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中透視美國的陪審員制度（4）

（二）反思

你們施行審判，不可行不義，不可偏護窮人，也不可重看有勢力的人，只要按著公義審判你的鄰居。

——《舊約·利未記》19:15

是誰殺死了知更鳥？

電影《殺死一只知更鳥》（To Kill a Mockingbird）［89］提出了問題卻沒有給出答案。這種答案是電影留給我們反思的。原著的多義性被電影以一種簡化的方式處理了，然而喪失的部分正是問題的答案。

故事由阿蒂克斯?芬奇（Atticus Finch）的女兒斯庫特講述。

斯庫特和哥哥杰姆的童年是在對拉德利小屋的恐懼和好奇中度過的。隨著父親阿蒂克斯接手湯姆·魯賓遜的案子，他們的童年也要結束了。

白人無賴尤厄爾指控黑人湯姆·魯賓遜強奸了他的女兒。泰勒法官指定阿蒂克斯為被告的辯護律師，阿蒂克斯接受了。一個在今天看似普通的舉動，在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南方小鎮炸開了。針對阿蒂克斯“為黑鬼幫腔”的指責撲面而來，家族內的人也不能理解，“說阿蒂克斯是家族的災星”。“那一年，學校里議論紛紛，都在說他為湯姆·魯賓遜辯護的事，沒有一個是稱贊的”。［90］

隨著湯姆·魯賓遜一案的進展，威脅、謾罵、詛咒也一路緊隨。庭審即將結束，最后阿蒂克斯總結陳述——這一段震撼人心。

“先生們，……我會簡要地說，不過我想利用和諸位在一起的剩余時間，再次提醒大家，判定這個案子并不困難，不需要對復雜的陳述事實進行嚴密篩選查證，但她確實需要你們能夠超越合理懷疑再判定被告有罪。首先，這個案子根本就不應該上法庭。這個案子像黑白一樣簡單分明。

“控方拿不出絲毫的醫學證據，來證明湯姆?魯賓遜被指控的罪行發生過。相反，這些指控都建立在控方兩位證人的證言上，而他們所提供的證據，不但在交叉訊問時漏洞百出，而且受到了被告的斷然反駁。被告無罪，但今天出庭的某個人卻有罪。

“我對控方的主證人只有滿懷的同情和憐憫，但是，我不能因為憐憫而允許她把一個人的生命置于死地，而她極力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要擺脫自己的罪惡。

“我說罪惡，先生們，是因為罪惡激發了她。她沒有觸犯法律，她只是違犯了我們社會由來已久的固定法則。這種法則非常嚴格，不管是誰違犯了它，這個人就要被我們的社會驅逐出去。她是極度貧困和無知的受害者，但是我沒法可憐她，因為她是個白人。她完全清楚自己是膽大妄為，可是她的欲望強烈到了要去違犯這個法則，她執意要去違犯它。她執意妄為，而且她后來的反應我們大致也知道了。她的做法類似于孩子的行為——她想轉移自己犯罪的證據。但在這個案子里，她不是個想把偷來的贓物藏起來的小孩：她是要抹殺她的受害人——不得已，她須要把他處理掉，她須要把他從她眼前，從這個世界上除掉。她須要銷毀自己犯罪的這一證據。

“她犯罪的證據是什么呢？就是湯姆?魯賓遜，一個大活人。她須要把湯姆處理掉。因為湯姆的存在，讓她每天都會想到自己做下的事。她做了什么呢？她勾引了一個黑人。

“她是個白人，卻勾引了一個黑人。她的行為在我們這個社會中是令人不齒的：她吻了一個黑人。不是一個黑人老伯伯，而是一個年輕力壯的黑人。她在違犯之前并不在乎什么法則，但是過后卻被它擊垮了。

