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經常在古裝影視劇中看到這樣的情節：高高在上的皇帝怒發沖冠，指著剛才振振有詞冒犯自己的臣子，大呼一聲：來人，把他拖出去斬了！

這個時候，但凡有氣節的臣子，都會說出一句：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

這句話已經成為我們認識古代封建專制社會的一面鏡子，君權是絕對的，大臣永遠處于弱勢。

而這種君臣關系脫胎于封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儒家學說，于是，作為儒家思想開創者的“至圣”孔子和“亞圣”孟子，也就成為維護封建專制的代言人。

可是，孔子和孟子表示，“這口鍋我們背不得啊！”

把“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這樣荒謬的理論也算在孔孟之道當中，是典型的冤假錯案。

當然，孔子說過，君君臣臣，意思是君要有君要的樣子，君要有君的義務，君要有君的責任，反過來臣也一樣。但孔子從來沒有倡導過“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

《晏子春秋》里面有兩個故事，很好地說明了孔子理想中的君臣關系。

有一年冬天，齊景公和國相晏嬰討論國事，天太冷了。齊景公對晏嬰提出個要求，你幫我把那碗熱湯端過來，晏嬰當場拒絕，說，我不是給你端熱湯的臣子。

過一會，齊景公更冷了，再對齊景公提個要求，你幫我把那件皮衣遞過來。晏嬰再次拒絕，說，我不是給你拿衣服的臣子。

齊景公非常生氣，說那你覺得你是什么樣的臣子？

晏嬰說，我是社稷之臣，社稷之臣是跟你討論國家大事的。

用今天的話說，你只有不以對待老媽子對待小丫頭的態度對待我，那么我在跟你討論國事的時候，才能充分意識到自己的身份和責任，才不至于唯唯諾諾，你說什么我就點頭哈腰稱是什么， 才能盡到我社稷之臣的責任。

他說的很對，齊景公只好認了。

又是一年冬天，趁晏嬰到鄰國去訪問了，逮著這個機會，齊景公把好不容易農閑時候的老百姓全召集起來，給他自己修建一個游樂用的大臺。

天那么冷，干的完全是可以不干的活，老百姓個個怨聲載道，他們編了歌謠，說在這樣的氣候下，讓我們干這樣的活，生在這樣的國家真是沒法活。

晏嬰在回國的路上，就聽到了這個歌謠，見到齊景公，匯報完外交事務，接著說，我聽到我們的百姓新創作的歌謠了。

接著他把這個歌謠學唱了一遍。

齊景公當然聰明，說：你指的是給我造大臺的事吧，我立刻下令停工。

晏嬰領了圣旨，出了宮門，直奔工地，先用棍棒揮向那些老百姓，并惡言相向，說我們的國君讓每個百姓都有房子住，現在他要造個大臺你們就如此怨聲載道。

百姓于是都恨晏嬰助紂為虐。

而正在這時，齊景公停工的命令到了。老百姓都說還是我們的國君好，自己知道錯了，自己就能改正。?

這兩個故事的后一個故事，說的是臣事君以忠。當面直言進諫上級的決策錯誤，但出了宮門之后，最高的威望，最后的榮譽，仍然歸于君主，而不是炫耀自己，歸功于自己。

而前一個故事說的是君使臣以禮， 如果不符合禮，端一碗熱湯遞一件衣服都不行，更不要說為所欲為的殺戮了。

孔子聽到這兩個故事，專門表揚說，這樣的君臣關系才是合格的君臣關系。

到了孟子，就更不得了。孟子繼承了孔子的衣缽，提倡仁政，要求國君都必須是有崇高道德的仁君。

可天底下哪來那么多仁君？你碰上了昏君，乃至于暴君怎么辦？孟子明確提出，君主之位，并非神圣永恒的，它是可以改變的，君主個人的品行就是君位去留的標準。

君主如果像對待親人一樣對待臣子，臣子才能成為他的心腹，君主如果對狗對馬一樣對待臣子，臣子就視他為陌生人，而君主如果像對待土顆粒像芥草這種最不值錢的東西的態度，來對待臣子，那么臣子看你，就像敵寇就像仇人一樣，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這個實在太刺激了，終于把一個皇帝給整惹毛了。誰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朱元璋。

朱元璋當了皇帝才讀《孟子》，讀著讀著勃然大怒，說這老頭要是活在現在，我是一定不會放過他的。

但孟子的地位早已確定，怎么辦呢？朱元璋先下令，把國家孔廟中孔子邊上的孟子的像給搬走，然后再明確指示，有敢上朝替孟子說情的人，我用亂箭射死他。

朱元璋還專門找人做一本《孟子節本》，把孟子這本書里他看不慣的上面的這些話，加上我們的中學時代都背過的，“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之類他看不順眼的話，統統刪光。

他把這個《孟子節文》頒布到到全國，讓以后中國的讀書人只允許讀經過他政治審查的節本。

日本受中國文化影響很深，諸子百家在日本受到不同程度的歡迎，但孟子學說在日本長期遭到禁止，因為孟子說可以廢掉壞的君主，改立好的君主，這跟萬世一系的日本天皇制是嚴重沖突的。

視天皇為性命的日本人，無法理解孟子的無法無天。

明代一位著名學者就在書里記錄過，當時的日本人來中國買很多古書，而且出的價格很高。

但他們買這買那，就是不買《孟子》，還揚言，誰要了買了孟子，回日本的船就會在海上翻掉。

那時候沒有飛機，中日航行都是靠海，把孟子的書看成了會招災的不祥之物，而且變成了一種聳人聽聞的神話到處傳播，也可以看出，他們對孟子的畏懼與憎恨。

而這也從一個側面，顯示了孟子獨具的思想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