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星空，腳踏實地。

《中國經濟2021開啟復式時代》這本書回答了我六個問題：

一問：2021年經濟趨勢是什么？突破點在哪里？

答：2021年，世界經濟將繼續探尋底部。

要從底部突圍，關鍵在于創新。

其一，從技術到科學，從實踐到理論，進行基礎理論創新。

當下，區塊鏈、虛擬現實（VR）、機器學習、基因編輯、自動駕駛等新興技術均根植于基礎科學的突破，在這些技術的更底部，就是數學、物理、化學等基礎科學領域。

這意味著，伴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興起，聚焦基礎科學研究，方能打造面向未來的科技引擎。

其二，經濟發展永無止境，制度創新未有窮期。

中國正在脫離以技術轉移、外包生產為特征的追趕型增長時期，在此條件下，經濟要再向前發展，主要靠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需要更深刻的制度變革。

其三，以組織創新為抓手，增強組織活力。復式時代正在到來，從宏觀、中觀到微觀，從整體到局部，從國家到企業，全方位地掀起了重新組織化和組織創新的浪潮。

換言之，在未來，個體將無法單獨存在，而是必須在復式組織中兼容互聯。

2021年，突圍底部既離不開基礎理論創新，也離不開制度創新，更離不開組織創新的內在驅動力。在此基礎上，進而培育出新生產力，為下一輪輝煌做準備。

二問：經濟學家托馬斯·弗里德曼說“這將會是兩個世界——新冠以前的世界與新冠之后的世界。”那么，疫情對于我們來說，意味著什么？疫情之后的世界會是什么樣的？

答：瘟疫只是催化劑，不是疫情導致了變局，導致變局的問題早已存在，只不過被疫情捅破，浮出水面。

市場經濟300年的高速發展早已從正面走向反面，埋下了產能過剩、金融過度、市場過快、地球過熱四大“地雷”。

恰恰是這次大疫情直接將這四個“過度”集中引爆，進而帶來了三個“去”：

一是去意識形態化。不管是韓國因新天地教會群體活動而引爆疫情，還是伊朗等中東地區因宗教集聚而加劇疫情，抑或是英國率先拋出“群體免疫”，美國在疫情尚未控制住的情況下強行復工，無不明證：不管你的國籍、種族膚色、宗教信仰或者有怎樣的意識形態，病毒面前人人平等。因為這場疫情，社會制度、民族宗教的意識形態差別將縮小，但現實的對峙、文明的沖突依然存在。

二是去市場化。搞市場經濟必須被“過剩”和“競爭”修理。市場過剩就要平倉，通過經濟危機定期消滅過剩已是常態。此次疫情的非常態現身，實則警告人類對地球的透支、對未來的透支都已到臨界，該是人類反省自我，市場“以退為進”，進行自我調整與修復的時候了。

三是去物質化。極簡的消費模式將大行其道。人類必須約束自身的欲望，從經濟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物質生產將以滿足需求為主的合理邊界，由此，人類將在“斷舍離”中重新尋找人與自然共生發展的均衡點。

對于人類而言，此次大疫情是“上帝”出手的一次修理，更將以大衰退來改變人類從交易到生產、從經濟方式到政治生態等方方面面。

三問：疫情之后，世界貿易規則有哪些變化？

答：未來的世界貿易規則重要在于“三補”。

從國際方面看：

第一，建立全球聯網涉稅系統，進行稅收國際治理。要建立全球聯網涉稅系統，并針對這些跨國企業修訂國際稅收協定，取締“避稅天堂”。

第二，設立國際產業平準稅。國家間比較優勢的不同，一方面奠定了國際分工合作的基礎，但另一方面，當市場競爭范圍從一國擴大至全世界，一些不具備競爭優勢的民族產業勢必面臨被擠壓、被淘汰的局面。尤其是在大型跨國企業的強大攻擊和圍困下，這些民族產業不僅難以大規模進入國外市場，甚至連如何穩固本國市場也成為問題，我國汽車行業的曲折發展歷程即為明證。對此，可設立國際產業平準稅，以此尋求擴大開放力度和保護民族產業之間的平衡。

從國內看：

第三，征收財產稅。在經濟成長階段，由于社會總財富增長較快，各階層收入都在增加，社會對貧富差距擴大化的影響體會不深。一旦經濟增長放緩甚至停頓，普通民眾的真實處境就會暴露出來。必須通過分配變革打破困局，即對存量資產征收財產稅，如房產稅、遺產稅等。這樣做既能有效防止財富過度集中，更能夠促使富人驅動經濟恢復。

當世界貿易自由化趨勢不可逆轉，勢必要以“三補”來彌補全球化所造成的失衡，尋找國家間、國家與企業間、社會各階層間的均衡點。

四問：什么是中國經濟雙循環？內循環是不是意味著“閉關鎖國”？

2020年5月14日，中國經濟“雙循環”首次提出——“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發揮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內循環為主”絕非多數人理解的應對美國打壓的權宜之計，而是在疫情沖擊和全球秩序變化下，整個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國策調整。

