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分享中國的古經--《尚書》，她是人類與天道的對話
今天小編和大家分享中國的古經--《春秋》，她便是史官對上天的工作匯報。
《春秋》，實質為《魯史》。
一本記錄了魯國兩百多年所歷之大事，由歷代的魯國史官所記載。上文才剛剛說到古人不會濫用神圣文字為某人或某國做傳記，怎么這立馬就改口了？要想說清楚這事還得接著上文關于權威變遷開始談。
早期的史官是神職人員，他們對上天神靈有崇高的敬畏之心。直接肩負著為上天回饋真實信息的使命。
史的來源
中古時代神權與王權是分離的，且神權高于王權，巫師掌握神權，而祭司、首領掌握王權（執行權）聽從巫師的旨意行事。
周代之后，巫師從神壇逐漸跌入社會底層，王（祭司）掌握神權，使得神權與王權出現了高度重合，當時面臨其重要的問題，如何使王（祭司）不濫用權威？
于是周代的老祭司們就設定了一個制度，祭祀活動中的神職由祭司擔任，而祭祀活動最為關鍵的告天詞由另外一個人書寫，這就是‘史’的來源，專門書寫祭祀告天詞的人稱為‘史’。史官且父子相承，王與諸侯掌管祭祀權但必須配史官，同時又無權干涉與撤換，有效的監控了權威的濫用！
神權的沒落
該制度運作了四五百年左右來到春秋末年，神權沒落禮崩樂壞，人們開始不再敬畏天地神靈，史官們的地位開始變得尷尬起來。
史官的使命是真實不虛的向上天呈報親歷之事，而那些掌握祭祀權的王、諸侯們因濫用神權、弒君弒父、為所欲為而不希望史官真實記錄，于是便開啟了王、諸侯、大夫與史官們的斗爭。
其實，從一開始史官們就處于弱勢，除了用自己的生命捍衛記錄真相的權力外別無方法！
“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論語》
連孔子也贊嘆當時衛國的一位史官用生命與國君爭斗的事件。可惜像史魚這樣幸運的史官并不多，當時殺史官的事件在眾諸侯國層出不窮！
漸漸地，史官們開始學會保護自己，用一種十分隱晦的書寫方式將對事情的好壞、對錯、褒貶隱藏在文字之中，諸侯、大夫在祭祀告天時查覺不到對其的貶損，而上天一定能夠接收得到史官表達的真實信息，既完成了使命又保全了性命，《春秋》便是這樣的產物，這需要有極高深的文字造詣與藝術般運用！
進入戰國時期，史官們從上百年的爭斗中敗下來，漸漸淪為諸侯們的裝飾品。
進入漢代，伴隨著司馬遷因客觀記錄當朝事務，被漢武帝處以宮刑，使其斷掉子嗣。史官僅存的一點血性與使命就徹底被閹割掉了，而司馬遷的《史記》也第一次完成了由禱告詞到歷史傳記的轉變，從此之后的史官便成為專職給帝王將相寫傳記的私人寫手！
《春秋》與孔子
《春秋》到底是不是出自孔子編撰？這算是文化界爭論數千年的懸案。
最早出現孔子作《春秋》的言論是《孟子》：“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而這幾乎成為孔子作《春秋》的鐵證。當然，也正是因為孟子將《春秋》列為了孔子之志，使人不得不心生質疑：
A、于孔子而言如此重要的《春秋》為何在《論語》中之字未提呢？《論語》作為研究孔子的權威書籍涉及了《詩》、《書》、《禮》、《樂》甚至也有出現‘五十而學《易》’的字眼，而《春秋》卻不曾出現過。
B、《論語》中清晰傳遞了孔子‘述而不作’的文字，又何來去作《春秋》呢？雖說夫子刪減過《詩》、《書》、《禮》、《樂》，但畢竟與作書不是一回事。
C、國家的史書除了史官外幾乎無人擁有改動它的權力與文字運用的能力，史官在文字運用上的造詣是祖祖輩輩傳承積累的，并非一個人通過短暫學習便可擁有的技能。《春秋》之文筆明顯出自極其成熟的史官之手，以筆為刀，一字的增減之間便見褒貶，如果是孔子動筆大可不必如此隱晦，害怕諸侯打擊報復很難成為孔夫子之憂！
疑點眾多，分歧也極大。《春秋》現存的三傳‘公羊傳’、‘左傳’、‘谷梁傳’其核心觀點大有互為矛盾之勢，以‘公羊傳’與‘左傳’為甚，相互的爭斗跨躍千年，甚至為日后經學的整體沒落埋下了伏筆。
當然，也不能因為《春秋》的作者不明而質疑其本身的價值，《春秋》內在的好壞對錯標準在很長一段時期里成為了帝王將相相互約束與勉力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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