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 綁架案

沒想到我在快要六十歲的時候終于上了新聞,六安臺播了,安徽臺播了,連中央臺也播了。他們是這樣播的:

“3月11日10時許,安徽省六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隊民警在金安區三十鋪鎮一元大道檢查時發現一輛銀灰色面包車異常,上前攔截檢查,駕駛員掏出槍支逼迫交警放行,后沿著皖西路往六安市區方向逃竄。警方迅速調度警力開展圍捕。當天上午10時30分左右,該車在皋城路大橋被逼停后,嫌犯乘機劫持了一名老人。”

我就是那名被劫持的老人。說心里話,我真不喜歡這樣的稱呼,我并不老,我出生于一九五八年二月二龍抬頭,算到底今年也不過周歲五十七虛歲五十八,怎么就成老人了?可再看身上這身衣服,也難怪,從頭灰到腳,若是擱在三四十年前,這叫艱苦樸素,叫根正苗紅,可放在今天,此刻,這就叫老土,叫衣衫不整,年輕人有哪個會衣衫不整呢,所以,他們說我是老人,恐怕也是有道理的。

可我絕不是鄉下來的老人,我是土生土長的老六安市民,二十多年前沒下崗那會兒我可是響當當的六安百貨站的正式職工,絕不是什么大集體。那會兒我才二十多歲不到三十,那時候的老人都叫我“小伙子”,說我大有前途,可什么時候,我竟也成了老人了,而且還是那個倒霉的窩囊的下了崗的被歹徒劫持的從頭灰到腳的老人?我想哭,可眼淚吞在肚里,我哭不出來;我想笑,可嗓子里又像給塞上了棉花,沒法笑。那就不笑不哭吧,可是不笑不哭又讓我憋得慌。歹徒正拿槍對著我,我倒不十分害怕,我的腦子仿佛一片空白,模模糊糊中我只感到我不能死,倒不是因為我貪戀生活,不是,我的房貸還沒有還完,我連死的資格也沒有。況且,我還沒來得及見到為了賭氣連過年也沒有回來的女兒,我就是死了也閉不上眼啊。

我知道女兒恨我。恨我沒本事,恨我沒能給她提供一個更大更好的平臺,恨我怎么忽然就成了個老人。可我恨誰呢?恨國企改制像我這樣的四零五零人員一刀切統統下崗?可下崗的人多了,要是人人都恨起來,那還能有個好?可是,若不是下崗,恐怕我也不會老的這么快。

我恨的有理。

我下崗整整二十年了,確切的說是二十一年,從一九九四年我女兒八歲那年開始。我和我愛人都在六安百貨站,下崗之前那叫雙職工,很多人羨慕;可下崗也就只好“雙下崗”,連個回旋的空間都沒有。下崗之前我在單位的政工科,平時喜歡寫寫畫畫,女兒的作文就是我一手扶上路的,女兒像我,也喜歡寫東西,可是這不好,真的不好。

下崗之前我們家的日子是不錯的。我們家拆遷之前的房子是六安第一棟商品房,在六安最繁華的皖西路。我們的確享過幾年福。冬天的時候我們家里總是生著炭火,那會兒炭很貴,而且還要票才買得到,可我們家是百貨站的雙職工,燒起炭來就跟不要錢似的,也確實不要錢,就好比現在的公務員,單位什么都發,就差老婆孩子了。不過聽說公務員事業單位現在也要改制,會不會今天神氣活現的公務員三十年以后也會像我這般成了個被劫持的老人呢?我想不明白,可我還是深為自己豐富的想象力尤其是被歹徒劫持時依然保持著的想象力而感到驕傲和自豪。這么多年了,也就這點看家本領,這點想象力,還沒丟。

可這點想象力偏偏給我帶來了不幸。會想的人都不勤快,啥實際事兒也做不了。若一輩子都有幸不下崗待在我百貨站,那也成,用不著做什么;可誰知道下崗它說來就來呢?我們是六安市第一批下崗職工。二十一年了。整整二十一年。我和我愛人賣過洗臉盆,賣過雪花膏,賣過鞋子和襪子,還賣過四五年的炸雞。我得感謝我愛人。她雖是個女的,卻比我會忙。她也不是農村婦女,可日子最困難的時候她得像個農村婦女似的去給別人刷碗,做保潔,甚至伺候病人。她沒吃過這樣的苦,可就是因為那該死的兩個字兒——下崗。我真不是個東西,我沒法子讓老婆孩子過上好日子。我不會做生意,不會賺錢,我只會寫寫畫畫,可又沒法寫出個名堂畫出個名堂來。我一事無成。當初也許真不該進百貨站,我應當去當個老師或者做個編輯,或者就踏踏實實的在政工科待著,做一個幫領導寫寫材料發發文件的小秘書,我不該想著當什么大別山商場的張經理,我不過是一介書生,當哪門子官呢?若不當官,不得罪人,也許我還能熬著,多熬一天是一天。

我想不起來也不愿再想起來這二十一年來我們家是怎么過來的。我只記得最難的時候我們白天吃豆腐煮白菜,晚上吃白菜煮豆腐,女兒說就不能做點別的吃么,我實在吃不下去了。她媽媽說,沒辦法,沒錢,我們是下崗工人,我們是窮人。我知道她也恨我。我是個男人,可我只能讓家人吃白菜煮豆腐。還有一次,她媽媽去銀行取錢,卡里還有十塊錢,我們連吃白菜豆腐的錢都沒了。女兒上學要錢,上補習班要錢,買書要錢,什么都要錢。

好在女兒很爭氣,成績很好。小學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都是憑本事考上的,而且考的是六安最好的學校。可她的性格越來越內向,和八歲之前完全兩樣。她在家里基本上不說話,有時候會一個人拿著半導體聽黃梅戲或者聽她小時候的錄音磁帶。她跟她媽不大合得來。她媽脾氣不好,也難怪,生活這么難,誰還顧得上細聲慢語呢?貧賤夫妻百事哀,貧賤母女,貧賤父女也就更談不上溝通。女兒不愿搭理我們,我們也沒時間搭理她。有時候我們甚至不得不敷衍她,騙她。我和她媽媽為了讓她好好念書,就騙她說考上六安一中帶你去北京玩。不是不想帶她去,錢呢?沒錢啊。可是女兒畢竟才十多歲,她不懂,她只怪我們騙她,她哭了整整一晚上,她說以后我再也不會相信你們了,我誰也不相信,我誰也不喜歡!她把小時候的錄音磁帶摔成了兩半,她說我靠著這個自己騙自己,我聽著這個就覺得自己還在八歲之前,你們還在單位上班;可你們也騙我,你們連我這么一點小小的希望也不能滿足,我恨你們!

