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生曾經向我描繪過她理想中的未來生活圖景。她說：“等我畢業了，我就要回老家開一家店，花店或者是咖啡店，書店也可以。我會遇到命中注定的他，然后我們結婚生子，我操持家務他賺錢養家，孩子茁壯成長。生活平安喜樂。”
我很詫異。“為何要回老家？你讀了這么多年書就是為了回去開花店？”
“小縣城多好呀，比留在大城市壓力小得多，我就不用太辛苦了。再說，讀大學無非是為了能夠找個好工作。開花店就很好，閑適有趣還能賺錢，我有很多空閑時間可以用來看書、學畫畫、練瑜伽、旅游，我可以成為一個更好的人，多好！”
我還是忍不住打擊她：“花店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清閑，你要學習如何照料花卉、如何緊跟市場需求、如何打廣告提升自己的競爭力……”
“哎呀，你不懂啦！”姑娘撇撇嘴，“這是文藝青年對‘修籬種菊’境界的念想，我們是在摒棄現實的丑惡、追求心靈的純凈。”
我笑了笑，難以將對話進行下去。她在未來發展可能性中選擇了一條較為輕松的道路并人為美化，以為未來定是花香滿徑；她認為這份清閑的工作能給自己騰出許多充電學習的時間，所以她能夠在未來生活中繼續完善自己。然而在我看來，這些都不能成為“開花店”的理由。“生活艱難”本是不言而喻的道理，過于浪漫的想象遲早會在現實面前撞得粉碎。大四課程很少，同學要么準備考研要么實習，生活忙得像陀螺，而她把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了看劇上，立志要把印上“朕已閱”的大旗插遍美劇英劇韓劇日劇國劇領地。現在有大把時間她都不去畫畫、練瑜伽、看書，我要怎么相信從事忙碌花店工作的她確實能如她所說的“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生活態度因人而異，積極進取的生活態度就會導向辛苦奮斗的生活方式，知足常樂的生活態度則安于安穩簡單的幸福。我并不反對“知足常樂”的生活方式，因為確實有人是如此容易滿足且幸福地生活著，在他看來，宮殿上的珍饈美饌還不如茅草屋里一碗簡單鮮美的鯽魚湯。我反對的是，那些文藝青年們所謂的“甘于平淡”的言論，所謂的在喧囂逼仄的生活中選擇一種寧靜致遠的心靈解脫的追求。
近年來，大量的“文藝青年文化”被不斷建構，類似旅行，去大理去周莊去麗江，仿佛只有把心靈安置到這些“文藝景點”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呼吸；類似開店，開書店開咖啡店開旅店，既是自己閑適生活的保障，又是群體文化的體現；類似白襯衫木吉他帆布鞋和“淡薄名利只求內心純凈”的思想，這些都是文藝青年的“標配”。
在這種文化的浸染下，有多少人打著“文藝青年”的旗號過著一種低沉消極的生活？不愿奮斗、不思進取，卻美其名曰“文藝青年們不屑做這些，我們追求的是自由，是無拘無束，是甘于平淡，是不愿與名利場為伍。”這些言論只有在物質生活得到保障時才能站得住腳，當生活窘迫時，文藝的標簽早已不知被丟到哪兒去。旅行只是一時的出逃，繞了一圈，一切終將回到原點。生活還是要繼續，房租水電費工作壓力都在等著你。再說開店，無數“小清新、小文藝”的咖啡店花店書店在現實競爭面前潰不成軍。美好的是想象，殘酷的是現實。
我曾經深愛著于丹，她的《趣品人生》是陪伴我走過高三的一劑良藥。當我在和張若虛探討《春江花月夜》的藝術手法、當我在雙曲線前咬筆沉思、當我在抄寫一大段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時，高速運轉的大腦有時會突然卡頓，緊接著，那些對高考的恐懼、無力感等負面情緒見縫插針地占據這些短暫的空隙，像海洋一樣瞬間把我吞沒。而此時的我就是一尾擱淺的魚，張大著嘴巴渴求甘霖，那些閑適的文字是我的救贖。