“她父親看見了，而且被告在陳述事實時也談到了。她父親做了什么，我們不得而知，但是一些間接證據表明，馬耶拉曾被一個左撇子打得很厲害。不過尤厄爾先生的一部分行為我們是知道的：他做的是任何一個虔誠、堅強、有尊嚴的白種男人在這種情況下都會采取的行動——他通過宣誓指控罪名使得簽發了逮捕令，而且毫無疑問他是在用他的左手簽的名，而現在湯姆?魯賓遜就坐在你們面前，宣誓時用的是他唯一好使的那只手——他的右手。

“他這樣一個安靜、禮貌、謙遜的黑人，純粹因為魯莽而去‘可憐’了一個白種女人，卻不得不去用自己的證詞去對抗兩位白人。不需要我來提醒大家那兩位在證人席上的表現，你們自己都看到了。控方的證人們，梅科姆縣警長除外，在你們這些先生面前，在整個法庭面前，表現出一種可恥的自信，自信他們的證言不會受到懷疑，自信你們這些先生會和他們秉持同一種假設——邪惡的假設，即所有的黑人都撒謊，所有的黑人都不道德；即所有的黑人男子在我們的女人面前都不規矩，這種假設關聯著他們的精神品質。

“這種假設，先生們，我們都知道，它本身就是黑暗得像湯姆?魯賓遜的皮膚一樣的謊言，一種我用不著向你們揭穿的謊言。你們都知道真相，真相就是：有些黑人撒謊，有些黑人不道德，有些黑人在女人面前不規矩——不管她們是黑種女人還是白種女人。但是，這種真相適用于人類所有的種族，而不僅僅是某個特殊的種族。在這個法庭里的人，沒有人沒撒過謊，沒有人沒做過不道德的事，沒有一個男人會看女人時從來不帶欲望。”

……?……

“先生們，在我結束之前，我還有一件事要說。前總統托馬斯?杰斐遜曾經說過，‘一切人生來平等’，北方佬和華盛頓行政首腦的賢內助最喜歡拿這句話來攻擊我們。在今年，也就是一九三五年，產生了一種傾向，有些人斷章取義地采用這句話，去適用各種不同的情況。我能想到的最可笑的例子，是那些管公立教育的人，他們讓愚笨懶惰的學生和勤奮聰明的學生一道升學——因為‘一切人生來平等’，教育者們會這樣嚴肅地告訴你，于是落后的孩子就要承受自卑的痛苦和折磨。我們知道，人并不像某些人強迫我們相信的那樣生來平等——有些人比別人聰明，有些人生來就比別人占優勢，有些男人比別的男人掙錢多，有些女士的蛋糕比別的女士做得好——有些人天生就比大多數人有才華。

“可是，在這個國家里，有一種方式能夠讓一切人生來平等——有一種人類社會機構可以讓乞丐平等于洛克菲勒，讓蠢人平等于愛因斯坦，讓無知的人平等于任何大學的校長。這種機構，先生們，就是法庭。它可以是美國聯邦最高法庭，可以是最基層的地方治安法庭，也可以是你們現在服務的貴法庭。就像任何社會機構一樣，我們的法庭也有它的缺陷，但在這個國家中，我們的法庭是最偉大的平等主義者。在我們的法庭中，一切人都是生來平等的。

“我不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會絕對相信我們法庭和陪審制度的完善與公正——那對我來說不是理想，而是活生生的工作現實。先生們，法庭不會比坐在我面前的你們陪審團的每一位成員更完美。法庭只能和它的陪審團一樣健全，而陪審團只能和它的每一位成員一樣健全。我對你們這些先生充滿信心，我相信你們會公正、理性地重新審查所得到的證據，做出一個裁決，放這位被告人回家。以上帝的名義，盡你們的神圣職責吧。”［91］

