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是個高個子女人，皮膚白皙，氣質安閑，走在街上偶爾會被人當成退休教師。喊她老師的一般來自菜市場上熱情的商販，他們多有取悅買主的職業習慣，喜歡在主顧的身份上巧做文章，夸大其詞，以制造皆大歡喜的美好結局。這確實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經營方法，我的同事就不止一次在被人尊稱為老板的時候，一改錙銖必較的慳吝作風，而表現得腰包充實，出手大方。這說明虛榮心誰都難免。我的母親也不例外。但有些東西對女人來說是天生致命的，比如教師這樣的文化名頭就萬萬不能用在母親身上。因為她不是教師，不僅不是，而且連一天學也沒有上過。更重要的是，這是她的一塊傷疤。母親的理想是做一個學以致用的人，而不是在炕頭上為一個男人沒有計劃的生養。可她偏偏就沒能讀成書，而且還成了四個孩子的母親。她把這些歸咎于姥爺當年對她上學的頑固阻撓，因而一輩子，都對自己的文盲身份耿耿于懷。
從這點看，母親完全不像一個生活在胡同里的女人。其實在我們居住的地方，在那些九曲連環的胡同深處，像她一樣沒上過學的女人比比皆是。沒有上學并不妨礙她們快活地生活。差不多30年前，女人們一度喜歡上了抽煙的把戲。她們偷偷拿來男人的煙卷，湊在一起裝模做樣，噴云吐霧，結果一個個被嗆得涕淌淚流。這件事在我們胡同久為流傳。無論在飯桌上還是炕頭上，只要提起，就會有人笑作一團。30年后我回望過去，覺得這是一個美妙的過程。一幫女人，不甘寂寞，在單調的生活中尋找新奇與快樂，這樣的爛漫叫人總想會心一笑。而她們在這件事上表現出來的好奇、任性、嬌憨和孩子氣，一定也讓自己的男人心頭一軟。有時我想，真正的生活就該是這樣的，率真自然，活色生香，特別是當一個人的樂趣匯聚成一個群體的樂趣，快樂的持久力和感染力就會成倍增加。但我的母親從來不在這個群體之列。她對這樣的生活敬而遠之。當然她的理由是要每天上班。那時候她在居委會里縫制衣裳，雖然不是正式工作，卻也需要朝九晚五。但我猜測，她其實是有自己的保留，她心目中的快樂完全是另外一種模樣。
我不知道母親怎么學會的縫紉。也許對她這樣一個以文盲為恥的人來說，學習就是人生最好的補償。所以她學什么或者學會什么都不用奇怪。難得的是，這門手藝最后給了她很好的報償。首先她成為了一個對別人有用的人。每到年末，找母親幫忙做衣裳 的人就絡繹不絕，她眼見著臺案上的衣料越堆越高，知道時間已是怎樣緊迫，卻從不推辭。她通宵達旦地為別人忙碌，自家的衣裳卻常常要推遲到除夕夜才去完成。我從這件事上看出母親的要強。她用行動與別的女人拉開距離。她討厭女人的示弱和討要，所以就反其道而行之，努力成為一個對別人有所幫助的人。這使她在鄰里當中贏得了普遍尊重，并因此被推薦到居委會的縫紉小組去工作。
上世紀七十年代，居委會還完全是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因為密集的會議和上級來訪，院落里時常充滿黨的氣息。再潑辣兇悍的人來到這里，也會不由自主屏聲斂氣，謙卑有禮。母親每天在這里量體裁衣，除了可以得到一份固定收入，順帶還學到不少知識。這些知識曾經停留在課本上，現在通過別人之口又源源不斷地走進她的心里。比如，她從赤腳醫生那里知道了要 “常開窗，透陽光，身體好，保健康”，從派出所的小干事嘴里知道了“美帝國主義就住在地球的另一面”，甚至，還從一名下放干部那里弄懂了“通貨膨脹”是怎么回事。當她駁雜地接受著這些知識的時候，她整個人顯得光彩明亮。對此我只能說，人對學習的態度各有不同，而我的母親是個對知識滿懷感情的人。每天在居委大院里的耳濡目染，使母親的眼界見識明顯超過了高小畢業的父親。他們的關系因此形成一種倒置，以至到了晚年，還常常是，父親每天下樓取來報紙，母親逐字逐句讀完后再轉述給父親聽。我愿意把這理解成是老父親對她的一種寵愛，給她釋放的舞臺，給她自我滿足的機會。但也可能未必。因為父親從來就對新聞時事不感興趣。他是那種相對簡單的人。他只在自己的興趣之內玩得高興。
居委會生涯應該是母親人生中最有光彩的一頁。在那里，她和會計袁姨成為朋友。在那個戰天斗地、意氣風發的年代，舉止文雅、相貌清秀的袁姨簡直就是母親的一個理想。工作之余，她常常坐在袁姨對面，看她把娟秀的字體一個個鋪排到復雜的表格上，心中充滿了溫暖和愜意。她喜歡看到文字、陽光和文雅的女人在一起。我猜母親一定也不止一次感慨過，感慨如果不是姥爺當年強橫，她也早已成為這樣的女人。我的猜測并不是沒有一點依據。有一次母親去看姥爺，她放下包裹為姥爺洗腳。那時她的父親已經臥病在床，完全失去了當年的威風。兩只安閑了一輩子，曾經逍遙走在省城大街小巷的大腳，現在因為衰老而了無生氣，它們躺在母親手里就像兩塊干硬的木頭。姥爺叫了一聲母親的名字。他很少叫母親的名字，因此這一聲顯得內容豐富。里面除了將死的哀鳴，還有少有的父親的慈愛。母親一下紅了眼圈，她突然決定舊帳重提。她說當年咱家的糧食多到往親戚家送，你為什么就不答應讓我上學。她知道這樣的質問早已沒有任何意義，但是不把這事說出來，她說，擱在心里一輩子都是病。
許多年過去，居委會解散，地面外租，連整個鎮子都不復有舊時模樣。沒有改變的是母親和袁姨的交情。兩個人仍然喜歡一起聊天。在這個日新月異的時代，我想她們把對方當成一種安慰也不一定。她們笑，輕聲細語地說，象天底下所有姿態美好的女人一樣。只有她倆在一起，時光才好像又退回到寧靜溫暖的七十年代。她們有時喝茶。母親端上的是細瓷藍花的茶杯。茶杯被母親刷得雪白透亮，像一塊潤玉被袁姨捧在手中。從中我可以看出母親的心思，對有文化的人，她一向以清茶表達敬意。
母親的病來得很突然。胸悶，然后被確診為肺癌。我們抬著她樓上樓下透視、檢查，母親便在擔架上不停地搖晃。這種晃動很奇怪，好象我們忽然成了汪洋中的一只船，不由自主四顧茫然、心懷憂戚。我們知道，屬于母親的幾十年也許就要結束了。可是母親回到病房后卻忽然高興起來。我湊過去，就聽她說，你看啊，窗臺上那朵百合開得多美。
在飄搖不定生死未卜的時候，她還顧得，為一朵花去贊嘆。
我就是從這天開始理解母親的。我從此知道，只要向美而生，即使一字不識，也會永遠優雅美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