女兒的話讓我的心如刀割一般的疼。除了疼,還有不安。女兒的性格像我,她太脆弱情感又太豐富,這樣的孩子,不該出生在我們這樣的家庭。不,是我們不該在她八歲的時候就雙雙下崗,這對一個習慣了冬天烤炭火的孩子而言太殘忍。

我明白,這不是一句簡簡單單的“我們是窮人”或者“麻雀怎么能跟燕子飛呢”就能敷衍過去的,她媽媽就常常這樣告訴她。可是這不能讓女兒滿意。她會說,憑什么我們就是麻雀,我們難道沒當過燕子么?我偏不信,我偏要做燕子,我們不是窮人,我們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

再后來女兒考上了大學,再后來她考上了研究生。再后來她一個人一路跌跌撞撞的找工作,到處跑,我們幫不上一點忙。我不知道她為什么總是跑得那么遠,北京,昆明,南昌,她為什么就不肯回來,回到我們的身邊來。這么多年了,她難道還在恨我們么?此時此刻,若是她在電視旁,看到我,她會回來么?在工作上我們幫不上她,可是她不應當忘了她在六安還有一個家,還有父母。況且,她還有一套房子,一百一十八平方,那是我們回遷的房子,還是在六安最繁華的地段皖西路。再有四年我們的房貸就還清了,這房子,這么大的房子本來也就是為她準備的。她媽媽雖然脾氣不好,可是處處為了她。我們本想著她能回來,將來我們可以招一個上門女婿,我們不想讓女兒受一點兒的委屈。可是,我的孩子,我的女兒,你為什么就那么固執,你為什么就不肯回來?這么多年了,你總是一個人獨來獨往,可你不是潑辣的人,你在我們的心里永遠是那個長不大的小姑娘。你為什么就不肯回來?

電視機前的各位看官,麻煩你們若是看到我的女兒張夢瑤,千萬不要告訴她你們在電視上看到了我。我求你們,我拜托你們了!

我在電視上看到了父親被歹徒劫持的新聞,我一看到那身衣服就知道是他。那身衣服他穿了快二十年,那是他下崗之前的工作服,這身衣服曾經給他帶來了莫大的榮耀,這身衣服就好比是現役軍人身上的軍裝,意味著體制所給予的全部保障與榮耀。可是,二十年了,這身衣服真的太舊了。

看到新聞的時候,我是在從昆明回南昌的火車上。從昆明到南昌要二十七個小時,明天下午才能到。從南昌到六安又得七個小時。我真的等不及了。我恨不得現在就飛到父母身邊去。我太能折騰了,我總是不能讓他們放心。可是我也真的好累。我不想這樣,可是,我卻又想不到更好的辦法。

從研究生畢業到現在有多久了,快四年了吧?我有多久沒回家了,恐怕也快兩三年了吧?我不是不想回去,我只是沒勇氣回去,我到現在還只是一只渺小的不能再渺小的麻雀,我成不了燕子了。母親說的對,麻雀怎么能跟燕子飛呢?以前我不相信,現在我懂得了。

本打算今年過年回家的。可是昆明那邊由于辦離職手續一直脫不開身。部隊和地方不一樣,凡事講究紀律和原則,對現役的是這樣,對我們這樣的文職人員也是這樣。雖然工資面前現役和非現役并非一視同仁人人平等,而且差距還挺大,可是紀律面前的確是一碗水端平,鐵的紀律誰也不能違反。所以,我只有熬到這個學期結束才能辭職。

我是去年八月份去昆明陸軍學院工作的,正好是等于在那兒待了一個學期。從去年開始中央軍委開始統一招聘文職人員,全國統考,就像公務員考試那樣,非常正規,于是我報了名。之所以要選擇昆明陸院,原因更是簡單:只有報考那里我才能把自己所有的條件都利用上。他要求有中級職稱,我有;要求有教師資格證和普通話等級證,我也有;要求有三年工作經驗,我也正好剛剛符合。而這三項有點苛刻的條件足以刷掉很多競爭者。由于條件苛刻,所以如果考上那邊可以直接聘我為講師。雖然講師和助教在工資上只相差三百塊錢,可這不是錢的問題。

況且,我只希望自己能夠教書,這也是我一直以來的愿望。之前我是在南昌的一所大學做秘書,在做秘書之前我還在一家文藝出版社做過文學編輯。老實說我喜歡編輯這個職業,我也能把它做好,可是文藝社不景氣,不景氣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工資太低,養不活自己。其實想通了也沒什么,若是運氣好,能找著個有房有車的男朋友,成個家,工作也無非就是那么回事,況且文藝社的工作性質倒也合我的胃口。可好運氣也不是人人都有的,尤其是對于我這樣只是空有個碩士文憑的外地人而言。文憑在找對象這件事兒上基本上幫不了什么忙,有時還反而是個累贅,真的。我不是不想回家,可是回了家,我又能怎么樣呢?六安當地只有一所大學——皖西學院,可是中文系想進去得博士,我不夠資格;別的工作,譬如公務員事業單位什么的,專業對口的極少,就算是對上口,也是一堆人在那兒擠,六安的公務員事業單位考試有個特點,門檻極低,一般大專最多本科就可以報,競爭非常激烈。況且,我也的確考不過大專生本科生。還有,我怕失敗,怕極了,尤其是在最后一刻被刷下來,那種滋味兒總會讓我想起來小時候父母所給于我的那些無法兌現讓我空歡喜一場的承諾,我受不了這個。