平時在涉及到白人和黑人訴訟的案子時，陪審團五分鐘之內就會裁決黑人敗訴，今天他們卻用了三四個小時，但結果依然沒有改變——湯姆·魯賓遜有罪。

杰姆和斯庫特感到不公和震驚。為什么連小孩子都明白的無辜會被陪審團裁決有罪呢？這是一樁罪惡，一樁殺死知更鳥的罪惡。

你射殺多少藍鳥都沒關系，但要記住，殺死一只反舌鳥就是一樁罪惡。［92］

反舌鳥只唱歌給我們聽，什么壞事也不做。它們不吃人們園子里的花果蔬菜，不在玉米倉里做窩，它們只是衷心地為我們唱歌。這就是為什么說殺死一只反舌鳥就是一樁罪惡。［93］

可是，故事并沒有就此結束。尤厄爾一直懷恨在心，伺機報復。一天夜里，他趁孩子們晚歸，襲擊了杰姆和斯庫特。緊急時刻，阿瑟·拉德利救了他們。這位怪人拉德利在孩子們心中一直是這樣一副形象：“根據腳印推算，怪人身高約六英尺半；他生吃松鼠，還有任何他能夠抓住的貓，這就是他手上滿是血污的原因——如果你生吃動物，你就永遠也洗不掉那些血污。他臉上橫著一條長長的鋸齒狀傷疤；他的牙齒又黃又爛；他的眼睛鼓凸著，嘴里不時流著口水。”［94］原來他也是一只知更鳥。

怪人的秘密揭開了，杰姆和斯庫特的童年也結束了。但在其他孩子的眼里，怪人依然還是怪人，黑人終究還是黑人。“有一種東西不能遵循從眾原則，那就是人的良心。”［95］但是孩子們不懂。也許下面這首童謠能給我們一些啟示。

十個小黑人

十個小黑人出外用膳；

一個噎死，還剩九個。

九個小黑人熬夜到很晚；

一個睡過頭，還剩八個。

八個小黑人在丹文游玩；

一個說要留在那兒，還剩七個。

七個小黑人在砍柴；

一個把自己砍成兩半，還剩六個。

六個小黑人玩蜂窩；

一只黃蜂叮住一個，還剩五個。

五個小黑人進入法院；

一個被留下，還剩四個。

四個小黑人到海邊去；

一條紅鯡魚吞下一個，還剩三個。

三個小黑人走進動物園里；

一只大熊抓走一個，還剩兩個。

兩個小黑人坐在太陽下；

一個熱死，只剩一個。

一個小黑人終于活了下來；

最后結了婚，一個也沒有了。［96］

有罪的不是陪審團，是我們自己。

法律能夠為我們做什么？

或許我們應該“以生活的真諦而不是世俗的眼光探尋真相”。

尼基塔?米哈爾科夫自編、自導、自演的俄羅斯［97］電影《十二怒漢》（12 razgnevannyh muzhchin）［98］在西德尼·呂美特1957年版整體故事框架的基礎上加入了車臣背景，并進一步深化，將故事推上了形而上學的高度。

車臣少年被指控殺害了他的養父，一名退役的俄羅斯軍官。法庭為他指定了一名辯護律師。三天的審判之后他們把少年推給了陪審團。俄羅斯和車臣之間糾纏了幾百年的恩怨也將在法庭上了斷——這樣看起來才不會是勝利者對失敗者的施暴。

法院與學校毗鄰。法院在學校租借了一間教室作為評議室。這是一間破舊的老式建筑，蘇聯期間修建的管道裸露在墻外，老化的電線也無人更換。國家再大，也顧不上這么一個小地方，盡管它是一所學校。陪審員在這里發現了注射器和胸罩（毒品和性），時代不一樣了。

