隊已經貪圖享樂、腐化墮落，戰斗力大幅下降。在征三藩等戰役中，這些軍隊的戰斗力已經大大低于綠營兵。
綠營兵是順治時期收編的明軍和其他漢軍。在康熙中期到乾隆中期成為國家最有戰斗力的軍事組織，從三藩到大小金川，綠營兵屢建奇功。鑒于此，滿清大部分地區的防御工作由綠營承擔，但自乾隆中期以后，國家太平，綠營兵也逐漸步了八旗兵的后塵。
早已知道國家弊病的曾國藩深知常備軍的腐化墮落，所以咸豐元年（1851年）就上奏折說，綠營兵吃喝嫖賭抽五毒俱全，兵匪一家在地方敲詐勒索，謊報軍隊人數吃空餉（咸豐年間在籍綠營兵60萬人為八旗兵3-4倍，但實際少很多）。
當然奏折特別強調綠營兵戰斗力差，由于平時疏于訓練，這些兵遇到戰斗從不正面打擊，而是尾隨其后虛張聲勢，或者打劫百姓以冒充軍功，再或雇傭無賴之徒冒充。由于種種弊端，應該予以裁撤綠營，但因為當時曾國藩得罪了皇上和北京官場，所以這份奏折也石沉大海。
由于正規軍百弊叢生，所以曾國藩于咸豐三年初（1853年）另建新軍，招募樸實的鄉村農民為士兵，軍官則多是有共同理想的漢人讀書人，少部分為曾打過仗的滿族、漢族或蒙古族的軍官。由于這支軍隊從士官到士兵，還有后勤人員80%為湖南人，所以這支部隊被叫做湘軍。
由于湘軍的主要構成人員是沒有文化和理想的農民，他們的主要目的是當兵吃餉，同時鑒于清朝正規軍隊風氣糜爛的負面影響。曾國藩便首創了軍隊當中的政治教育，他在每周都會對湘軍進行訓話，以保持其軍隊有高昂的精神力量。
在近半年的訓話后，曾國藩通過湘軍整頓治安中，看到了明顯的效果，于是想推己及人，也給湖南駐防的綠營訓話一下。其實，曾國藩非常痛恨綠營，但由于兩個不得不的原因，他想嘗試改造綠營。
第一，湘軍不是國家正規機構，是為對付太平軍臨時建立的組織，所以軍餉、武器等后勤問題需要曾國藩自己解決。由于這一原因，湘軍人數很少戰斗力有限，所以改造綠營可以直接擴大戰斗力，而且綠營屬于國家機構，在最好的情況下或許可以彌補湘軍后勤的不足。
第二，這些綠營打仗不行，但是欺負老百姓很有一套，他們欺行霸市、強買強賣，拿老百姓東西不給錢還打人。因為這些問題，湘軍在整頓治安時和綠營也有過沖突，綠營也就明里暗里找湘軍麻煩。曾國藩也想通過訓話改變綠營的思想觀念，最好是綠營變成生力軍，不行的話也能安分守己。
于是，曾國藩給湖南綠營最高軍事首領鮑起豹寫了一封言辭懇切、情真意切的信，要求綠營也來聽訓話，以痛改前非、增加戰斗力保家衛國為己任。
曾國藩本是好意，但“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看信的鮑起豹不這么想。因為治安問題，綠營和湘軍本就有摩擦，但曾國藩是副部長也就算了。現在曾國藩又想訓他的人，他覺得曾國藩不僅奪了湖南文官的權，還想要軍權，剎那間氣不打一處來。于是，鮑起豹和所有綠營兵說，都不許去，誰去他收拾誰。
結果到訓話那天，一半的操場站滿湘軍，另一半一個人也沒有。極度郁悶的曾國藩只能草草的把訓話說完回辦公室。在回辦公室的路上，正好有綠營兵搶老百姓東西，在氣頭上的曾國藩就讓湘軍把這些人抓了。
鮑起豹聽說自己人被抓了，更是怒火中燒。這時聽到消息并痛恨曾國藩的地方官便跑來給鮑起豹出主意。這些辦正事不行，辦壞事在行的地方官告訴他，以大清律例文官不得過問軍事，否則便應革職拿問！
有了地方官支持和律法護身，鮑起豹叫幾千綠營兵找曾國藩鬧事。說越大越好，只要不打死他就不算事大。結果綠營兵闖進曾國藩的辦公室差點砍死他，幸好他反應快從窗戶跳出，急急忙忙爬到隔壁湖南巡撫的辦公場所，找巡撫駱秉章去了。
幾千人攻打副部級干部的辦公室，湖南官員不會不知道，特別是一墻之隔的巡撫駱秉章，但這些人都閉門等著看曾國藩的笑話。直到曾國藩敲駱秉章的門，他才假惺惺的問出什么事情了。然后在曾國藩的懇求下才邁著方步去調停。
綠營兵一看巡撫來了，還親自釋放被抓的幾個人，給足了他們面子，也就散了。事后，駱秉章對曾國藩說，打仗還得靠他們，民兵團練成不了事。
當晚，曾國藩想自己副部級干部，差點被兵痞砍了，真是奇恥大辱。他想向咸豐告狀，但又想，就算咸豐聽自己的，辦了駱秉章和鮑起豹又如何？湖南官場只會更恨他，難道還能把湖南官員都辦了。
