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友紅葉拂水在《時差黨征文｜這是我第一次坐飛機》后評論：母愛女長江長，女愛母扁擔長！不解其意，紅葉君向我們講述了一個古老的故事。

很久以前，有一個小山村，村口有一條河，河上有座木橋，人們進出村子都必須經過這座橋。

一個大雨天，媽媽帶著年幼的兒子匆匆往家趕。雨大路滑，兒子一不小心滑落水中。媽媽看到后“噗通”緊跟著跳了下去，一把抓住兒子。

這時媽媽才想起自己不會水，只能拼命托著兒子在水里撲騰。危急關頭，一位水性好的同村經過，將母子倆救了上來。

幾十年后，兒子已壯年，媽媽卻年老體衰，步履蹣跚。

一天，母子倆打橋上過，突然媽媽一個趔趄，一頭栽了下去。兒子聽到聲響，回頭看到媽媽落水，橋離水面不高，他連忙把手里拿著的扁擔伸下去，喊媽媽快抓住。

老媽媽努力地伸著手，可怎么也夠不著，兒子悲哀地持著扁擔杵在橋上，眼瞅著河水把媽媽越沖越遠……

一天后，鄉親在下游找到老媽媽的尸體，不禁抹淚哀嘆：母疼兒是長江水，兒孝母是扁擔長啊。”

雖說是故事，但要表達的，確是我們大多數人都有的切身體會——母親愛孩子掏心掏肺，孩子愛母親總不那么完全徹底。

很小的時候就聽過“孩子是母親身上掉下的肉”，自己經歷了十月懷胎的艱辛，生產時一夜一天生不如死的陣痛，終于做了母親。

每當靜靜地看著孩子酣睡時嫩嫩茸茸的小臉，心頭都涌起無限柔情，不止一次地想到，從今以后，此生就為這個小人兒而活了。

這是發自內心本能的情感，沒有辦法的事情。對于后代，從責任上說，我們把他們帶到這個世界上，要對他們負責；從習慣性來說，他們一直是在我們的照顧下長大，對于他們，我們習慣了付出。

而對于父母正相反，我們習慣于被他們照顧。小時候，他們在我們眼中是無所不能的，我們大了，也鮮少意識到他們是需要照顧的。反而有個什么困難、麻煩事最直接的反映就是找爸媽。

拿自己來說，出嫁后第一年冬天，回娘家的路上看見有賣雪里紅的，自己喜歡吃，又想到家中也多了口人，就買了兩捆帶到娘家。可巧，姐喜歡吃蘿卜干，也剛拖了一麻袋蘿卜丟到娘家。媽不禁感嘆：“你們姐倆可‘真好’！”

說歸說，還不是該洗的洗，該曬的曬，腌好后一袋袋往我們小家帶。

更別說我們有了孩子，仿佛天經地義地叫媽幫著帶，媽似乎也覺著是義不容辭的責任，總是二話不說，隨叫隨到。

媽疼我們真正是長江水，而說起我們疼媽，也就是只有扁擔長，孝則孝矣，順總不足——總是以自己的認識、好惡去管束、去抱怨，有時冷靜下來甚至自己都覺得過分，發出“幸虧是親媽，不是婆婆！”的感慨。

父母終究有他們那個時代留下的印記，有他們的行為習慣和認知局限，矛盾沖突不可避免。

自然也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順，都能順。日常生活中，原本沒有什么原則性的、大是大非的問題，相處愉快的方法，更主要的可能要靠我們小輩能順則順，不能順時也要想方設法化解。

曾經看過另一則故事。

一位有錢人帶母親去診所鑲牙，任憑醫生三寸不爛之舌推薦，母親還是選了最便宜的那種。

醫生無奈地抬頭看向那位西裝革履派頭十足的兒子，希望他能有所表示，他卻只顧在邊上打電話抽雪茄，問都不問。

醫生只好按母親的選擇確定下來。母親顫顫悠悠地從口袋里掏出一個布包，一層一層打開，拿出錢付了押金，約了一周后再來。

兩人走后，診所里的人都大罵這個有錢兒子，說他衣冠楚楚，吸著上等的雪茄，卻不舍得花錢為母親鑲一副好牙。

正當他們罵得起勁時，有錢兒子折回來，對醫生說：“麻煩您給我母親鑲最好的烤瓷牙，差多少錢我補上。不過您千萬不要告訴我母親，她非常節儉，我不想讓她不高興。”

這個故事讓我想起給媽買衣服的事情。

帶媽去買新衣服，想讓她挑自己中意的，可總是乘興而去，敗興而歸。

是因為她形體特殊難以買到合身的嗎？她一直跳廣場舞，七十多歲的人了，背不駝腰不彎，還能做“一字馬”，身材保持的像跳芭蕾舞的。個子中等偏高，簡直就是標標準準的衣服架子。

試衣服的時候不但售貨員夸，時有其它顧客邊贊邊露出艷羨的目光，可她就是相不中。不是嫌太短就是太長，不是有點肥就是有點瘦，要不就是太花怕人笑話。

逛幾個店后，我就不耐煩了。幾次下來，也不愿意再帶她逛街買衣服了。

然而，我們母女的身材差不多，我不穿的衣服，她會挑撿一番，能穿的，會美美地穿在身上，穿上去也確實顯得年輕瀟灑風度好。

說到底，媽還是舍不得花錢，不管是花自己的，還是花女兒的，都舍不得，即使衣服并不貴。

于是我也學著使起心眼，感覺她能穿的就買下，說自己衣服太多，穿不過來，她也就美滋滋地拿去穿了。

一句“母疼兒長江水，兒孝母扁擔長”，道盡了母子注定不對等的愛。孝容易，順難為，我們更應該竭盡所能地滿足父母的心愿，讓只有扁擔長的孝變得豐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