一系列激烈的斗爭之后，十一票贊成少年無罪。沒有幾人是被案情的疑點說服的，他們的裁決更多的是基于人性的發現和自我的救贖。

故事一：窮教員的故事

我很愛我的妻子。我們那時住的地方很小，連像樣的家具都沒有，甚至寒酸的連桌子都沒有，要在地上吃飯。那時我是物理所的窮教員，整天只關心自己的科研。我妻子不得不做三份工，勉強維持生計。后來，我發明了一種新型的隧道二極管。大家都祝賀我，還獎勵了我50盧布，叫我負責新的科研項目，我帶著三年工作的獎勵，那50盧布回到家。我妻子看著我，那眼神就像你們現在一樣。之后一個外國公司，要高價購買我的專利，可我不同意，我想把專利應用在自己的國家。我到處推銷，大家都說這專利“棒極了”，但是卻沒人購買。我開始喝酒，酗酒成性。我丟了工作，老婆也走了；可是我只是沒日沒夜地喝酒，從早醉到晚，那些日子太可怕了。有一天，我感到自己快死了，我一點都不害怕，相反卻很高興，我只希望自己能早點解脫。我開始尋死。我挑釁警察，騷擾別人，被打被砍。我露宿大街，在醫院進進出出，經常被打的皮開肉綻，可我每次又都死里逃生。我總是沉浸在過去中無法自拔，自暴自棄；可我卻對臥軌或者跳樓這些死法恐懼至極。我不知道為什么，就是覺得恐懼。一天，我在火車上，爛醉如泥，衣冠不整，渾身酒氣。火車上坐滿了人，而我則借酒鬧事，大嚷大叫，口出狂言，可心里卻喜滋滋的，我為自己的卑劣下流而高興。我只希望有個人，把我扔出火車，我好撞在鐵軌上腦漿迸裂而死。可車廂里的人都靜靜地坐著，他們都臉轉向別處，靜靜地坐著，只有一個女人和她5歲的小女兒除外。我聽到那個小女孩說：“媽媽，那人瘋了，我好怕！”但是那女人說：“不，他沒有瘋，他只是非常、非常傷心。”我后來把專利賣給了外國公司，現在基本上一半的手機都用到它。我也有了工作，不過這些都不重要。火車上的那個女人現在成為我的妻子，那個小女孩成了我的女兒；我們還有一個兒子，今年4歲。也許那個孩子，確實應該死在監獄，也許那就是他的命。而我，我也早該路死街頭；可我沒有。因為一個人，就因為一個人比其他人稍稍關心了我一下。

故事二：庫亞叔叔的故事

我們都有自己做事的方式，都有自己的習慣。你們知道么，我有個叔叔，住在沃羅涅什附近，是個水暖工？那可是個好差事。他慷慨友善，大家都喜歡他。雖然他喜歡喝酒，但是人不壞，也只是偶爾喝喝小酒。城中心有個廣場，在那里有老虎機。“兄弟機”，他們管那東西叫“兄弟機”。庫亞叔叔不賭博，可發工資那天，他喝醉了，去了老虎機那兒；他的錢全輸光了，一分不剩。他想，我現在怎么回家，怎么對我老婆交代？難道和她說：“我的錢全輸光了？”“我還是死了算了。”但是有人告訴他，附近有個地方能借到錢。所以他就去了。那的人對他說：“好吧，我們可以借你錢，不過利息不低，而且5萬塊起借，所以要借就借5萬，否則就滾蛋吧！”他怎么做了呢？他借了5萬塊，又回到老虎機那兒，然后，把錢又都給輸了。5萬塊全輸了，現在該怎么辦呢？該怎么辦呢？結果他跑去上班了，對老板說：“給我5萬塊！”——“什么？你瘋了嗎？”——“瘋了？你給我等著。”他回到家，拿了槍和子彈。之后回來，可老板早不知道跑到哪去了。他跑到財務科，那里只有女職工。他劫持了三個人質，一下子變成了恐怖分子。他叫他們拿個木桶放在外面，上面有個紙條，上面要求5萬7千盧布，一棟豪華公寓，一份工程師的工作，還要求一架飛機飛到他指定的地點。既然他需要坐飛機逃跑，還要什么工作呢？不過這都不重要。那些女人喊道：“庫亞叔叔，你這是干什么？”可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那些人打開保險箱，拿出800盧布，一個跑去買了半箱伏特加還有冰激凌。這時警察來了，還有狙擊手。“他是恐怖分子！殺了他！開火！”但是警長說：“不！不準開槍！我要進去和他談談！”多勇敢的人啊，手無寸鐵的就進去了！庫亞叔叔拿槍指著他說：“我要殺了你！”警長說：“不！你不會的！”——“為什么？”——“因為我才是老大。”聽他這么一說，庫亞叔叔就放下了槍。他們圍著伏特加坐了下來，一起喝酒，一起放聲大哭。之后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他本來會被關進監獄，或者被槍斃，他可是恐怖分子啊！可那個警長，真了不起，什么也沒追究。庫亞叔叔一直努力干活，還清了債務，當然我也幫了不少忙。警長也升了官，后來做了商人。那老虎機也被毀了，但是不是庫亞叔叔給毀的，我不知道……好人應該被寬容，但是壞人……

