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秦至榮在干的那臺六號車經三班連軸運轉后，自四月份起，逐漸發現該車壓制出來的唱片不能在手指尖上平穩旋轉，有單邊重的現象出現，至五月中旬手指尖上都不能放了，放上就滑下。有二班嘗試過換模子，當又要換模子時，我阻止了。我讓秦至榮到忱寶基那臺去干，把方、厚、梁三位都找來，告訴他們，我與秦至榮曾用版號定位方法，發現這臺制片機東邊后搭柱有問題，唱片厚重的地方都是這一角，這就不是模子問題，不可能三副模子的問題都出在這一角。方工撫摸著那光滑的搭柱，又拍了下問：“這會有什么問題，好像不可能，梁工問：”你懷疑搭柱有什么問題？”會不會那個搭塊斷裂了？”梁、厚看著那外表光滑的柱子對我的懷疑而懷疑。方工直白地說：“不可能，有斷裂外表會有裂縫出現。現在如新般的，不可能斷的。梁工從鏡片后閃動著眼光，緩緩地說：“這樣，阿拉技術一科新來一位學金相學的女工程師姓顧，我去把她請來，共同研究一下”。其時，厲金如站在一邊看著聽著，因為羊滑經得知這臺車的唱片又有輕重后就去把他叫來。我看了下厲金如，他對我的懷疑也似不信，但由此可以不換模子，待后續處理倒有些心安理得了。當細眼圓臉的顧工來了后，聽我的說明笑笑：“這個便當的，我去交大與我老師聯系一下，將它車去進行檢測就可知道是否有裂縫了”。方工和厲金如都說：“只要將上半截去檢驗就可以了。”于是顧工就說：“那這里有電話嗎？”大家告訴她，在配版間里有。梁、厚陪她去打電話。一會三人回過來說：顧工的老師同意幫助檢測。我問：“要費用嗎？”四位工程異口同聲說：“那當然要。”梁工說：“可能費用還不小呢？”顧工點了頭。方工就說：“這問題不大，這批制片機用了不到一年，真的斷裂了，可讓制造廠家出的。當然，沒有斷裂的話，這費用就得由”他沒說下去。厚工擔心地說：“是要阿拉廠出了是吧。這時突然響起了羊滑經的聲音：“那應該由己已巳出。”

其實，羊滑經來到，我是注意到的。他是從東面銅匠間（即電梯井南面的那間房。不過它東面沒有再隔出一小間而成了進出的通道）里走進車間來的，先走到站在我身后的厲金如身旁，問：“怎么不換模子？”厲悄聲告訴他：“己已巳講，問題不在模子。”幾位工程師都對手拿派工單的羊滑經笑著說：“這不會的。”方工又說：“工作上探討研究不會讓個人出經費。要不，誰還敢研究問題了。”羊滑經笑著說：“要不是斷裂。己已巳不是瞎講亂說了嗎？”我接口：“我與羊頭是冤家對頭，他是恨不得將我再次打倒在地，踏上一腳，讓我永世不得翻身了。”因我是笑著說的，方、梁、厚又不知歷史背景，所以大家都笑了。一周后，交大檢測報告來了：斷裂。方工持單與梁工一起去了原制造廠，原制造廠派人到交大看了檢測照片圖案，答應再翻造一個機身，一切費用由他們承擔。這事以后，厲金如對我的態度有所改變。但也沒有十分融洽，直到九四年我調到人（事）保（衛）科任廠總值班班長，廠里組織一班人為總值班，廠里中層干部不再輪流總值班了，而他也已人到中年，工作調到輔助車間，有次我在值班巡視廠區時，他碰到我，對我說了句：“己已巳，現在像儂這樣認真工作的人沒有了。儂始終是真心實意地認真工作，不容易。”他這樣地說，說明他理解了我。但那是現實生活中人與人的對比與對照，那時的現實生活中看到的許多事兒（后面會講到）使人們包括我在內都產生了“杞人憂天”情結。

八一年初夏時節，我上早班，收到白茆嶺勞改農場的電報，說我父親去世，請來處理后事。我拿了電報找到皇大忠。皇大忠說：“你有三天喪假，可去處理。我通過電話得知，上海至合肥只有夜車，十二小時后到合肥。于是下了班，回家告知阿芳，拿了錢準備當晚就去。徐師傅和阿芳下班回來都對我說：“你要帶兩條香煙去，這樣事好辦得多。”于是我又去買了兩條光榮牌香煙放在書包里。