老實說在文藝社的一年多時間是幸福的,如果對經濟和物質沒有太高的要求。這里至少有一群年紀相仿,性情相投的同事們,文藝社畢竟是個文藝的地方,年輕人在一起,說說笑笑,心情總不會太差。在這里我認識了為了愛情執著的從湘西追到新疆的娜姐——那個敢愛敢恨的苗族女孩兒;我還認識了連俊超、彭小靈,我們都是習慣于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人,可我們偏偏就成了最談的來的朋友。現在,此刻,想起他們,我依然覺得溫暖。是啊,我一直在尋找愛與溫暖,其實在文藝社我找到了,是我自己又把這些給弄丟了。

懷著一心想進高校的所謂夢想,我最終離開了文藝社去了一所大學做秘書。本以為可以慢慢兒的轉崗,可轉崗是很難的事,況且我又是外地人。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人是做不了一個好秘書的,尤其是校辦的秘書。別人痛苦,我自己其實更痛苦。那陣子我怕極了上班,我覺得自己也快變成了一只甲殼蟲或者那個被自己打了個噴嚏給嚇死了的小公務員,我不大愿意說話,說什么呢?領導一說話是為了布置任務,言簡意賅;底層老百姓鄉下人說話是為了逗樂子開玩笑,滔滔不絕。可我既不是領導也不是鄉下人,我說什么呢?

不說話也好,可以省下來精氣神兒看書。于是我就考了昆明的學校,為了能教書,為了能走捷徑評講師,也為了能有一個什么體制內的編制。

可我在昆明只待了三個月,這期間我又考上了南昌一所高校的教師崗,于是我就辭了職。看到這兒你可能會覺得我折騰,不是那樣,確切的說在我去昆明之前就已經知道自己考上了南昌這所高校的教師崗。之所以要去昆明呆幾個月,說白了也是動機不純,為的是能拿到講師證和聘書,有了這個在新單位就不用再從零開始。我做秘書的時候走的是管理崗,跟這些個專業技術崗不搭嘎,如果沒有講師證我必須從助教開始。這就是我的動機。當然也許部隊的職稱評定在地方上不承認,那沒辦法,但無論如何,有總比沒有強。

昆明的確太遠了,雖說那兒四季如春,可我一點兒也不喜歡那兒春天的太陽。我好像更喜歡下雨。我沒法子讓自己陽光起來,所以我才會去昆明折騰一遭。我也不喜歡軍歌,軍歌太高亢,太熱情,可是離太陽太近離活生生的人又太遠。我喜歡的是黃梅戲,與現實生活中的人相比,我也更喜歡戲里的人兒。

況且這樣我就永遠也不會失戀。我害怕失敗,父母的敷衍與謊言讓我至今心有余悸。所以,我不會騙人,但我學會了繁衍人。不曉得什么時候開始我學會了把什么都裝在心里不愿說出來,以前是無人可說,現在除了無人可說也無話可說。語言最最無力也是最無能的,語言導致了隔膜與誤會,譬如我和我的父母,譬如我和我的同學。在昆明的時候我曾自己從花市上買了一盆百合拿到宿舍來養,隨手發了一張百合的圖片到空間上,立馬就有人留言:送花的是誰?男的還是女的?我又隨意發了個笑臉,又有人留言:笑得意味深長啊。這會兒我只覺得無聊。還有一次,在我做秘書的時候,有個同事問我:你(的網名)就是孤獨的樹?我說:不是,我(的網名)是冬天的樹。他又說,哦,那就是孤獨的樹。那種漫不經心的語調,我記的很清楚。我笑了笑,不再說話。

所以,你不要試圖向任何人訴說你的心事,沒有人有時間和精力或者愿意花時間和精力去了解你,包括你所深愛著的父母,沒有這樣的人。況且,既然連父母都在敷衍你,你還指望能有一個什么談得來靠得住可以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戀人么?也許有的人有,可我沒有,沒有人知道我喜歡聽黃梅戲,更沒有人知道除了聽戲我最愛聽的歌是《紅薔薇》,這首歌是為了紀念相聲大師馬三立而寫的,我敬重馬三立,他的經典段子《逗你玩兒》,我可以完完整整的背下來。

可是,我也曾多么希望我能有這么一個可以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愛人,不是逗我玩兒,我多么希望!大學的時候有過這么一個人,他能把《詩經》和《楚辭》從頭背到尾,他還會吹笛子,他總是穿一件單薄的白襯衫,像極了戲里的少爺。我們常常坐在圖書館門口的石凳上,他坐這頭,我坐那頭,可我們的表情仿佛不是去赴一場約會,而是去參加一場葬禮,而且死去的人讓我們極度悲傷。但我的心充滿了小小的歡喜,我多么希望我們就這樣永永遠遠的坐在那兒,一恍就過完了一輩子。可他不是戲里的少爺,他告訴我,我們沒法子在一起。他說等我考上研究生了就會明白他什么都不是,我一定會后悔,他說他是農村的,他說沒有經濟做基礎什么都是空的,他說我嬌氣,他還說城里的女孩子都嬌氣。他說他是捧著《平凡的世界》《鋼鐵是怎么煉成的》而我卻是捧著童話書長大的,我們說不上話。我想笑,可卻笑出了眼淚。他沒錯,我的確是捧著童話書長大的,我當然不曉得鋼鐵是怎么煉成的,可我只曉得我得自己照顧自己,我也從沒有期盼誰能照顧我,對我知冷知熱。我得一個人提著箱子去折騰,病了累了我只有我自己,這些我都受得了,可我受不了不明就里的就對一個人指手畫腳輕易的下結論,“嬌氣”,我倒想呢,可誰給了我這樣的資本呢?