故事三：墓地主任的故事

為了達到目的，總是會有人不擇手段。這種事情比比皆是：建筑工程、醫院，連墓地也不例外。我不知道倫敦怎么葬狗，但我知道墓地怎么葬人。我當了8年的墓地主任。想象一下，你們深愛的人死了，對于一個普通的葬禮來說，你們到墓地去，葬禮有親朋好友出席；旁邊還站著一個老太太。她看看墓地說道：“天啊，可憐的人！”親朋們說：“你說什么？”他們往墓地里望去，發現里面全是水。怎么會這樣？該怎么辦呢？總不能讓深愛的人安息于沼澤吧！那個老太太小聲給他們出主意。家人走到挖墓人那里，說道：“先生，墓穴里有水，您想想辦法吧！”他解釋了一下出水的原因，之后把墓里的水鏟走，但是又有水滲出來。大家都驚呆了。那老太太向家人示意旁邊的一個墓地，那里沒水，也很干凈。精彩的部分來了。親朋們問那個挖墓人：“我們能不能換個墓地？”——“你們瘋了嗎，那里15分鐘之前剛埋了一個人？不可能的，別想了。”家人跪下，含淚乞求道：“先生，幫幫我們吧！我們給你錢，需要多少？”剩下的部分就簡單了。他看了看那些人的打扮，說道：“2000塊。”對有的人，他可能開價500，不過要是窮人，他根本就不會搭理。就這樣，死者有了一塊干爽的墓地。家人走了，那老太太得了500塊勞務費。他們把墓地下面的塑料布拿了出來。15分鐘后，墓地干了；而那個挖墓人已經把另一塊墓地弄濕了。就這樣！你們干嘛看著我？你們不也是這樣嗎？大家都這樣，各有各的賺錢方法。是不是，老兄？我手上的勞力士就是靠那招買的，我不隱瞞。不過，我也用那錢修建禮拜堂；用那錢施舍墓地外的流浪漢，他們總得吃飯。我用那錢在莫斯科郊外830公里的地方，也就是我出生的地方，蓋了座學校。那里連健身房都有，不信你們自己去看看。沒有像這兒的管道那樣的東西，那里都用地下管線，電腦房都配置液晶屏，老師的薪水都不低。還有校車，接送遠道的學生。你要是問當地人：“建學校的錢是哪里來的？”只要有學校，他們才不在乎究竟錢是哪里來的。既然沒人愿意出錢，我就用死人的錢幫活人。

