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下午，我院五樓小會議室燕園醫院管理直播課堂播出了《醫患關系的文化心理背景》講座，由北京大學心理學博士韓菁教授授課。
韓教授提出的觀點，揭示了東西方醫者受到不同對待的背景根源。
首先，東西方醫療機構的起源不同。西方的醫院起源于意大利教堂，神職人員幫助窮人，為他們提供免費食物和救治，由此發展來的醫院便和神聯系在一起，不容質疑和褻瀆。而中國古代的行醫者一般是獨立個體，背著藥包走天涯，時常還會受到客大欺店的窘迫。這種國人意識一直延續至今。
其次，人的行為受到宗教信仰、道德和法律的約束。以汶川和玉樹地震為例，玉樹的藏族同胞相比汶川的漢族和羌族同胞們，因為他們相信生命的輪回永生，所以對于災難并沒有那么悲痛，而大多時候國人們都認同——只有今生可留戀，所謂逢病必求醫，遇死不甘心。
西方人認為自己的一舉一動都被全知全能的上帝看見，以信仰約束自己，而中國人多依賴所謂“天地”的監督，這種約束程度不夠高。患者們為了安撫自己的內心，緩解恐懼和焦慮，希望得到格外關照和用心對待，常將“塞紅包”作為潤滑劑，使得醫生左右為難，惶恐不安。其實絕大多數醫生，無論有無“紅包”，對待患者的治療都無本質區別。另外，有些患者作為醫療知識的弱勢群體，心理處于弱勢，認為受到了歧視，需要心理補償，在獲得機會時，可能便會抓住錯誤，得理不饒人。
相比西方宗教信仰的強烈，現代中國民眾的宗教信仰較為匱乏。沒有內心的宗教信仰，國人只能以道德和法律為行為約束。但道德從古至今多是以為家族光宗耀祖為基礎，現代的工業化城市，家族逐漸消失，人們不再受限于熟人社會的牽絆和指責，出現了許多沒有道德的人。
因此，醫者的權利只有依靠法律維系，但醫者們常常為了榮譽、業績和醫患關系，委曲求全，不維護自己的權利。醫者應有愛心，但不該妥協。公民社會，每個群體都要用法律維權保護自己。而公正的法律也應選擇站在正確，而非弱勢的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