我想有一個人能試著去了解我,我不要求他能對我噓寒問暖制造這樣那樣的小浪漫,我不需要;我只希望他能在大事情上幫我出出主意,真的遇到事情了我們可以一同面對。也許,在他面前,我愿意將所有的話都說出來,只要他愿意聽我說。

可我也終于明白,原來我們都不是戲里和童話故事里的人兒。也許,門當戶對很重要,可是,我這樣下崗職工的女兒,該找誰呢?城里人,還是鄉下人?也許,我還不如鄉下人。鄉下人用不著下崗,鄉下人至少還有地種,鄉下人還有鄉下人的小算計和小精明,可下崗職工有什么呢?有的是對過去生活的緬懷與留戀,有的是文不能測字武不能擔水的尷尬與悲哀,我是城里人,我曾經是穿著真絲絨裙子騎著小自行車的城里小姑娘,可那是八歲之前,我還不如鄉下人,若我是鄉下人,我們就門當戶對了。

若從生下來就苦,那不算苦;若從生下來就享福,那更沒話說;若生下來苦慢慢兒的過上了好日子,就跟現在好多農村暴發戶似的,那叫勵志,叫有能耐;最難捱的是像我們家這樣,從小康到落魄,我們是最找不著北的一群人。這樣的家境成就了一個魯迅,可也毀掉了無數的人。況且,即便是魯迅,倘若問他,恐怕他也是寧愿做一輩子周家大少爺也不愿成為魯迅吧。

我說的太多了,我不該說這么多話。我累了,可我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想說話。我想念我的父母,想念我的六安城,想念我八歲之前的小伙伴們。想起他們,我似乎能將我的生活再重新喚醒過一回。我真不該到處跑,瞎折騰。若還能重新選擇,我愿意一輩子守在我的六安城,守在父母身邊,我不想用一生的時間去找尋愛與溫暖,我寧愿相信我無須尋找就能得到愛與溫暖,在故鄉。

歹徒拿槍指著我的時候,我正在“小洋人千兆網吧”一心一意的打恐龍。就那樣,就吧唧一下子,槍就指到我腦殼上來了,真他媽幽默。所以我敢肯定這是個和我一樣骨子里極度幽默的歹徒。我真想對他說:喂,哥們,放下槍,咱聊聊吧,閑言碎語莫要講,表一表英雄好漢武二郎,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要不,說段相聲怎么樣?

我叫冬冬,男,目前在六安新奧燃氣上班,這單位算不上好,可是全六安僅此一家燃氣公司,所以也并不十分壞。我們單位本科生一大把,論學歷我有點自卑,我不過是大專畢業,可是本科生也不過一個月比我多一百二十塊錢,想到這個,我就又淡定了,就又能專心致志自娛自樂的將打恐龍進行到底了。

打恐龍其實是一種反叛,或者說是一種發泄。我不喜歡我的家庭尤其是我媽,我其實也不喜歡我的工作,可我又沒法子離家出走或者換個工作,我沒資本,沒學歷,沒錢,沒勇氣。以前我不是這樣,中學的時候我想著以后讀大學一定要走的遠遠的,最好能去北京,那時候我還想過報考北大法律系。我媽不講理,在我們家她就是真理就是王法,所以我想學法律。我覺得自己能說會道,我喜歡說相聲,我喜歡和人斗嘴玩兒,除了我媽,所以我覺得法律系最合適我,我就是那法律系的唯一,尤其是北大法律系。

可我的夢想還是被我媽殘酷的打破了,就像捏小雞一樣的容易。我媽其實不容易,她是六安市第二批下崗工人,2004年下的崗。下崗之前她是六安手扶拖拉機廠的一名普通工人,干了快三十年了,可還是一名普通工人,可見我媽很正直不會耍花花腸子。手扶拖拉機廠顧名思義就是生產手扶拖拉機的,所以下崗之前我媽工作很累,而且是兩班倒,一個禮拜上白班一個禮拜上夜班,不過上夜班有夜班補貼,所以我媽寧可多上幾個夜班多掙點錢。我爸是六安質量監督局的普通職工,雖說是事業單位正式編制,可是我媽沒下崗那會兒其實掙的錢比我爸高得多。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勞動最光榮。我爸的工作是聽起來體面,高大上,其實也就是個死工資,不過我爸上班清閑,所以他常常打個卡就溜回家燒水做飯洗衣服接我放學。沒法子,誰讓我媽是個生產手扶拖拉機的工人呢?

可是累歸累,苦歸苦,憑良心說,下崗之前我媽是累并快樂著。有班上跟沒班上還真不是一回事兒,這道理我懂,我大專剛畢業那會兒在家里待了大半年,那個閑啊,真他媽閑的蛋疼,可是我一點也不快樂,我覺得自己像是被社會拋棄了一樣,就一吃飯不干活的廢物,植物人,多余人,所以不瞞您說那陣子我還一度患上了失眠癥。后來靠我爸戰友的關系左繞又繞進了新奧燃氣,不滿意歸不滿意,可是畢竟不用失眠了。

所以我媽下崗之后我們家的平靜一下子被打破了。下崗之后我媽也好像得了抑郁癥似的,不說話,就那樣一個人窩在沙發上發呆,一窩一整天,眼睛直勾勾的,簡直快成畢加索筆下那思想者了。我覺得挺糾結,以前我還總以為有知識有文化崔永元那樣的人才會得抑郁癥,敢情這個病還真是沒有階級性。可我媽這個思想者還真沒思考出什么東西來,她就認準了一點:她在體制內在廠里呆久了呆得四體雖勤五谷卻不分,頭腦僵化跟社會嚴重脫節,即使出去找個事兒比方說刷個碗賣個雞蛋什么的,那也得看人臉色受人欺負,她年紀大了受不了這個。于是她就索性呆在家里做全職母親。這樣也好,雖說錢少了點兒,可有了我媽一心一意一根筋的照顧我的飲食起居,我爸再也不用每天遲到早退了。