故事四：爸爸和兒子

我和兒子住在一起，他今年20歲，91年的時候才6歲。90年我老婆離開了我，和一個美國佬跑了。他媽的！孩子當時很害怕，我騙他說他媽媽旅行去了，過幾天就會回來。當時我媽媽照顧孩子，我就靠開出租沒日沒夜地賺錢維持生計，根本就顧不了家。開車的人永遠不用擔心找不到女人。有一天，我開始約會一個女人；她長得并不漂亮，之后我們就住在一起。我對她要求不高，做飯、洗衣、照顧孩子。她好像也挺喜歡我兒子，我兒子叫尼古拉。我也記不得從什么時候開始，她開始對我數落我兒子，他很懶啊，表現不好啊！我把他叫來，問他：“是這樣嗎？”他看看我，笑著說：“對，爸爸！”然后就把目光轉開。我打了他。有一天我實在忍不住了，我記不得那女人對我說了什么，反正我是火極了，我沖進他的房間，把他從床上拽下來，打他。那女人什么話也沒說，突然她開始流鼻血，接著就尖叫起來：“兇手！殺人犯！你這是干什么？難道要把孩子打死嗎？”事情就這么開始的。我打他，女人看到的就是血腥和殘忍。而我兒子，就好像他對這一切很期待一樣，他不哭，只是眨眼和微笑；不停地眨眼，但是卻不哭。我打他，打得他頭破血流，可他卻不停地眨眼微笑，眨眼微笑。一天晚上，我醒來聽到水聲。我走到浴室，看到他正在洗床單，他尿了床。那孩子，他坐在角落里抱著床單，面帶微笑地望著我，眨眼微笑，就好像他總是有罪的樣子。那表情、那微笑，他望著我，雖然我沒做錯什么，但是我心靈深處，感覺自己就是我兒子的劊子手。之后我們又有了一個孩子，是男孩。他那時4歲，很調皮。我輕輕地打了他。“啪！”天啊，那女人扔了熨斗來打我，我差點就廢了。我可以打自己的兒子，就碰了碰她的兒子，她就要殺了我。之后她帶著孩子去了她親戚家。我晚上開出租。有一天我都已經出門了，但是就好像有人抓著我的脖領子一樣，我轉過身，看到家里還亮著燈。我跑回家，到處都找不到他，當時已經凌晨3點了。我聽到衣櫥里有動靜。我打開門，看到他坐在那里，面帶微笑地看著我，還是眨眼，不停地眨著眼。我對他說：“兒子，你干什么呢？”我把他拉出衣櫥。我抱著他，他也緊緊地抱著我。他看著我，眨著眼，面帶微笑，背后藏著什么東西。我問：“兒子，那是什么？”我抓著他的手，就像這樣。他手里拿著個繩圈，用我的皮帶做的繩圈。我不知道自己臉上是什么表情。但是他抓著我，抱著我，緊緊地摟著我，輕輕地喊著：“爸爸，不要，爸爸！”不停地喊著：“爸爸，不要，不要！”面帶微笑地說著：“不要，爸爸，不要！”笑著說：“爸爸，不要……”

在投上最后一票之前，從軍官職位上退休的畫家猶豫了。如果畫家也投上無罪票，少年就會被釋放。少年肯定會尋找真兇，為父報仇。同時兇手也會尋找他，欲除之而后快。如果少年被終身監禁，在牢里尚能保命。在監獄里比放出來活得久。再說，無親無故的少年出來后該在何處棲身呢？他可能因仇恨而投入戰爭，也可能因生存所迫而去犯罪……少年的性命已然是未定之數。

法律能做什么？所有的事情都不會改變，就像40年前遺留的管道無人理睬一樣。除非把真兇繩之于法，可是誰在乎呢？

無論陪審團怎樣裁決，少年的命運都不會改變。

最后，他們集體決定把囚禁的小鳥放出來，盡管迎接它的將是暴風雪。之后，小鳥的生存就要依靠陌生人的善意了。這，無關乎法律。

同樣，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的最后一段冥想，《三色：紅》（Trois couleurs: Rouge）［99］思考了人類在世間的處境。

