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之前因著那句“從前車馬很慢，書信很遠，一生只夠愛一個人”內心中泛起無限溫暖。這是早已被說爛的一句話，橫著說，倒著說，合著說，拆著說，不論哪種方式它都能不偏不倚地直擊內心深處最柔軟的那個地方。
因著這句話，加了豆瓣的一個小組，名字叫做“親愛的，你還寫信嗎？”這個小組并不活躍，很久很久才會有人更新消息，長一句短一句，多是寂寞無聊，多是像我這樣想尋個傾訴。當時我并沒有提筆去寫信，只是偶爾瀏覽更新，在那消息長久的停留與空白之后一切便沉寂，擱淺了。
在這光怪陸離，匆匆流轉的年代里，我們爭分奪秒，好像誰也不愿意花上那一時半會兒揣摩心境，提筆寫下憂思與哀愁，寫下思念與感懷。
你想著找個人傾訴那是多容易的事，無非是手機通訊錄里一個熟悉的號碼，微信聊天中一個熟悉的頭像，抑或輕而易舉地叫起身旁人酣暢淋漓地談談。如此如湯沃雪的事情至于還要跋山涉水靠著遠遠而來的書信一吐愁思嗎？
更久之前，我也是如此覺得。那時候課余還能收到很多書信，來自老友，來自新交。以前覺得寫信是件太過文藝甚至有些矯情的事情，你可以通過一通電話就搞定的事情卻非要穿越千里，隔著時光再來訴說，這不合常理也失了效率。所以信往往是不回的，只消收到信后一通電話的告知，當面談起讀信后的感觸，為他告知生活常事而開心，也為他訴說的煩心做開導,可電話那頭是說完話后的沉默，像是有些許的難言之隱。
后來，信是慢慢少了，漸漸沒了。
今天，突然點開小組，有人通過相互寫信的那個話題私信我“你還寫信嗎？”。好多事情便如泉水般涌出，我該是很久沒寫過信了，但我還是回了句“寫的。”
時過境遷，有人寫信是件值得竊喜的事情，何況是和陌生人，因為不熟，所有的事情更會明朗，你無須顧忌，更無須覺得尷尬。
“我們相互寫信吧，我會回的。”
我突然想起高三那年的成人禮，班主任讓家長給孩子寫封信，無需格式，無謂長短。那天天氣很好，冬日陽光里的微風吹來春天的味道，在那孔子像旁邊，我們這群孩子讀著信都紅了眼睛。信里有些話在平日里真的是難以開口的，你看我“從蹣跚學步跌跌撞撞突然變得亭亭玉立”，你還記得我“第一次去幼兒園哭哭啼啼的樣子……”我想，有些時候寫下的“我愛你”比信口說的更令人動容，何況出自我們那羞于表達的父母。
這大概是我第一次覺得寫信比起當面訴說，比起聲音的繾綣更令人覺得奇妙。一個人把思緒形諸筆墨，說出內心真正所想，說出平日里欲言又止的那些感觸。這些比起思想的直接撞擊來得意味深長，也更能引起深思與共鳴。
王爾德在獄中提筆寫下長信《自深深處》，信中那些苛責與憤懣，那些深思與悔過，以至后來的傾訴、探討與勸告，假如是出獄后的當面勸誡也就失去了那份心境，那思深長意味。
書信能將你在平時交流中難以啟齒的東西完整而不失真地表達出來，你在寫信的時侯其實也在和自己對話。比方說你給我寫信，你的讀者其實有兩個，你還有我。甚至有些你想對讀信人訴說的苦悶在你自己寫信的過程中便慢慢地消散了。
人們常說所有的創傷都會被歲月撫平。書信從落筆到另一個人開啟的那段時間仿佛存在魔力。而當它跋山涉水甚至遠渡重洋而來時，這時間和空間的交錯便又使得思想的碰撞交纏變得意義非凡。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翰·馬克斯維爾·庫切與美國作家保羅·奧斯特于2008年2月第一次相見。見面不久，庫切便寫信給奧斯特，建議兩人通信，“如果情況允許的話，可以為我們雙方都帶來靈感。”奧斯特身在紐約而庫切住在澳大利亞，奧斯特打字，而庫切發傳真。三年間，一封封慢信從美國漂洋過海到澳大利亞，一封封電子傳真又從澳大利亞發往美國。如此魚雁往返三年，他們的信集結成書《此時此地》。信似乎讓人更能放得開自己，聊生活，聊電影，聊旅行，聊體育……
又想起之前我們學校圖書館的一個活動，借著東野圭吾的《解憂雜貨店》之名在二樓開了個“解憂雜貨店”，一個小小的紙盒放在樓梯口的那個角落。“向我傾訴你的煩憂吧”。這封信不一定會穿越時空，但總會有人看到，他會提筆寫下某些東西，回信不一定放在牛奶箱。我沒去試過，現在想來有些后悔，為什么不提筆寫封信呢，不一定講煩憂，也可以講欣喜。無心，無情又是無意，仍是錯過了。
現在的人似乎都不去手寫信了，可是每周固定的時間中國郵政的車還是會停在那個綠色的郵筒前。那是輛綠色的卡車，很大，但穿著綠色衣服的人從那桶中取出的信卻是那么少。可能以后，取信會換小點的車，時間也會變成每個月，書信會變得更遠，然后焦急的人們再也等不及了。
并沒有太多無奈，車馬很慢的時代終究是過去了，到底是紙質的還是電子的，糾結也沒有必要，你寫便是。
“在愛情中，總是有一個去親吻的，一個把臉頰伸過去的，在通信中也是一樣。”
你可以做主動親吻的人，偶爾把你想說的寫成一封信，紙質的或是電子的，寫給別人也可以寫給自己。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