可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哲學課本告訴我們矛盾是對立統一的。我爸是好了,可我慘了。我媽無班可上,就只好把所有的心思都擱在我身上。我那會兒還在讀初三,馬上面臨升高中,學習已經很緊張,可我媽比我更緊張。她下了崗,每個月少了幾千塊錢的進項,可我如果考不上重點高中,就得花好幾萬塊錢來擴招,她心疼錢,于是只好對我嚴加管教。她很自然的把廠長管工人那一套應用到我身上來。她時不時來個突然襲擊檢查我抽屜,看我是否正在或即將被資產階級不良思想所侵襲;她會在我復習功課時輕輕的輕輕的然后忽然闖進來,為的是看我到底是在正兒八經的學習還是在給小姑娘寫情書;也難怪,有一陣子我確實正兒八經的喜歡上班里的一個女同學,我到現在還記得她的名字,她叫張夢瑤,她的頭發很長,她的眼睛很大,我每天都眼巴巴的想著能多看她一眼,可我們一直到畢業連一句話也沒說過,可我整整喜歡了她三年。不,也許直到現在我還在喜歡她,她就是我的一個夢,遙遠的夢,就像她的名字一樣。

可我媽不關心什么夢不夢的,她只管我要好好學習天天向上考上一中再找對象,她只關心工人階級的孩子必須得根正苗紅不能有任何的不健康思想,早戀,那還了得,那可都是資產階級壞分子所為,弄不好要變資變修吃二茬苦受二茬罪的。她總是那么緊張,一點小小的風吹草動比方說我上學前把皮鞋擦得錚亮也能讓她心神不寧。她動不動就讓我老實交代,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她讓我把日記本老老實實的拿出來給她過目,她總是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向我訴說著她是如何的不容易而我又是如何的不懂事。可我該怎么交代呢?難道原原本本的告訴她我喜歡我們班上的張夢瑤,我常常會夢見她,我總是想著能和她待在一起,我甚至想著能和她在一起說段相聲或者演個文明戲什么的。可這不過是我的一廂情愿,人家壓根兒都沒拿正眼瞧過我。我沒法坦白,于是只好保持沉默。我的沉默救了我,可也害了我。我在一次又一次的沉默是金中終于習慣了沉默,我可以一整天不說話。我把幽默感裝在肚子里,我覺得所有的人都好笑,我爸我媽全都可笑。可我不說,我什么也不說。我就這樣咬著牙對抗著我媽,也壓抑著自己。壓抑的結果是我幾乎也患上了抑郁癥,高考那年我幾乎整夜整夜的睡不著覺。我媽給我的壓力讓我受不了。于是我終于只考上了一所家門口的大專。我的北大法律系也就跟我的張夢瑤一樣,成了一個遙遠的夢。

可這樣也好。我在波瀾不驚中讀完了大學,我連住校都不用,況且既然事已至此,我媽反倒對我聽之任之了。兒子大了,隨他去吧。我也管不了了。我媽這樣對別人說。大學那幾年我過得還算順心,雖然也會在心里悄悄羨慕那些到外地讀書的同學那種提著行李箱走四方的瀟灑,可也就是忽然的一想,有點不甘,可也不會再往深處想,想深了心里難受。我沒必要自己給自己找不自在。可心里還是會莫名其妙的給扎一下,我似乎渴望著一件什么東西,我知道這件東西離我并不遠,可我知道我抓不住它。我還是會夢見張夢瑤,她在我的夢里肆無忌憚而又悄無聲息的生長著,她也長大了,可她老是那么瘦,像柔弱的小貓兒似的。我想在夢里抓住她,可她即便在夢里也老躲著我,這樣也好,她躲著我,可又老會在夢里等著我。我真想自己也變成她那樣的一只貓兒,將來等我們老了就懶洋洋的躺在草地上曬太陽,我會用舌頭舔她的毛,用爪子給她在頸脖子上撓癢癢,我還會細心地給她捉虱子,我們一定會是這世上最干凈最恩愛的一對貓兒。

可是她不會回六安來了。她考上了外地的大學,畢業以后她就那樣拖著行李箱天南地北的跑,找工作,折騰,可她就不肯回來。聽說她在外面過得并不好,雖然她有文憑有學歷,可一個女孩兒家一個人哪那么好混的呢?是龍還得云托著呢,不說別的,她在外面,一個人,誰給她洗衣服做飯呢?她肯定還得租房子,三番五次的搬家,誰來幫她搬家收拾東西鋪床疊被掛窗簾呢?聽說她從畢業到現在換了好多工作,既然居無定所,她為啥就不肯回來?家里多好啊,我真慶幸自己沒有離開家。父母談不來算什么,談不來就不說,自個兒玩自個兒的,房門一關,我是我的王,我的地盤我做主,我想打恐龍就打恐龍,想購物就購物,到了吃飯的點兒我還不用自己做,我到哪兒都有飯吃,自己家吃煩了吃膩了可以去舅舅家姨娘家,玩的地方也多,同學同事一大堆,雖然我基本上不去找他們,可是想到大家都在一起,我心里踏實。張夢瑤啊張夢瑤,你真的成了一個遙遠的夢了么,可是只要你一召喚,我會立馬跟了你去,只要你還能記起來有我這么個人。我要把我的故事只說給你一個人聽,我只給你一個人說相聲,我只在你面前幽默,我只做你的大花貓。

可我已經二十七歲了,我還沒有女朋友,說出來你可能不會相信,我連戀愛都沒談過,真的,真不是逗你玩兒。于是我那下崗工人的媽開始著急了,她逢人就讓人給我介紹對象,我估摸著她會將我的一寸照片和工作名片隨身攜帶,見人就像散傳單似的發一份。她的努力也沒有白費,這不,今年春節,我終于開始了我的相親歷程。