日內瓦［100］大學學生兼職模特范倫媞娜和一位憤世嫉俗的退休法官，因為一只牧羊犬聯系在一起。法官告訴范倫媞娜，他正在竊聽鄰居們的電話。隨后他們聽到了一段一個男人和他的同性戀人的纏綿情話。法官告訴范倫媞娜，這個男人正是他隔壁的鄰居，如果她自認為有理可以去告訴那個男人他正在遭受竊聽。范倫媞娜跑過去敲開了那個男人的門。當她看到那個男人溫柔賢惠的妻子和聰明可愛的女兒，她選擇了保守秘密。她不忍心傷害這樣一個幸福的家庭。

法官說他一輩子都在聽別人談話，但是他不知道誰對誰錯。通過竊聽，他至少可以找到真相，而且比在法庭上更為清楚。真相總有一天會公布，那個男人的家庭遲早會破裂，女兒的世界觀會顛覆……我們能做什么呢？

法官告訴范倫媞娜，透過窗子看到的那個正在通話的男人掌控著一大宗海洛因買賣，他的日本手機竊聽不了，大家誰都治不了他，他也從不出面交易……

接著，他們又聽了一段母女之間的對話。媽媽假裝心臟病發，編造各種各樣的理由欺騙女兒，希望女兒來看她。但是女兒不相信她。她需要女兒但是女兒不需要她。如果有一天她死了，還需要法官通知她女兒。

法官回顧自己的一生，對與錯的問題也在不斷困擾著他。

35年前，他無罪開釋了一名水手。這是他最為難熬也最為重要的案件之一。他知道水手并非無辜，但是后來也沒有再追究。多年之后，水手結了婚，生了三個小孩，一個兒子，平平靜靜地過日子。

法官拯救了水手，可是他到底又能釋放得了多少人呢？

法官無兒無女，孤獨一生。年輕時，他深愛的女人背叛了他，投進了雨果·歐柏林的懷抱。他也不知道原因。后來女人意外死亡，他留在日內瓦做了法官。后來有個案子擺在他面前，被告叫雨果·歐柏林。法官判他有罪，原因是他蓋的一棟大樓倒塌，造成不少傷害。這個判決合法，但隨后法官申請了退休。

對與錯的分野在一念之間；在這里，法律也無法辨別。這不僅是法律的困境，也是人類的困境。

事實上有罪而證據上無罪而被陪審團判處有罪，和事實上無罪而證據上有罪而被法官判處有罪，哪一種是正義呢？

法律本身也無法回答我們。

誰殺了知更鳥

誰殺了知更鳥？

是我，麻雀說，

用我的弓和箭，

我殺了知更鳥。

誰看見他死去？

是我，蒼蠅說，

用我的小眼睛，

我看見他死去。

誰取走他的血？

是我，魚說，

用我的小碟子，

我取走他的血。

誰為他做壽衣？

是我，甲蟲說，

用我的針和線，

我會來做壽衣。

誰來挖墳墓？

是我，貓頭鷹說，

用我的鑿子鏟子，

我會來挖墳墓。

誰來當牧師？

烏鴉說，是我，

用我的小本子，

我會來做牧師。

誰來當執事？

是我，云雀說，

只要不在夜晚，

我就會當執事。

誰來拿火炬？

紅雀說，是我，

我立刻把它拿來。

我將會拿火炬。

誰來當主祭？

是我，鴿子說，

我要哀悼摯愛，

我將會當主祭。

誰來抬棺？

是我，鳶說，

如果不走夜路，

我就會來抬棺。

誰來扶棺？

是我們，鷦鷯說，

還有公雞和母雞，

我們會來扶棺。

誰來唱贊美詩？

畫眉說，是我，

她站在灌木叢上，

我將唱贊美詩。

誰來敲喪鐘？

是我，牛說，

因為我能拉牦。

所以，再會了，知更鳥。

空中所有的鳥，

全都嘆息哭泣，

當他們聽見喪鐘，

為可憐的知更鳥響起。

啟事

通告所有關系人，

這則啟事通知，

下回鳥兒法庭，

將要審判麻雀。［101］

麻雀之后又是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