曾國藩這時想起了湖南民間的一句諺語，好漢打脫牙和血吞。于是決定不和湖南官場的人爭一日之長短，而去相對僻靜的衡陽把湘軍練成精兵強將，之后打幾個勝仗，這是挽回面子的主要方式。
咸豐四年一月（1854年1月），太平軍由湖北打回湖南，消滅了防守的綠營軍，占領了長沙南北的湘潭和靖港合圍長沙，戰斗力弱的綠營軍只能消極防守。此時，已訓練多時的湘軍覺得時機成熟便主動出擊。
湘軍兵分兩路，由將領塔齊布率領大部分人去湘潭，曾國藩帶余下的人去靖港。誠如唐鑒所言，曾國藩沒有軍事才能，他中了太平軍的埋伏。雖然他親自上陣，并揚言后退者斬，但中埋伏的湘軍將士還是后退。他羞愧不已跳江自殺，但被人救起。
戰敗后，他的戰船回到長沙城，長沙的官員緊閉城門并譏笑他。曾國藩自己也無地自容，他不吃不喝，更不脫下在江中泡了很久的官服，而是在戰船上給咸豐寫遺書，準備自殺殉國。
在遺書還沒有寫完的時候，他的弟弟曾國葆跑進來告訴他，塔齊布帶領的湘軍十戰十捷，用不到一萬人打死太平軍一萬多人，擊潰兩萬多人。曾國藩立刻將遺書改成捷報。
咸豐收到捷報異常高興，這是滿清與太平軍交戰以來的首次勝利，也是太平軍與滿清勢力的一次歷史性的轉折。大喜過旺的咸豐下詔，湖南大小官員，除巡撫外全部受曾國藩調用。
圣旨下達后，駱秉章帶領全體長沙官員用八抬大轎將曾國藩接回長沙城。曾國藩不僅挽回了面子，而且他的對頭鮑起豹也因為戰敗被革職拿問。
專家研究發現，發表意見是領導力的表現，但在展現領導力前需要擁有權力和地位。
大量案例證明，員工主動提供抄寫文件、修電腦、端茶倒水等操作性幫助（民間稱有眼力見），會受到領導、管理者、同仁的贊賞，但發表意見之類的幫助會遭到所有人的批評。在所有行業里，發表意見越多的人，在兩年內獲得升職加薪的概率越低，人際關系越差。
原因是對別人發表意見，相當于對別人施加控制，但在沒有足夠的權力和地位受到尊重和欽佩時，別人會認為發表意見的人難以相處、強硬、自私自利。大家會說：“憑什么要聽你的話，你有什么本事”。
因此，在沒有權力和地位時，發表意見會受到懲罰，多數人覺得發表意見人無權告訴別人怎么做，并因此反對他。（這也是只敬羅裳不敬人的心里由來，也因為這一點很多人錯失了機會，留不住人才）
同樣的，專家還發現，沒有權利和地位而發表意見的人，會因為別人對他的漠視和不尊重心懷恨意，之后會愈發的實施極端的行為。當然，對于這些極端行為，別人的報復也會接踵而至。
曾國藩作為文官本就無權過問軍事，而他又是退職守孝的文官，其實一點地位和權利都沒有，僅有咸豐給他辦團練的指示，而沒實權，他就悍然成立審案局、訓話綠營，就遭到不尊重。但之后他報復綠營，導致長沙之辱。
應對不如意，只有四種選擇，分別是退出、忽視、忠誠、改變。退出是離開現在的環境，忽視是在環境中妥協混日子，忠誠是在環境中獨善其身但不再要求改變，改變是增強實力以改變現狀。
多數情況下，退出和忽視對自己和組織都不好。因為問題沒有解決，自己和組織還受到打擊，自己還被鄙視。忠誠是堅持干好自己的，但是在壞的環境中，也不可能有所作為，同時沒有成績、權利和地位，依然受到鄙視。只有改變，可以挽回面子、干出成績、改變環境，成就自己、別人和組織。
曾國藩選擇了改變，要發表意見就要獲得權利和地位，這必須靠自己的成績來爭取。他通過訓練出一支戰斗力強的湘軍，打了勝仗的成績取得了權利和地位，不僅挽回面子，也成就了自己、他人和組織。
一旦發表意見的人成功，大家都會尊重他，因為大家覺得他有不同尋常的才華和進取心。特別是當發表意的人在不可能的地方做出成果，那些固執的人也會改變。
人們打壓那些沒有權利和地位，而試圖挑戰現狀的人，但包容和贊賞通過成績擁有權利和地位的創新人物。曾國藩由發表意見的人逆襲為創新人物，是通過強大的湘軍獲得的，那么他是如何訓練湘軍的，如何在他的時代訓練出中國最強的軍事組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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