從工作性質上看,那姑娘是個農村小學的特崗教師,有編制,但工資不高。工資低點沒關系,穩定就行,將來要真成了一家子活動活動沒準還可以把她的工作調到六安市來,實在不行就調到新奧燃氣來也成,所以這點非常合我爸媽的意;從相貌上看,那姑娘不丑也不漂亮,正常人,但有點偏胖。不過胖點更沒關系,胖身體好,胖點還顯出福相,你看楊貴妃和林黛玉那個命好,一目了然。所以胖也正合我媽的意。唯一讓我媽不滿意的是這姑娘眼睛不太靈活,老是若有所思的,好像揣著無窮無盡的心事。其實這點倒正合我意,原因很簡單,凡是我媽反對的我都積極擁護和贊成。

可這會兒我那工人階級的媽以最快的速度背叛了她的出身她的階級,她推心置腹的對那胖姑娘說,你呀,要學會眉目傳情,現在談戀愛不都講究拋個媚眼化個妝什么的,你看我,這么大年紀了,你瞅瞅我這頭發,有什么不一樣的么?胖姑娘搖搖頭。我媽嘿嘿一笑,呼嚕一下就把假發套給掀了,我忽然發現,不曉得什么時候她的頭發竟全白了。

其實我連那姑娘長啥樣也沒看清,我壓根兒心里裝不下別的人。可我清楚地記下了她的名字:張夢嬌,跟張夢瑤只差一個字。

也許,她會成為我的張夢瑤,我期待能,可又害怕能。

這會兒,張夢瑤在做什么呢?她會在電視上看到我么?她還能記起來我么?我看到有警察走了進來,這警察怎么這么面熟,對,我想起來了,這是小南海派出所的所長劉青,我們家老鄰居老街坊了,今年過年的時候我還用手機給他拍過照。那會兒剛下過雪,他大概多喝了兩杯,拿把大笤帚急吼吼的跑到院子里擺出掃雪的pose,還非得拉著我給他拍。他對我說一定得傳到網上去,標題他都想好了,就叫做《人民警察愛人民》。這不,愛人民的機會來了。所以,我相信人民警察,我一定會化險為夷轉危為安的。

按理說我這個年紀的婦女尤其是家庭婦女最不該出現在網吧,可我做不了自個兒的主,我不愿意回去,待在家還不如待在網吧,至少在網吧還不用吵架,清凈。可沒想到今兒偏偏攤上這事兒,稀里糊涂就成了歹徒手里的人質。死就死吧,反正三分錢一條命。只是我不放心他,我走了誰來照顧他呢?夫妻一場,再吵再鬧,可畢竟還是有感情的,況且我們畢竟也是結發夫妻,我們還有個女兒。想到女兒我的心就如刀割一般的疼,我不能死,我就算死也得等女兒結了婚以后。我的命不是我自己的。

我屬雞,跟王菲同年。可是同年不同命,同樣是女人,人家活得轟轟烈烈,人家有錢;我沒她那么好的命,我沒錢,我不過是六安市第三批下崗工人,2008年我和我男人雙雙下崗,一直到現在。

下崗之前我們都是紡織廠的正式職工,靠死工資過日子,雖然緊點,但也還過得去。物質上差點其實沒啥,我不怕,最讓我痛苦的是我男人在外頭有人。年輕的時候就這樣,我以為結了婚有了孩子他就會收心,可是沒有;我以為下了崗沒了工作他也會收心,可也沒有。他找的女人有點錢,至少不用他花錢,他們都說我男人漂亮,人見人愛花見花開。是的,年輕的時候我也覺得他漂亮,可漂亮有什么用,漂亮是禍根,我的路被我自己給走錯了堵死了,一晃連我的女兒都到了談婚論嫁的年紀。可我想起來自個兒談戀愛那會兒,還真就跟昨天似的,真真兒的。時間真不是個東西,一輩子,一眨眼的功夫,沒了。

我和我男人是紡織廠工人,我媽和我婆婆也都是紡織廠工人,我和我男人都是頂各自母親的職進的廠。這就是老國營單位的好處,老子退了兒子上,所以說以廠為家,這就叫歸屬感。歸屬感就是心里踏實,心里覺得妥妥的,雖說一輩子看到了頭,可一輩子不過就幾十年,仔細一琢磨,誰又看不到個頭呢。進廠那會兒我才十六歲,紡織廠食堂的打飯窗口特別高,我夠不著,他就老幫我打飯,打了飯我們就湊在一塊兒吃,他比我大三歲,屬馬,屬馬的人都漂亮,和他走在一起,我覺得像是走在春風里。他還老拉著我逛商店,我們拿了東西就會偷偷地往一個小側門邊上溜,他說這叫尋求刺激,好玩兒。我信我男人,他不是為了沾那一兩毛錢的光,他的確是為了找樂子。所以我寧愿相信他背著我一次又一次出軌,也是為了找刺激,找樂子,僅此而已。

我們結婚的時候,我十九他二十二歲,是早了點兒,可是沒法子,我懷了孕,那會兒跟現在不一樣,大姑娘未婚先孕總不是件光彩的事。既然著急結婚,那就只好一切從簡,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我們都是后來自己置的,結婚的時候我媽賠了我四床繡花背面,他家里給了我們兩百塊錢,就這些。可我一點兒也不怪他,能嫁給他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他愿意娶我,就這點,我得一輩子念他的好,可是我也恨他,他還不如不要娶我,我若一狠心把孩子打了,這會兒說不定還……可這都是命,沒法子,命里注定他就該是我的男人。

可我從來就沒有拴住過他的心,這是我的悲哀,真的。他們說留住了男人的胃也就留住了男人的心,這話不對,至少在我這里是行不通的。結婚的時候我十九歲,那會兒我們還和他父母兄弟住在一起,我給他們一大家子做飯洗衣服,沒人逼著我做,我自己愿意,我覺得這是做媳婦兒的本分。這是我媽告訴我的,我信。再后來紡織廠給了我們一間八平方,雖然小,可那是我們自己的家,就是在那兒我生下了我們的女兒張夢嬌。名字是我起的,我希望我女兒能幸福美滿,將來能遇到一個知冷知熱貼心窩子的男人心疼她一輩子,把她當做嬌弱的花骨朵兒似的。這也是我少女時代的夢,可是在我十九歲的時候破滅了,我只好把我的夢寄托在我女兒身上。我生她的時候,我男人不在身邊,別人生孩子只有辛苦,我不怕辛苦,可我受不了打掉了牙往肚里咽的辛酸。苦可耐,酸不可言。