內循環既不是“閉關鎖國”之類的誤讀，也非啟動內需如此小格局，更不是在自力更生中內卷耗散，而是在疫情常態化下對沖外部不穩定，對經濟側重進行的戰略性調整。

從“出口+投資”轉向“內需+創新”，即曾經以外為主，改革開放驅動，現在以內為主，改革創新驅動。

所謂的內循環從“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到“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將從供給側到需求側齊頭并進，以結構優化和內生成長為核心，從而“培育新形勢下中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是為了更進一步主動的、更高水平的、更具韌性的開放。

新發展格局絕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是要利用這場百年一遇之大變局，統籌、聯通和勾兌好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的復式結構，以此來夯實中國的基礎和能力。這是對外政治上“避開鋒芒”、對內經濟上“修煉內力”疊加的必然，一旦有機會緩和外部，開放合作還是大勢所趨。

五問：何為復式經濟？

答：經典的計劃經濟不適應這個時代，不可能再回去了；經典的市場經濟在美國那里也出了洋相，難以再按照原來的路子走下去，因此，世界迫切需要第三條道路，這個第三條道路，就是復式時代。

復式的經濟模式，具體來說就是大市場+大政府，這個大政府并不是指它的公務員規模大，而是指它的功能要和大市場進行對沖。

“大政府+大市場”的復式時代將體現在：

第一，原本涇渭分明、利益排他的組織將演化成顯性與隱性相結合、彼此嵌入的復式組織，從政黨到企業概莫能外。

第二，國家資本和市場資本共生下的復式資本將大行其道。

第三，國家經濟建設與社會管理雙中心并行不悖。

第四，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雙循環。眼下，各國開始收縮其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參與度，推動產業“逆向回流”。

第五，城市將進入以大城市為中心與以小城鎮為網絡的“雙軌模式”。

六問：在未來企業如何獲得增長？

答：企業爆炸式增長更取決于以下四大條件：

第一，新經濟橫空出世初期，呈現井噴。人類歷史上每一個全新的篇章，都伴隨著生產力的顛覆式迭代。工業革命帶來了工業文明的興起，互聯網的發展帶來了信息文明的鼎盛，新經濟橫空出世，將給企業帶來一次利用新技術“變軌”實現跨越和利用全球價值鏈“重構”實現躍遷的重大機遇。

第二，市場經濟交換方式的革命。互聯網的崛起和智能手機的普及，讓時間和空間的枷鎖不復存在，自由流動的信息打通供需的“任督二脈”，建立于網絡的新交換方式不僅能夠降低交易成本，還可以改善消費者體驗。當行業的游戲規則發生劇烈變化，摸準時代脈搏的企業自然可以脫穎而出。

例如，近幾年，慘淡的鋼鐵行業成為產能過剩的典型代表，然而，找鋼網卻給這個陰云密布的行業帶來一抹亮色。找鋼網以互聯網、大數據、AI等技術手段，鏈接鋼鐵產業鏈的一切，提高鋼鐵流通中每個環節的運營效率。

截至2019年年底，找鋼網的合作鋼廠已超110家，合作大型供應商超5000家，提供超過40多萬種不同規格型號的鋼材產品，2020年已入選上海在線新經濟50強。

第三，金融資本的模式創新。正如過去從銀行業迭代至證券業，從金融衍生品迭代至基金業等，如今，傳統金融模式也早已在新金融模式的沖擊下步履維艱。

典型如余額寶的顛覆式創新，告別銀行，開啟了1元起賣的“理財盛宴”；7×24小時，隨時隨地，觸手可及，不排隊、不填單；每天早起就能看收益……如今，以余額寶為代表的支付寶理財科技，與約170家資產管理公司合作，截至2020年6月，資產管理規模超4萬億元，成為全球最大的貨幣市場基金產品。螞蟻集團如今已穩坐行業第一把交椅。

第四，時代切換的制度改革所釋放出的紅利。在某種程度上，改革開放后一大批中國企業的發展，就是抓住了制度紅利，未來，改革的持續深化也將帶來新一輪制度紅利。

例如創業板正試點注冊制。隨著上市審批的放開，可以預計，創業板里的上市公司會更加豐富，創業板也將為企業更好更快地發展打開新的空間。世界范圍內也不例外，如隨著環境污染、能源結構調整的迫在眉睫等，各國紛紛出臺相應政策，推動新能源車發展，一批新能源車企也隨之崛起，如特斯拉，如今市值已遠超美國菲亞特克萊斯勒、通用和福特三大老牌汽車商的總市值。

當下，企業管理儼然已進入“倒三七”階段，即傳統管理70%重在企業經營管理的內部版本升級，30%在對外開疆拓土；而當世界經濟一體化，尤其是經濟文明、經濟形態大切換之際，行業無邊界、供應鏈無尺度成為常態，企業就將把70%的精力投向外部，30%留在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