上海至合肥是直達快車，第二天上午到，在車站吃了中飯又乘長途汽車去白茆嶺。那是一路走在丘陵地帶，起起伏伏的公路，到傍晚到白茆嶺勞改農場總部，接待人員告知今天已沒有我要去的八大隊的車了，讓在招待所住一夜，我問路遠不，回答是：汽車要走三刻鐘，天夜了，你又不認路，明天去吧。我想人家說的合情合理，于是住下，住一晚只要一元伍角，房里有二張鋪，因再沒客人也就我一人住了。第二天一早，在鎮上吃了早飯，問了去八大隊的車在哪乘，老鄉們很熱情，告知：八大隊是留場人員，并詳細告知在哪乘車等，這使我想起前幾年逢年過節前去浙江估鎮等地買菜，碰到那里的農民也是這樣純樸淳厚。

到了八大隊的地方，一位干警一本正經地查看了我的工作證（當時還沒有身份證）。我看旁邊無人，就拿出兩條香煙給了他。他立即轉成了笑臉，告訴我：你父親年老體弱，長年哮喘的，這次沒能熬過去，雖經搶救，但還是走了，你要節哀。然后問，骨灰如何處著。我想：人已燒了，又見不上一面。骨灰帶回去，再找公墓，就要放在家里，不要嚇了孩子們。我岳父的骨灰是留在自己家里樓梯下，沒人注意的，那就沒關系了。所以我說：“你們這里有落葬的地方的話就落葬在這里。”他說可以，你要參加儀式吧。我怕耽擱時間，就說不了，你們全權處理吧。于是辦了一系列手續，他招待我在食堂吃了中飯，下午我趕回到總部，又沒了去合肥的車，只得再在昨天過夜的那房里過了一夜。在喪假第二天上午回到合肥，合肥到上海只有早上的一班車。于是在火車站附近找了間小旅館住下。出市區去看了在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因為我想到棘兒和喆兒今年一個要考高中，一個要考初中。再過三年，棘兒就將考大學了，中科大在國內也算是有名的，看了中科大后去了包公祠，可惜不開門，于是去了不遠處的逍遙津公園。

第三天晚上回上海，回到上海就先去姐家告知，遭姐姐一頓臭罵，責怪我為什么不將父親的骨灰帶回來。我不服氣，就說，他們并沒有等我到了，讓見上一面再行火葬。現在這樣，能保證拿到的骨灰是父親的嗎？再說，拿回來后再找公墓，我將骨灰放在何處？家里嗎？孩子不要嚇煞的。姐說：“我不管，儂去搭我將爹爹的骨灰拿回來。”姐夫倒勸姐姐：“阿弟說的都是實情。是有道理的。”姐姐就是不罷休，我堵氣回家了。后來，姐與阿叔二人去白茆嶺拿回骨灰，直接到寧波，在小舅舅幫助下埋葬在一山上外公外婆的墳旁，后來二十一世紀來臨那山要開發了，又一起遷到一公墓，于03年我和姐一起去寧波掃過一次墓。

八一年秋天的一個下午，我們是中班，皇大忠、敢朝留來找我，讓我跟隨去離廠不遠的在大木橋路上的上海市激光研究所去看光盤。我們車間一起去的還有同時進廠的梁、厚等四位工程師，播控車間的李佈光和二位工程師，輔助車間方工也去了。我是第一次聽得像唱片一樣的叫光盤的東西。一到那里，激光所的人很熱情，拿出光盤給我們看，那光盤逞亮如鏡與我們十二吋唱片一樣大。他們給介紹了世界上光盤的發展情況，他們也希望與我們廠合作研制中國的光盤生產。而后給我們放看了一張光盤，內容是美國電影大白鯊。二個多小時的一部電影全錄在上面了。我看后有點激動，這顯然是唱片事業的新里程了，在回廠路上我就問：“我們廠里什么時候開始著手搞呀？我希望參加。”敢朝留就說：“車間里工人中就叫你跟來。”皇大忠則沉穩地說：“這要很大投資，引進許多設備，若要發展，還得研發播放的設備。”敢朝留又說了句：“假如要發展，在造的九層樓就好派用場了。”皇大忠只是笑笑。后來，時任廠長的老許不愿搞這個工程，就給否定了。時代在發展，九十年代后，世界上光盤發展迅速，逐步替代了唱片，因為光盤不再是大的，小到能放在上裝的下口袋里，而內容比一張十二吋的唱片還要多，而且它的壓制只要二、三秒鐘一張，用料又省。九十年代，八一一廠與外商合作開了光盤公司，我問過，一張光盤成本只要七分錢，而可賣到十五元，我想當年的那位許廠長，實在目光短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