于丹烹茶、煮酒、撫琴、游山玩水，她說：“寧靜有時也是一種生產力。一個人能夠平心靜氣，就能夠獲得一種智慧的能量，提高生命的質量和效率。”我在忙碌的高三看到這些清泉一樣甘甜的文字時，好似在幽暗的深淵里抬頭看到頭頂的一束陽光。原來，人應該要這樣活著。我那被學業壓垮的生活根本不應稱為生活，而只是麻木的勞役。久被束縛的心終于找到了突破口，我開始放慢腳步，去尋求心靈的安棲之所。
我會在周五晚自己一個人吃面，磨磨蹭蹭地花兩小時的時間吃一碗紫菜雞蛋面，時光遲緩，沒有壓力也沒有煩躁；周六日我會回家，在午睡之后和奶奶看一出戲劇，咿咿呀呀水袖翻飛；我會在晚自修時攤開嶄新的日記本，看著一個一個飽蘸深情的字從筆尖跳到紙上，無比滿足……我還找到了當時寫下的一段話：“要做一個如水的女子。不喧囂、不吵鬧，安安靜靜就好。難過時背過身小聲啜泣，開心時仰臉微笑，露出潔白的牙齒。得之坦然，失之淡然，爭其必然，順其自然。不必亟亟追尋，不必日日奔波。與其把時間花費在無謂的找尋上，還不如找個有光的午后，靜靜地看書，手邊是浮著幾片茶葉的綠茶玻璃水杯。“
現在看來，這些文字無疑是可笑的。文藝青年、如水女子與兵荒馬亂的高三無法和諧共處。當我在傷春悲秋尋求心靈安寧的時候，同桌已經做完了一本“五三”；我在日記本上寫下“時光總是把人拋”時，她在試卷上奮筆疾書；我需要一晚上的獨坐沉思來沖淡考后的焦灼，而她上交試卷后回到座位就拿出課本開始校對……
結局可想而知，我的成績突然滑下了好幾十個名次。假如我是那種得過且過的人，這個結果或許對我沒有殺傷力。遺憾的是，我并不是。我的功利心比“如水女子”重得多，我想要考上好學校，找到好工作，有較為充裕的物質基礎，能隨心所欲地旅游而不必擔心錢包，我想去看更大的世界。渴望與行動不在同一頻率上導致了我的痛苦，想要在現實中得到更好的，我就必須去奮斗、去爭取，而不可能做一個袖手旁觀的文藝青年。
奮斗進取的道路上自然是誘惑重重、荊棘遍布，它比懈怠之路要難走得多。選擇了懈怠之路，就不要羨慕別人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觀賞北極光；選擇了奮斗之路，就不要抱怨遍體鱗傷一點都不文藝清新幸福。在物質需求得到極大滿足的今天，人的欲望被無限地激發出來。大多數人追求的不再只是“溫飽”，而是要追求更高層次的物質滿足、更豐盈的精神文化選擇。這本身就是社會發展論中必不可少的一環。相信“明天會比今天好”只是一句空話，要實現兩者之間的跨越只能靠一代代人堅持不懈的努力奮斗。
于丹在《趣品人生》中說：“安靜下來，在中國人本來的生命規律中去發現悠然的歡喜，對今天這個時代而言，也許不只是一件錦上添花的事，說它是雪中送炭也不為過。“這句話本無錯。人無法繃得太緊，我們在忙碌的生活中需要悠然清歡的調劑，需要在工作之外體會親情、愛情、友情、自由、思想這些彌足珍貴的東西。但這種一味強調“且停亭中且停停”的言論很容易導向“懈怠懶惰”的生活方式，很多人停下來就不想走了。我們所喜愛做的那些無用之事，如烹茶、煮酒、揮毫賦詩，因為沒有生活壓力而倍感輕松，倘若要在它與“鴨梨巨大”的工作中做選擇，我們生而有的惰性自然會傾向于輕松簡單的一方。當你不想在“無用之事”上花費過多的心思卻又對它傾注大量時間時，受影響的必然是你應該做的那些“有用之事”與你本想要的人生。
迪蘭·托馬斯有這么一首詩，我擷取前兩句：“不要溫順地走進那個良夜。即使日暮時分，老人也要燃燒和咆哮。”老年人尚需燃燒，青年人怎能不去奔跑。生活是過程而不是目的，忙碌與閑適相互交融，忙碌至死是愚蠢，過分閑適是在浪費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