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岡仁波齊》，是因為在微博上發現兩個都是寫字的、我又恰巧都比較喜歡的人，為這部片子撕起來。其中一個說如果在這部電影中，你沒有感動和共情，還有什么理由活在世上？另一個則諷刺：小資們為這種艱苦環境下的畸形信仰而感動，卻親自過一天這樣的日子都會崩潰。
這種類似的撕扯早些年就有，討論的還是藏區因旅游開發而帶來風氣的變化，藏民不再淳樸如初。有人為此痛惜，神圣的土地被玷污；也有人懟那些痛惜的人：憑什么藏民一定要淳樸？憑什么為了保持所謂的純潔與神圣就要讓貧瘠的土地一直貧瘠？
說實話，我不知道該站在哪一邊兒，所以決定買票去看看。故事很簡單，一群人磕著長頭去拉薩、去神山，所有的行李、補給、帳篷都在一輛車頭印著“扶貧”字樣的拖拉機上，整部片子沒有沖突、沒有矛盾，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剛好昨天參加完一個扶貧論壇，看見扶貧兩個字，便忍不住帶入了扶貧思維：信仰上，我們應該尊重任何人，無論這種信仰是因何而生，在何種環境扎根。但在扶貧問題上，我們是否需要以最大的限度尊重成年人的選擇和生活方式？如果窮人本身不想改變現有的生活環境，那么幫扶者該干預到何種程度？
先講兩個小故事：
黔西南的一個貧困村，人均年收入不到三千元，扶貧干部幫助村里的五十個勞力找到了在城里打工的活兒——洗車，一個月一個人收入就有三千塊。可沒干滿一個月，五十個人就全跑了，在大山里自由慣了的漢子們受不了按時按點上下班。
六年前，我跟著一家基金會去云南寧蒗采訪，第一次在大山里看見了牲口棚一樣的住宅。全部是木頭房，窗戶沒有玻璃，因為玻璃運輸不方便。留著窗戶的目的也不是采光，而是方便小牲口進出。恩，他們習慣了人畜混居。退耕還林以后，一家只有一兩畝地。當地政府組織村民集體搬遷，在山下建好了房子，拉好了電線，一戶一戶動員。可村民就是不搬，他們堅持祖輩傳下來的信念：住在山上，是人上人。
這樣的故事，每個做過扶貧項目的公益人，或者參與過扶貧的基層干部都能隨隨便便講一百個，還更有甚者。國家定的扶貧目標是到2020年農村全部脫貧，這是硬性指標。如果尊重這些人的選擇，可能有相當可觀數量的人會一直生活在貧困線下。我們，該怎么辦？
回到電影里，我又想起那個印著“扶貧”字樣的拖拉機，它后來在公路上被一輛私家車撞倒，因為附近沒有修車點，車頭便被朝圣的人丟在了路上。那是全片我印象最深刻的情節：幾個男人把撞翻的車扶起來，看了看車頭，發現壞了，其中一個人便提議說把車頭扔了吧，我們拉著車斗走。所有人沒有一秒種的猶豫，就在車斗上拴了繩子，拉著走了。
瞬間觸動我的是：他們太堅定太單純了，一心只想抵達神山，只想朝圣。沒有一個人考慮那輛車的價值，那只是朝圣路上幫他們拉東西的載體，而已。東西壞了，他們就自己拉。導演沒有交代那輛車的來源，但作為扶貧物資，它的屬性無疑被篡改了。
可這不是朝圣的人們思考的，他們心里只有信仰。就像他們也不會去想，讓一個九歲的小女孩幾個月不上學究竟是不是正確。因為他們堅信這就是正確的，他們堅信磕長頭會漲見識。
會讓人感到幸福的是，前面兩個故事都有很好的結局：當地政府或聯合公益機構或聯合企業，通過產業扶貧，在當地給農民們創造了增產模式，讓農民在家門口創收。落后生產力的改變，讓人們思路也有了變化，那些山上的“頑固分子”也陸續搬下山來。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說明了一種可能：一些人，一直在堅持一種信念，是因為他們別無選擇。貧瘠的土地開不出鮮花，他們只有把信仰幻化成純潔的雪蓮。我們，可以為雪蓮感動，但不應該鼓吹，而是應該告訴他們世上還有更遠的路，還有更美的花。
即便寫到這兒，我仍沒想清楚，那些磕下的頭到底是愚昧還是信仰？那些磕頭的人到底是無知還是虔誠？又或者，愚昧和信仰之間，無知和虔誠之間，本來就沒有什么界限。
電影里有很多淚點，但讓我微微一笑的是，喇嘛抱著在朝圣路上出生的寶寶，為他誦經祈福，那寶寶的屁股，是裹著尿不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