生了孩子之后他對我好過一陣子,我記得有一年冬天,好像是九十年代初,商品經濟剛剛起步,他跟朋友到溫州販賣酒精爐賺了點錢,回來的時候他給我帶了一件大紅羊毛衫,還非得要看著我穿上。他說你皮膚白,穿大紅最好看了。這句話我一直記著,這么多年了那件羊毛衫我一直穿著,這會兒就穿著。可誰料想我竟成了人質,這是我自己造的孽,我不怪誰,死了也好,一了百了,我只愿他看見那件羊毛衫還能想起我們年輕的時候,我不求他原諒,我只希望他能原諒并善待我們的女兒。女兒沒有錯,她真的沒有錯。

這話得從2008年下崗說起。好好的紡織廠,說倒就倒了,廠里一次性打給我們六萬塊錢,工齡全部買斷,男的得到六十女的得到五十才能拿到退休金。2008年,他四十二我三十九,女兒十九歲。我們沒有一技之長也沒有文憑,只能打零工。他去了一家賓館當保安,我找了一家網吧收款。他一個月是一千五我是八百塊錢。沒法子,在六安這就是行情,沒人剝削我們,是我們自個兒不爭氣,怨不得誰。女兒那年剛考上大專,正是要錢的時候,能掙一點就掙一點吧,況且日子總是慢慢兒好起來的,雖然我們過了大半輩子也沒見好起來,可我不怕,我有女兒,等女兒畢了業找到工作,我還是愿意相信一切都會好起來。

可就是在他當保安這年出的事。他跟賓館的一個領班好上了,這沒啥,我可以裝糊涂,只要他們不在我眼皮子底下,只要他們還能給我留一丁點兒的面子和尊嚴,可是他們偏偏要搞到家里來,搞到我的床上來,也許他們算準了那會兒我鐵定的不在家,可我偏偏就中途回來拿東西,天趕地催的似的,我不是瞎子,到這時候我沒法子再裝,也裝不下去了。

家丑不可外揚,我只把我媽叫來了。可他竟然當著我媽和那個女人的面打我,我想哭,可早沒了眼淚。我們連婚也離不了,當年結婚的時候我沒到年齡,結婚證上寫的是我姐姐的名字,我們若想離婚還得先結婚。既如此還爭什么呢,我啥也不說了,就這么過吧,我不相信他會一直這樣。就算他還這樣,我也認了,我只要過好我自己,照顧好女兒,就夠了。

我像塊木頭似的在網吧收款,忙的時候還好些,顧不上想什么,閑下來的時候心還是會疼的厲害,我畢竟才剛過四十,我還不老,可我似乎將一輩子都看到頭了。女兒周末會回家來,女兒一天天大了,她似乎什么都明白,她淡淡的對我說:媽,實在不行就散了吧,再找一個,我不想看你過得這么苦。

可我這個年紀,還找誰呢?我心里想。可偏偏那個人就是在這個時候出現了,他老愛來網吧上網,他是個城管,事發現場紡織廠大橋這一塊兒都歸他管,可他這會兒不在,不在也好,我不想讓他知道我這會兒竟成了人質。就是死,也得體體面面的死不是。我愿意我在他心目中永遠不死。我不愛他,可我們說得上話,他跟他老婆關系也不好,一種類似于同病相憐的感情抓住了我們也拉近了我們之間的距離。我跟女兒說了我們的事,我還帶女兒去見過他,女兒支持我,他讓我給他一點時間,等他處理完了和他老婆的事情,他就會和我一起生活。

后面的事我想我不說你們也猜到了。我男人發現了我們的事,我男人不許我再去網吧,他還堅持認為是女兒教壞了我,我和女兒合起伙來騙他背叛他。說到底,他在乎的其實是他的自尊心,是他那點可憐又可嫌的自尊心。他不是愛我在乎我,他只是受不了所謂的欺騙與背叛。

可他不該把氣撒到女兒身上,就因為女兒說他是“嫖客”,說他沒有權利來指責我們,他受不了這個,他讓女兒滾,從此他再也沒見過女兒,他說在他心里他的老婆孩子都死了,我們都該死。

是的,在他心目中我們的確早就死了,我和他也早就只有夫妻之名而沒有夫妻之實了,這沒什么,可我們不該把我們的種種不和諧寫在臉上掛在面上,這對女兒來說太殘忍。沒有夫妻和睦家庭溫暖對一個孩子尤其是女孩子的成長更重要的了,窮點苦點沒什么,只要恩恩愛愛,可我們的家永遠是寂靜的甚至是冰冷的。大部分時候他都不在家,我一個人帶著女兒,他有他的好處,下崗之后他除了做保安還在麻將館打牌,打牌有時候能贏個百十塊錢,有一陣子他還老撿到錢,十塊八塊的,他全都交給我。十塊八塊足夠維持我們家一天的菜錢了,有時候我想要是就這樣安安靜靜的過下去,苦點累點我都愿意,可他偏偏要去找那個女人,我受不了,他即使把家賭掉輸掉賣掉我都可以不過問,可他不該當著我媽的面兒打我。就這一點,我至死也原諒不了他。我和城管好,我想背叛他,也全是因為這個,我也是人,是女人,他不該這樣對我。

他這樣對我也就罷了,可我們的常年冷戰與種種不合給女兒的心理留下了巨大的陰影與傷害。女兒的話越來越少,那是因為我們一上班就得把她一個人反鎖在家里;女兒怕跟人接觸尤其怕跟男同學接觸,她一說話就會臉紅甚至壓根兒的就不愿說話,那也許是因為我男人和那個女人的緣故;而最讓人揪心的是女兒的眼光總是那樣呆呆的,有時候她能就那樣呆上一整天,有一次我上班之前把電視機打開讓她看,等我回來了,電視早演完了只剩下滿屏雪花點兒在刺刺啦啦的響,可她還那樣呆呆的盯著電視機。我說夢嬌你怎么還不睡覺,她說她害怕,我問她爸爸還沒回來么,她愣了好一會兒才說,我都忘了我還有爸爸了。爸爸不回來更好,他一回來又會找著媽媽吵架,我更害怕,我躲也躲不開。我把女兒摟在懷里,她就睡著了,可她睡著了眼睛上還掛著淚珠兒。我真不該生她,女孩子是用來疼的,可她父親我男人似乎從來都想不到這一點。女兒十五六歲的時候有點胖,他便隨口撂下一句話:長這么胖干嘛,長這么胖不擔心以后嫁不出去啊。女兒頂他:我就胖,怎么著!我礙著誰了我傷著誰了!要你管!

大概人都會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膽小的另一面便是不管不顧。不曉得什么時候女兒學會了喝酒,而且酒量很好,但她從不在外面喝,她只在我和我男人又將要爆發戰爭的時候才喝。一瓶啤酒,她仰著脖子一口氣就喝了下去,然后將空瓶子往桌上一摞,出口就會傷人,傷我的男人他的父親。六安方言就這么點兒好處,硬實,直統統的,句句戳人心窩子。我知道女兒想保護我,可是誰來保護我們呢?

在我心里她永遠都是那個需要人去呵護的小女孩兒,可有誰能幫著我照顧女兒呢?我不要彩禮,只要他能實心實意的對夢嬌好,只要他們能有一套房子可以住,就行。我不求別的,只求他能讓我女兒的目光漸漸地活泛起來。

過完年,我女兒就二十五歲了。她現在在六安下面的一所農村小學做特崗教師,工資不高,但是女兒很懂事,還總給我買這買那。女兒也一直沒有朋友,以前談過一個,沒成,他們說這姑娘有個風流的媽,還有個嫖客的爸,那還有個好。真相是什么不重要,人言可畏,唾沫星子淹死人,尤其是在六安這樣的小城市小地方。

好在女兒的工作是有編制的,很穩定,這在我們這兒是一個拿得出手的砝碼。今年有人給女兒介紹了一個男孩兒,在新奧燃氣上班,母親和我一樣是下崗工人,可人家父親爭氣,在產品質量監督局工作,男孩兒的工作就是他父親給找的,我女兒跟他若能成,也許可以調上來,那樣就用不著在農村呆一輩子了。我們家雖是下崗工人,是城市的最底層,可我也不愿將女兒嫁到農村去。農村人嫁女兒要彩禮,要現金,什么都要,為的是拿嫁女兒的錢娶媳婦兒,我沒有兒子,我只有夢嬌一個女兒,我不要彩禮,我只要她幸福。

可是,我還能看到女兒高高興興的穿上婚紗么?我結婚那會兒沒有擺酒,我連領了個結婚證也是不明不白的,我希望女兒能有一個獨一無二的婚禮,可是,我還能看到這一天么?

六安“3·11”事件已經過去快一個月了,媒體上沒有再出現關于此事件的進一步報道,只說案件還在進一步調查中。“3·11”畢竟比不過“9·11”轟動一時,人質們也不過是幾介草民,三分錢一條命罷了。六安人論壇上也沒有出現關于“3·11”的任何消息,那大抵是因為上論壇的都是時髦的年輕人,沒什么下崗工人。可是年輕人也有自己的情感交流圈子,清明節這天六安人論壇上發了一首題為《遠方》的詩,是一個網名叫做“遙遠的夢”的姑娘寫的,而且據說發完這首詩之后姑娘就在自己家中服用大量安眠藥而自殺,死因不詳,有人說她死于抑郁癥,也有人說是因為家庭矛盾加上個人情感問題,等等。可是論壇上幾乎所有的人都在指責這姑娘不懂事,太脆弱,有多大的難處扛不過去的,說出來,大家都會幫助你的。在我們的六安人論壇上無論見過面兒沒見過面兒的,大家似乎都親如家人,互相的噓寒問暖,比著勁兒的知冷知熱。可是大家伙討論的不是一個年輕生命的消亡,而是這姑娘到底住在那個小區那一棟那一單元,看來那里不吉利風水不好,以后買房子租房子千萬不要往那兒趕。當然也有吃飽了沒事兒干的家伙記下了那姑娘的詩,還把它抄在筆記本上,以此來紀念一個微不足道的生命的流逝:

你問我要去何方,我說我要回到故鄉,我不敢忘卻那兒的夕陽和月光,

我只想守在那兒做一個白衣飄飄的姑娘。

可火車站總讓人暈頭轉向,一不小心就把我拋到這個成天出太陽的地方,

這里意氣風發軍歌嘹亮,但高亢的歌聲卻讓我心充滿憂傷。

我在軍歌里想象著他現在模樣,還有當年的夕陽和月光 ,可這里偏偏每天都出太陽,溫暖的陽光粉碎了我所有的夢想。

待我收拾行囊發誓去追尋月光和夕陽,卻發現他正牽著孩子的手穿過破敗的小巷,

也許他們是要去看初升的太陽,原來他和我一樣也早忘卻了月光和夕陽。

你問我為什么騙你說是回故鄉,我哭著說其實我早就厭倦了遠方。

莫再說什么夢想與希望,我們其實早就背叛了月光和夕陽。

火車轟轟隆隆如時光一樣靜靜流淌,將旅客從故鄉送往遠方再折回故鄉 可為什么我再也找不到那個白衣飄飄的姑娘,她可以一路向北所向披靡從江南直到新疆。

好時光辜負了好姑娘,好姑娘辜負了好時光。

好時代辜負了好夢想,好夢想辜負了好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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